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共和国与侨胞相扶相携走过的60年历程，“侨助国力”与“国力助侨”，正如母亲的付出与儿女的回报一样交织在岁月里。

　　“事实表明，60年来，中国把维护侨益、为侨服务放在了侨务政策和工作的首位。而在这60年间，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新中国的侨务工作也实现了从‘侨力助国’向‘国力助侨’的跨越。”长期研究新中国华侨史的广东省侨办副主任林琳说。新中国60年历程反映了一个基本规律：国运兴，侨运兴。国富民强，是全体中华儿女的不懈追求；民族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奋斗目标。

　　过去的60年，广大归侨侨眷与全国人民并肩走上国家中兴之路。下一个60年、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仍将一如既往，与共和国荣辱与共，共同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篇章！

　　本报记者／陈丽伟 陈江松　发自上海

　　侨力助国

　　建国之初，无数华侨华人不计得失，义无反顾回国投身新中国建设，是“侨力助国”的重要体现。

　　枕着新中国

　　的脉息入眠

　　今年9月，中国侨联筹办的《华侨华人与共和国》大型图片巡展开幕。展览中，一张千人船上挥手的照片给各地观众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林立的手臂向着一个方向拼命挥舞，一双双眼睛充满热切的渴望，镜头中定格的是建国伊始，近千名印尼归侨乘巨轮驶向香港海域时，归侨们眺望祖国大陆的情景。正是这心向祖国的血脉亲情使得华侨华人与新中国六十年相扶相携，一起迎接世纪的风雨。

　　如今年近七旬的菲律宾归侨杨永泰回忆起共和国的成立，仍流露出振奋不已的激动。1949年，8岁的小永泰从酣睡中被一阵枪声惊醒，连年战乱，当地总有土匪来打劫绑架孩子，小永泰害怕地蜷缩在母亲怀里，一家人像飘零的树叶在风雨中颤抖。第二天，他们才知道是人民解放军在追剿土匪，几天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解放了”的欢呼响彻中华大地。枕着新中国的脉息，归侨侨眷终于可以安稳入睡。

　　杨永泰回忆说：“解放前华侨在海外受尽欺辱。在国内，兵匪横行，侨眷不仅要应付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有海外华侨回国探亲或寄点养家糊口的外汇来，土匪闻讯就来抢，我们家就遭土匪两次洗劫。临解放的时候，我和几个年纪小的堂兄弟，晚上只好在邻居家寄宿，害怕遭土匪绑架。”建国后，杨永泰得以上学读书，在同安竹坝参加华侨农场的建设，安置印支贫困归侨，后来担任福建省侨联委员、厦门市政协委员以及街道侨联副主席。

　　　

　　在困难的日子里

　　他们对祖国不离不弃

　　侨汇、回国参军、读书任教……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在困难的环境里，华侨华人以自己的方式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

　　已经80岁的印尼归侨李应瞻的童年记忆里，总是海风吹拂，好像还在海上的小船中漂泊。1937年，为了躲避日寇入侵，8岁的李应瞻和家人离开厦门开始了浪迹海外的艰苦生涯。

　　上世纪40年代，一家人辗转到新加坡。祖父告诉他，这里的“牛”会说话。李应瞻这样记录这段伤心的往事：

　　“印度人驱赶着大轮牛车，在烈日下缓缓地走着。我想：那头牛会说话吗？我无法赶去验证，但在码头周围，却有许多争着拉客的人力车夫。车夫们头戴破草帽，身穿浅蓝色的布扣唐装，口操福清或莆田口音的闽南话，纷纷拥向初到的旅客，挥汗如雨。他们汗流浃背，光着脚板，在热带如火的阳光下，艰难地奔跑在滚烫的路上，难道他们是‘牛’是‘马’吗？我不禁回头又看了一眼那辆走远了的印度牛车，心里一直想着祖父那句谜语般的话。我终于开始明白这句话的含义。”

　　1952年，李应瞻和未婚妻省吃俭用一年才筹够路费，终于回到了福建故乡。“回国了我才是一个抬头挺胸、当家作主的人。”李应瞻以后进入广州南方大学侨青班和中国人民大学文学进修班学习，并先后任教于武汉师范学院中文系、泉州国立华侨大学和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

