苏娅

　　北京时间10月9日晚7点，备受关注的2009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揭晓——56岁的德国女作家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因其作品“兼具诗歌的凝练和散文的率直，描写了一无所有、无所寄托者的境况”获得这一殊荣。

　　出生于罗马尼亚Banat一个日耳曼少数族裔家庭的米勒， 1982年因在国内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集《低地》，遭罗马尼亚当局的审查和删减。同时，米勒因拒绝与当时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统治下的安全部门合作而失去教职。1987年，米勒和丈夫、小说家理查·瓦格纳移居德国。

　　离开罗马尼亚20余年，米勒的写作却无一不在书写罗马尼亚时期的生活。对她来说，“最有意义的生活便是在罗马尼亚集权统治下的那段经历。在德国的生活非常简单，而就在几百公里外，便是我那些过去的记忆。”评论则称：“米勒的写作在‘跨文化’的两个国家和两个民族的夹缝中保持了一个写作者的独立性和自由感，完善着作家职业应有的使命、价值和良心。”

　　“最有意义的生活便是在罗马尼亚”

　　米勒的作品，大多反映齐奥塞斯库时期罗马尼亚人的生存处境。谈论她，势必需要回到上世纪80年代初，米勒成长的年代。

　　80年代初，齐奥塞斯库颁布了荒诞的《大罗马尼亚打字机法》。其中规定，罗马尼亚公民、企事业、机关、学校等，想拥有打字机须事先得到警方许可。要成为打字员也须照此办理，同时将所打字的样品上报，打字机需修理时，使用者及其打字机均需更新执照。——为打字机立法，世界上唯有罗马尼亚。

　　大学阶段米勒便加入以获得言论自由为宗旨的巴纳特行动小组(A ktionsgruppe Banat)，这一号称为“理想的罗马尼亚—德国作家组织”。在一篇题为《感觉是如何自我虚构的》的演讲中，米勒坦陈，严格的审查迫使她学会了复杂的语言攻守策略，陌生化的段落建构、意象的扭曲式表达和心理状态衍生式通感，导致她不得不与那些明快清晰的文学“绝缘”，将一种沉重的阴郁与晦涩发展成为幽深的美学。

　　“当我离开的时候，我打包了自己的过去，并且意识到集权统治在德国仍旧是一个尖锐的话题。”1987年，米勒与丈夫一道移居当时的西德，但此后她的笔触，总伸向罗马尼亚讲德语的小村落，记录社会底层人民的苦难生活。1982年，处女作、短篇小说集Niederungen（《低地》）在德国出版，1984年，《暴虐的探戈》出版，两书所描绘的主题都是人们生活的虚伪，当局者的残酷与腐败。1999年，《低地》英文版以Nadirs的书名出版。这两部小说集，奠定了米勒随后的写作走向。独裁统治、压迫的现实、冷漠无常的世事、被背叛的友谊，成了米勒书写的永恒主题。

　　“罗马尼亚民歌里的比喻比德语更适合我”

　　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对赫塔·米勒写作的“少数民族语言运用的独到性”以及“字里行间的道义感”给予了特殊关注。

　　米勒的身份无疑是双重的、奇特飘忽的。身为德国后裔，她在罗马尼亚属于少数民族，其小说《低地》以儿童的视角再现巴纳特人（德国后裔）的乡村生活，曾引起广泛争议。而在德国，她又被定义为“移民作家”，或者“外来者”、“边缘人”。或许，正是如此特殊经历，为她的跨文化写作提供了重要的素材，而米勒所擅长的，正是把独裁统治时代的人性毁灭与政治流亡的漂泊无依之感，逆转为意象丛生的语句。

　　“井不是窗也不是镜子。向井里望久了，常常会望进去。那时，外公的脸就会从井底升起，停在我的脸旁。他的双唇间是水。穿过井可以看到一根黑色的大轴，可以看到它在村庄底下旋转着岁月。”这是赫塔·米勒短篇小说《黑色的大轴》的开头。《世界小说评论》曾这样评价她的风格：她用自己独特的风格，把文字化作散文诗，“诗歌与描写恐惧的细节产生碰撞，产生的隐喻效果动人心魄”；《当代小说评论》则称“米勒创造出近乎残忍的诚实和忧伤的语境。观察简单却无所畏惧，讽刺鲜明随处可见。对读者而言，设身处地的童年经历让人有着感同身受的痛苦”。

　　米勒的作品目前没有简体中文译本。1992年，（北京）歌德学院曾举办过一个德国文学翻译征文比赛，当时选用的作品正来自赫塔·米勒。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德语文学研究员张佩芬说，米勒的文字看似不难译，但要想准确传达她文字中的韵味，却非常难，很能考验翻译的功力。

　　“语言”似乎是米勒写作最可贵的价值所在。她意识深处那个“永远回不去的故乡”经由语言被拉近，抑或“重生”。米勒幼年生活在一个罗马尼亚的德语社区，大部分作品以德语写成，她回忆道，自己第一次接触罗马尼亚语已经是15岁时了，“我的罗马尼亚语水平一般，我相信罗马尼亚语最美的部分是我在轿车厂干活时学到的日常用语。今天有人问我从先锋派那儿学到了什么，我回答说我从民歌那里学到的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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