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健芳

　　被称为“休克疗法”之父的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Sachs）现在对中国充满了兴趣，他正在准备启动他的 “中国2049项目”。这个项目想告诉世界，40年后的中国将会怎样？是的，这是一个复杂而宏大的项目，但却让人充满遐想——关于未来，谁都想知道。

　　“我们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否能够持续5-10年？我们是否能够继续过这种好日子？我们下一代人是否继续过类似的好日子？”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市场研究室主任曹红辉心中也有着一系列不确定。

　　10年，20年，40年，甚至60年，中国经济会怎样？

　　基石

　　现实是未来的一块基石。

　　接受本报采访的众多专家学者都认为中国经济的未来取决于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这同样也是过去6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

　　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曾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研究院工作过，参与过多次经济体系改革工作，他为本报回顾了建国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发展的历程。

　　中国真正大规模经济建设是在1953年，“一五”期间中国在前苏联帮助下，确定了重工业优先增长的方式。但此后由于发展中的一些失衡，出现了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农业不行的结构失调问题，1978年改革的初衷就是调整这种结构失调，乡镇企业在此轮结构调整中找到了空隙，于是从1978年到1990年，中国重工业比重开始下降，轻工业比重不断上升。

　　1993-1994年中国开始提出了两个转轨——经济体制的转轨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轨，之后政府和企业都为经济增长调整做了很多工作。

　　“我的评价是，第一，调整经济结构有一个必要性，第二是结构的调整靠政府手段并不是完全值得赞赏的。”回过头来曹远征评价。

　　2002年中国加入WTO后，产能过剩问题突然消失，曾经担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现在是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的王建这样回忆：“在上世纪90年代末之前，已经有了两次全球化，但前两次都没有出现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情况，而在第三次全球化过程中，制造业开始向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转移。”

　　这次转移如此迅猛，导致中国出口导向经济发展迅速 ，“我们把别人全部打垮了,在全世界的案例中间，从来没有一个大国会是这样发展，这也形成了独特的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曹远征回忆。

　　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下，国际间收支越来越不平衡，中国出现资本项下和贸易项下双顺差格局，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第一个从学术角度提出，这种模式是不能维持的。

　　从2005年开始，中国就出台了很多政策，比如说降低出口退税率、提高劳动工资成本、提高土地使用价格等政策进行经济增长模式的调整；2006年，国务院还出台了《关于加快促进产能过剩产业结构调整的通知》，其中钢铁、电解铝、煤炭、汽车等行业就被列入产能过剩产业。

　　“事后由于金融危机，有人批评这些政策，但从历史角度看，谁也没想到会有金融危机。”曹远征说。

　　问题重现

　　金融危机导致正在进行的增长方式调整和产业结构调整被迫推迟，为了应对危机，中国推出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这也使得目前产能过剩问题重现。

　　也因此，一些专家学者开始担心，中国是否正在逐步丧失经济结构调整的良机，重新回到过去依靠投资和外贸发展的老路上？

　　苏格兰皇家银行（RBS）中国研究部主管刘鸣镝女士观察到，虽然中国决策层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调整结构的重要性，但从实际步伐上来看，目前中国政府更注重保增长而不是调结构。

　　数据也可以说明上述问题。今年1-8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3%，对经济的贡献率超过80%，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从1-7月的11.6%上升到了1-8月的14.7%，反映钢铁业投资的指标——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固定资产投资从1-7月3.3%上升到了1-8月的11%。从贷款投向来看，上半年只有7%的新增贷款流向房地产，7月份这一比例上升到54%。

　　在这种生产模式下，中国产能过剩问题重现。

　　8月份工信部发布 《2009年中国工业运行夏季报告》就已经提出产业过剩问题，与此同时，全国人大财经委在报告中也提到，中国有19个产业已经出现过剩，19个产业中有很多是从2006年就已经开始调整的产业。

　　这些数字是否意味着中国经济真的遇到过去的“老问题”了？

　　“中国过去就靠投资和外资来维持高增长，如果把这两个东西拿掉了，新的增长没有培养起来的时候，就等于自毁其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毛振华说。