　　这一年回国的还有马来西亚华侨蓝作青，17岁的他心里一直有一个声音，“我要回国参军，去抗美援朝!”随着朝鲜战争很快结束，蓝作青进入学校读书。在经济困难的年代，他的父母和海外亲属多次劝说他出国，蓝作青却把出生证明交给了组织，以实际行动和祖国同甘共苦。此后，他在中学教学岗位上为祖国奉献了半个世纪。

　　1960年回国的柬埔寨归侨陈湃，把踏上祖国的6月16日改为自己的生日。他放弃侨生身份才能领取的较高粮食份额，主动要求奔赴新疆建设兵团，后参加“援越抗美”以生命报答祖国。1973年，学校领导建议，中央允许侨生出国工作，并说他出国工作，贡献可能比在国内大。“我服从领导安排，带着妻儿，向深圳桥头的五星红旗行了一个军礼，洒泪跨过罗湖桥。”

　　 据统计，当时每年有侨汇三亿至四亿美元，最高达五、六亿美元，侨汇成为当时中国的外汇重要收入。曾任中侨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的彭光涵回忆，“周恩来总理明确指出，‘用我的名义保护侨汇政策，侨汇是合法收入，不允许侵占。’”这种坚决维护侨益的态度为广大归侨、侨眷“撑了腰”，也成为日后中国侨务工作的准则。

　　回来不是享福

　　是为了建设祖国

　　 从1949年10月1日到1956年8月，回国工作的华侨、留学生达23万多人。《华侨华人知识分子名录》中记载了归国华侨知识分子的贡献。在“两弹一星”功勋专家中，留学海外的归侨起到了关键作用，从其留学国看，美国10位、英国4位、德国2位、法国1位。这些专家大多已在海外拥有极高的学术地位，但都放弃海外优厚的待遇，冲破重重阻力毅然回国，由于共和国核能物理事业的特殊性，他们放弃论文发表权、隐姓埋名、以身报国。

　　 除了高级知识分子之外，还有更多的普通人回到祖国，参与到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

　　 许亚华的家坐落在南宁—东盟经济开发区，这个前身为始建于1960年2月的广西武鸣华侨农场，先后安置了来自印度尼西亚、越南等九个东南亚国家的归侨侨眷一万多人。

　　 1960年8月，许亚华一家6口跟随一批华侨从印度尼西亚回到中国广西南宁。“我们从广东湛江下船，经过辗转奔波，来到南宁高峰林场，最终被安置在武鸣华侨农场团结分场。”许亚华说，昔日的华侨农场，是一片荒山野岭，杂草丛生。

　　 “我们当时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一个月只有30斤的口粮加上2两油。没有水喝，我们就挑鱼塘的水回来用白矾沉淀。”但是，许亚华从来没有产生过回印尼的想法，他说：“我们回来不是来享福的，而是来建设祖国的！”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62岁的廖承欢的身上。改革开放初期，廖承欢从越南回国，被安排到福建东湖塘华侨农场(今东侨经济开发区前身)工作。

　　 廖承欢回忆，过去，农场职工起早摸黑甚至通宵忙碌挣工分，收入低吃大锅饭，一家人居住在三十多平方米的低矮小平房，孩子要踩着泥泞小路到很远的地方上学。“虽然生活比较艰苦，但能在自己的国家作点贡献，我心里感到舒坦。”廖老说。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发展进入快车道，侨界更成为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上的开风气之先者。他们率先将海外的现代生产经营方式和时尚生活理念引入国内，广东代加工的第一只皮包是香港同胞的订单；肯德基、可口可乐首次进入中国，与其管理层中华人的大力推动密不可分；申奥、申博过程中在海外奔走的侨的身影……

　　 曾任国务院侨办副主任的彭光涵深情回忆起华侨华人在改革之初的贡献，“改革开放初期，在中国引进的外资中，有百分之七八十是来自海外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的投资。”如今３０多年过去了，归侨侨眷、港澳台同胞投资中国内地的热情依然没变。

　　国力助侨

　　建国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国力迅速提升，广大归侨侨眷的生活水平也得到极大改善，事业发展蒸蒸日上，新中国的侨务工作实现了从“侨力助国”到“国力助侨”的跨越。

