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到1961年，中国遭遇了“三年自然灾害”，并因此导致了全国物质匮乏。原先只在食物中实行的凭票制逐渐推广到了日用品。在那个年代想买的所谓“奢侈品”，不仅仅要有钱，还要有票。

　　文/卜微沛

　　被手表票“改变”的成份

　　上世纪6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上山下乡，大量的知识青年进入农村接受改造。小胡就是那批青年中的一个，他和大伙去了东北。在广袤的黑土地上，小胡发现那段困难时期对当地的农民冲击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农民们有地种土豆，有地窖储藏，经常是一家农民养活了几家城里的亲戚。

　　按照常理，成份越差的人越需要改造，他们更有必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具体来说，这些人通常干的活更重。和小胡同行的有一个黑五类的后代，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他在东北的那几年里，贫下中农安排给他的是很轻的活，他的生活在一些细节上也相对比较舒适。个中缘由一直都是一个谜，当年的小胡、今日的老胡和他的伙伴们始终想不通。

　　回城之后许多年，当初在东北的老伙计们一起聚餐。席间，这个成份最差的人在酒醉之后透露了当年的奥秘：“我到了那里就给生产大队的负责人送了一张上海牌手表的票，然后那几年就没怎么吃过苦了。”

　　收音机造就的电器修理员

　　时间进入了“文革”，全社会由物质匮乏转变成了只有八个样板戏的精神匮乏。那时候就那么几个广播电台，播报的内容也大同小异，所以收音机的调台功能几乎是多余的。

　　现年五十多岁的老顾经营着一家小型的电器修理铺。他常常对周围的人感叹，现在他的这些技能已经在落伍的边缘了，但是在当初，他可是追随奢侈品的脚步走上了这条路的。

　　1970年前后，老顾只有十几岁，还被大家叫做小顾。那时他第一次看到了落地式收音机，然后就被这个东西震撼了。小顾以前只是听说过这种东西，这次给了他直观的概念。这个和他人一样高的东西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留声机，另一部分是收音机，两部分都能发声音。

　　落地式收音机对于那时的人来说绝对是奢侈品。有些人家里甚至连收音机都没有，小顾就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里。自从看到落地式收音机以后，他就被这个可以发出声音的大盒子所吸引。几年之后，通过学习，小顾为家里组装了第一台收音机，那是一台矿石收音机。老顾每次说到接通线路听到了带着杂音的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声音，总是眉飞色舞。

　　几年后，小顾在电器上面的造诣越来越高了。“文革”结束时，小顾的家里已经有了一台5英寸电视机，那是用示波管做的，整个电视机就是一个放倒的长方形的桶。在当时，这已经算是一个稀罕物了，小顾第一次赶上了奢侈品的脚步。

　　1959-1979

　　奢侈品不完全排行榜

　　三转一响：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三转一响”是奢侈品的代名词。所谓“三转”是指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而“一响”是收音机。但是如果要说奢侈品，首先不是这四样东西，而是自行车票、手表票、缝纫机票和收音机票。那时对奢侈品的概念不是豪华，而是要耐用。自行车是加重型的最好，这和现今山地车追求的轻便美观截然相反。

　　粮票：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任何食物似乎都成了奢侈品，它们所对应的票也就是奢侈品，如果谁不小心掉了粮票，那罪责可就大了，很可能全家都要跟着挨饿。

　　大前门、大白兔：

　　文革期间的中国经济坠入谷底，人们所能憧憬的，不过是他们看见过、听说过的那些“好东西“，比如一包上海产的“大前门”香烟，一瓶甜甜的可可牛奶，或几粒滋味浓浓的大白兔奶糖。在那个一切都要凭票的年代，搞到这些“零食”，有十足的高门槛。周恩来总理曾经把“大白兔”奶糖作为礼品送给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