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全球经济格局之变，让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以往的路程，并着力调整未来的增长之路：既要应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又要把握“前所未有的机遇”。就转机的角度而言，除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发展引擎的转向，金融危机对于中国，还有一个在全球再平衡格局中的新定位问题。因此，目前也可以视作是来自于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生态重建过程中的一个机遇。

　　张茉楠

　　中国的经济崛起以及中国经济模式一直被视作一个奇迹。现在学界的共识是，要素、改革和全球化这三大红利，支撑了中国经济超常发展的黄金30年。

　　在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劳动力优势是催生中国出口导向模式的主要原因，较低的劳动力价格和特定的经济制度导致产出分配趋于悬殊，衍生出高储蓄、低消费的结构特征。1978年储蓄占我国GDP总量的38%，2007年的时候占到了51%。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低劳动力成本、高储蓄、高投资、高资本形成。此即要素红利也。

　　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带来的制度化变革产生了强大的溢出效应。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历史转折。从建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农村双层经营体制开始，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到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再到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经济管理制度，可以说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政策性和体制性需求，为中国30年持续高增长释放了巨大的活力空间。此即改革红利也。

　　30年间，中国正赶上了全球产业与贸易分工体系重组的浪潮。美国将传统的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中的生产制造环节，甚至部分低端服务业大规模向外转移，特别是有资源优势、成本优势、市场潜力和产业配套能力强的新兴市场地区。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被不断地纳入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全球分工体系和生产链条中。改革开放外向型发展战略的提出，一方面使我国的外源性增长效率得到提高，另一方面，对外依存度大幅提高和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其中进出口比值占GDP比重从改革开放初期的9.7%上升到66.2%，中国外贸依存度高达60%，中国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此即全球化红利也。

　　然而，随着全球经济危机和供给冲击的影响，依靠人口红利、土地成本、能源成本和环境成本形成的所谓“投资成本洼地”效应逐步减弱，“低要素成本”时代已一去不返。今天，制度变革、要素投入、全球化、人口红利所提供的长期增长动力都在衰减，主要依靠低成本刺激的出口超高速增长逐渐回归常态增长，以大量增加资源资金投入维持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走到尽头。

　　当前的全球经济格局之变，让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以往的路程，并着力调整未来的增长之路：既要应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又要把握“前所未有的机遇”。

　　从挑战来看，我们现在面对的是长期增长动力衰减的冲击与挑战。就转机的角度而言，金融危机对于中国，除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发展引擎的转向，还有一个在全球再平衡格局中的新定位问题。因此，金融危机，也可以视作是来自于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生态重建的过程中的一个机遇，而目前恰恰也正是中国发展战略由外向内三个重大调整和转变的重要机遇期。

　　首先是外延型经济增长向内涵型经济增长的转变。每一次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遭遇困难和阻碍，都是加速改革、培育基础、酝酿动力、提升能力、养精蓄锐的蛰伏期。这次当然难度更高，困难更大些，但我们别无选择。只有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加速人力资本形成、技术进步以及制度化改革对经济增长的溢出作用，中国经济才会由粗放型的斯密增长向熊彼特式的内涵增长转变。

　　其次是由外向型经济增长向内需型经济增长转变，而这也是实现世界经济的再平衡的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此次金融危机和此前历次危机最大的不同在于：这次危机不仅是周期性的危机，更是一次累积性的“结构性危机”，而这其中世界消费与储蓄结构的失衡就成为传导失衡的重要一环。金融危机后，全球的储蓄—消费格局必定发生重大改变，其非常显著的特征和趋势就是，中、美两国都将向有利于本国经济均衡的方向收敛，由中国生产，美国消费变成由中国自己消费来替代出口，替代美国消费。这实际是发达国家的消费权部分让渡给发展中国家。

　　其三是由主要依赖国际资本向培育壮大本土资本转变。30 年前，我们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加工贸易、外资引进、资源开发、补偿贸易等方式开始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这些方式是从当时中国低度发展实情出发的现实可行和最具效率的战略选择。也正是当时中国缺乏资本、先进技术和融入全球经济的能力的阶段性特征，决定了中国走上以本国低级要素吸引外国高级资本要素的道路，然而这也决定了在国际资本流动的利益分配上，高端资本发达国家可以通过资本输出、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获得大部分利益。现在，历史和现实都要求翻过这一页，而中国能否实现由积极争取贸易优势向培育更高层次的资本竞争优势转变，如何寻求中国资本的竞争优势，实现资本战略的重大转型，将对中国能否从贸易大国走向资本强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当下，中国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上，中国经济发展正跨入新的历史阶段，需要承担起新的历史责任，对世界发挥中国应有的作用。庄子曾经说过，“内圣外王”是治天下之道，用于今天，“内圣外王”其实也是应对危机之道。相信经过内功的不断锤炼，中国定能开拓下一个黄金60年。

　　(作者系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