　　“实际上中国产能的升级和调整贯穿了整个经济发展的所有过程，是一个持续的、渐进的、长远的过程。”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市场研究室主任曹红辉说，不过曹远征却认为，这60年有一点是一成不变的，都是一个靠各种要素投入量发展的过程，经济发展在质量上的转变并不明显。

　　必须面对的问题

　　如果看中国20年之后的经济，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肯定是悲观者。“现在我们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成本低，但最终经济发展要靠技术来拉动，这时候中国有比较优势吗？”

　　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依靠投资和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很简单，以前别人有需求，你可以出口，但现在别人需求少了，你自然要改变经济增长模式。”王建说。就此曹远征也表示，中国所谓转变经济结构不是要不要转变，而是必须转变，世界经济都在调整，要求你中国必须要变。

　　几年前，中美之间曾就全球失衡是中国的责任还是美国的责任争论，现在，9月底在美国匹兹堡招开的G20峰会上，美国再次暗示中国应承担责任。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就明确指出，“要把调整经济结构作为主攻方向，更加注重以内需为主、特别是最终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但如何发展内需、进行结构调整？目前存在很大的争论，“很多讨论集中在两方面：一个是反危机政策能不能和结构政策相协调，要不要退出？现在这个判断还没做出来，这个政策全世界都有争论。”曹远征观察到。

　　这个讨论延伸到产业层面，就是中国现在是否存在产能过剩问题？“很多人还抱有幻想，认为中国会出现以前的那种幸运，未来的经济发展会解决现在一些产业产能过剩问题。但曹红辉认为，中国一旦错过此次时期，将错过了最好的调整机会，“因为世界经济不行，此时中国调整是比较容易调整的，如果别的国家经济起来时，中国再想调整就十分困难了。”

　　除了是否需要结构调整之外，另一个有分歧的问题是结构调整短期政策和长期政策各是什么样子?

　　曹红辉认为目前的调整不仅是结构性的，而且是全面的、多层次的。王建认为，如果要解决整个结构调整问题，就不能只靠供给这一端，“而要提升需求，而要提升需求，必须走城市化道路。”潘向东还认为，除了城市化之外，中国必须进行产业升级。

　　如何解决？

　　从政府角度上看，中国必须在摆脱经济衰退和结构调整之间、短期结构调整和长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之间找到均衡点。

　　短期来看，中国政府也在努力减少经济刺激的副作用，例如工信部开始对产能过剩开始警惕，提出清洁能源、风能、太阳能出现了新一轮过剩问题，而对老的产能过剩，比如说钢铁、水泥、玻璃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

　　但对中国正在进行的结构和产业调整，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教授有些悲观，“分权体系成为结构调整的障碍，在地方利益支撑和地方市场格局下，目前结构调整并不能带来结构优化。”他还举例，“目前我们为了产业调整而进行的一些购并，主要是政府主导性的，并不是企业本身的行为，表面上整合的不错，但是产能问题解决不了。”

　　不过曹远征却从目前结构调整中看到了积极的现象，“这次的调整和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调整不一样，”曹远征说，“首先，我们主要靠市场经济体系、依靠价格体制改革促进结构优化和经济进步。同时政府开始制订更严格的标准，比如制定环保标准、能耗标准等促使结构的转变。”

　　其次，目前的结构调整也出现一个重大的迹象，“金融危机把我们惊醒了，我们认识到靠出口导向维持不下去，而内需的核心问题是收入，这次在反危机政策里面就也提出了保增长的目的是保民生和保就业。”曹远征说。

　　最后，调整结构也有新的方向，即鼓励产业结构和产业比例关系的调整，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发展服务业，提高服务业在三个产业之间的比重。

　　当然，曹远征也承认，目前改革还有一个误区，那就是调整产能依靠政府干预，这是计划经济的老思路，被经验证明是不行的，“所以我们要进行改革，必须要进一步推行价格体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财税体制的改革”。

　　“总体上，结构调整是持续性的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曹远征说，对此刘元春认同，他表示，虽然中国增长方式转变还是朝良性的方向发展，但调结构的速度必须要完全建立在社会结构改革基础之上，所以发展过程比很多人想象的要慢的多。

　　来源：经济观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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