　　“国家给我们的太多了”

　　“早些年，想不到会有今天的好日子。”说起近30年来自身生活的变化，廖承欢情不自禁流下了幸福而喜悦的泪水。

　　在福建宁德市东侨经济开发区的华侨新村里，廖承欢一家祖孙九口人，住着两套总面积210多平方米的新房子；廖承欢夫妻俩享受公费医疗和职工养老保险，安享晚年。

　　如今，曾经的低矮平房和泥泞小路不见了，廖先生眼前的家园已是一派崭新的城市面貌：水泥路面的城市道路纵横交错，座座楼房拔地而起，华侨小学条件优越，东湖南岸生态景观令人心旷神怡。

　　廖老感叹，归侨们有就业门路挣钱，有好房子住，还有好学校让孙儿念书，这光景比起原来全家人端“泥饭碗”强多了。他说：“刚回国时，我卖力做事，为国家作了一点点贡献；但现在，国家给我们的太多了！”

　　“以归侨切身利益为重，着眼长效保障，使我们探索出了一条让广大归侨安居乐业，实现农场发展与中心城市建设双赢共荣的路子。”东湖塘华侨农场场长陈友金说，经过几年的努力，归侨“居者有其屋、子女有教育、就业有着落、弱者有保障、发展有空间”的“五有”目标得到全面落实，归侨的各方面利益得到了长久保障。

　　与廖承欢的情况类似，许亚华现在也过上了好日子。1990年，武鸣华侨农场被设立为省级开发区——南宁华侨投资区； 2006年，更名为南宁—东盟经济开发区。为改善归侨侨眷的生产生活条件，开发区投入巨资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实施包括农业致富工程、社会保障工程、归侨危房改造安居工程、就业和再就业工程、困难老归侨扶助工程、归侨子女希望工程、精神文明建设工程在内的“惠侨工程”。

　　受益于此，2005年，许亚华购置一块地皮盖起了一幢面积两百余平方米的小洋楼，2007年又承包了占地150亩的香蕉园和5000多平方米的养猪场。如今，在一儿一女的管理下，各项“事业”步入正轨，家庭年收入超过30万元，许亚华成为当地有名的致富能手。

　　许亚华说，如今中国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大幅提高，华侨华人的生活和地位也发生明显变化。他曾于2005年和今年两次回到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一提及中国，当地民众便赞之“中国厉害”，当地华人为中国的变化而自豪。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趁着身体还好，又赶上这样的好时节，我不会停留现状，会继续奋斗，为祖国经济发展贡献余力，除非我走不动了。”健朗的许亚华展望未来，一脸满足。

　　国运兴 侨运兴

　　 9月28日，上海虹桥机场，坐着轮椅的侨界代表金慧在空乘人员的帮助下艰难登上去往北京的飞机。“从我得知被邀请登上观礼台观看六十周年国庆大典时起，激动的心情就没法平复。”由于意外负伤，金慧不得不坐上轮椅，但她每天坚持练习使用双拐，腋下一片乌青。“我特意为观看开国大典购买了新的相机，这是我一生的荣耀。祖国的建设成就都会在大典中展示，我就算爬也要去。”

　　 回溯历次国庆典礼，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国庆大典成为凝聚归侨侨眷与祖国联系的绝佳平台。他们与祖国越来越亲密，可以说，每一次国庆大典中发生的侨的故事都显示出国运兴、侨运兴的真理。

　　1984年国庆大典，北大学子举出“小平你好”的横幅。大典后，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等侨界科学家特别得到了邓小平的接见。邓小平真诚地对他们表示：为开拓新的局面，也希望你们今后付出更多的知识和劳动来帮助我们。以后的历史证明，这些侨界科学家为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发挥了极大作用。

　　如今，参加六十周年大典的金慧说：“国庆让我们所有归侨侨眷感到扬眉吐气，这都是由于背靠祖国这棵大树。我相信所有的归侨侨眷都会感受到这份喜悦。”

　　从一根扁担挑着全部家当回国，到共享祖国和平、奋进的六十岁华诞的喜悦。这背后，国运兴、侨运兴是华侨华人与祖国同脉共振六十年的最佳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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