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09年终归值得纪念——共和国创建60周年，“五四运动”90周年，洋务运动140年。

　　这期间，沧桑巨变，风起云涌。

　　新中国60年，产业资本形成、扩张，两段历程走得并不平坦；新中国60年，在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当中，中国在农业人口大国的基础上，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进入产业资本扩张阶段，并追究开始向金融资本阶段跃升。

　　新中国的工业化在这样脆弱的基础上起步：建国的1949年，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为17%，全国钢产量只有15.8万吨，“大约有90%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毛泽东语）。

　　建国初期的1949年—1952年，中国的经济变革走的是国家工业化的道路，以国有资本为拉动国民经济的主力；1953年，因为已有苏联资金援助三年形成的国家重化工业，中国在短期内告别了以轻纺、食品加工带动农业剩余转化的一般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过程，而直接接受苏联资金援助进入重化工业。

　　1958年后，出现的新的战略调整——中国试图维持国家资本主义的政府投资方式，继续搞由各地政府主办的工业化。这个阶段虽然只有短短两三年，但其成本很高，即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高指标等；而1959年后至1978年的国家经济发展，尤其是工商业的发展，继续延续国家资本主义的单一模式之余，因为众所周知的政治动荡，几乎乏善可陈。

　　尽管如此，共和国的前30年不可忽视——经此，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建立在独立而完整的工业产业体系的基础之上。其内在逻辑是，资本增密、技术增密机制促成重工业化机制，计划经济体制则限制着资本、土地、劳动力这三大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

　　此后从1979年到1992年，基本上是解决上述结构矛盾而做的重大调整时期。再次重化工业以1993年作为新阶段的起始年，但是，此次重化工业的增长机制与改革开放前的情况相比有着本质的不同，其结构变动的趋势基本上符合工业演变的规律。而2000年之后出现的重化工业更为显著的特征，是在房地产以及随后的汽车等消费结构的升级推动下而发生的。

　　前一个三十年，共和国夯实了工业产业基础；后一个三十年，共和国的商业界在“国”与“民”之间博弈、妥协与交融。

　　造成经济要素变异和差异的深层基础无疑就是社会模式，直接原因是政治模式。中国的经济模式，也有着支撑的四大支柱：第一，国家对土地的控制权和民间的有限土地使用权；第二，国有的金融和大型企业及事业单位；第三，（以家庭和社区中小企业为基础的）自由的劳动力市场；第四，自由竞争的商品—资本市场。

　　一部分是国，一部分是民，国与民互为支撑，故此有“国民”经济模式之说。

　　吾国吾民所目睹的，是“国”、与“民”之进退博弈，从1978年至今，无数商业故事穿插在由时空、体制、人文等多个坐标维度交织的模板中。

　　从我们耳熟能详的“个体户”、“傻子瓜子”，到每年不同的“首富”；从牟其中、李经纬到黄光裕……从历经数轮成长期洗礼，经济变革的主题及公司成长的路径，几经转轨变形到目前演就的传奇。

　　如同我们未及想像，1978年荣毅仁创办了中信，2009年的他的儿子荣智健离开了中信。我们也未及想象，“晚清商父”盛宣怀入主招商局，1979年袁庚创办蛇口工业园区，而今135岁的招商局集团正风华正茂，三者之间源远流长。

　　就像，我们也未及想象，1978年34岁的柳传志还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所，1984年创建联想，1994年赴港上市，2009年的今天，柳传志和另一家民营企业泛海，婉转地实现了联想的去“国有化”。

　　一个是产权，一个是分配。这仍是目前中国商业故事里，最难以剥离的两条主要线索。也是中国商业变革的一大命题。

　　中国的传统商业精神是具象的。有财神，有商规，有来自儒家与佛家的熏染。如近代爱国实业家穆藕初所言，“人生在世，必须加惠于人，小则修桥铺路，施衣给药；大则富国利民，就一己之财力与地位而行之。盖钱财为善用之人而运用之，可以有利于人，地位之运用亦然。”

　　共和国的商业精神或称财富精神仍在破土。这股商业精神在瑞蚨祥、同仁堂等百年老店那儿，也在李嘉诚、秦晓身上；在傻子瓜子的叫卖声里，也在荣智健请辞的黯然神伤中。

　　商业伦理和商业文化需要时间沉淀在不同的时间节点。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跨国公司为主导的产业链纵向分工方式的形成和高度细分化，推动了新一轮产业于国家间转移。中国已确立了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加工、组装环节的比较优势。但这一优势，正受到2008年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的打击，因为海外市场的萎缩，对出口为拉动经济三驾马车之一的中国来说，这真正是制造业危机。

　　共和国在市场经济发展30年之后遭遇到的内外瓶颈，更需要寻找自己的精神轨迹。以看清来时路，辨明去何方。

　　财经作家 吴晓波

　　自1870洋务运动之后，“强国”这个词汇覆盖了中国所有的主题，成为无数热血国人的毕生理想。在很多时候，这个梦想化身为一场场流血的革命，一次次不对称的抗争与寂寞的漂泊，或是一个个玫瑰色的工业梦想——它构成了百年中国沉重的旋律。在很多时候，我们急迫的寻找着通往未来的道路，有时候甚至迫不及待，在一条道路还没有完全考察清楚的时候，都不惜铤而走险；而有的时候，当历史的浪潮涌来时，我们又会在徘徊不前中与历史机遇擦肩而过。

　　这是一场漫长而令人焦虑的探索，在这探索的尽头，我们找到了实业救国、实业强国的道路。到今天，当改革开放走过30年，当共和国迎来一甲子的庆典，我们站在历史的台阶上回望30年、60年与130年的漫长，会生怎样的感慨？我们已经触摸到了“强国梦”的边了么？还有多少随风逝去的实业家被我们怀念？未来，我们又该如何自信的走下去呢？……这是一些散落在历史深处的问题。

　　新角色

　　1884年，后来被誉为“晚清商父”的盛宣怀入主招商局，当时，面对财尽民贫、国家饱受侵略屈辱的状况，绝顶聪明的盛宣怀历史性地创造出了“官督商办”的商业模式，从而将洋务事业引向了一个万劫不复的深渊。

　　此后的漫长岁月里，出于强大国力的需要，国有企业跟国家的命运不断结合，在依靠政策支持、资源垄断而获得飞速发展的同时，也不断错失真正的市场化机会。企业由此患上“政策依赖症”，在最终更加剧烈的竞争中走向衰亡。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说法并非全盘否定国有力量在中国富强道路上的作用。事实上，在旧时代的整个“实业强国”的蓝图中，国有企业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们支撑起了中国的现代工业的脊梁。但国有企业的过于强大却又反复的变成影响商业现代化的阻力，甚至在某些时刻成为了倾覆政权的力量。在清代末年，正是国营资本与民营资本的一次激烈博弈，最终导致了帝国的覆灭。而在20世纪40年代里，以所谓“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集团，也给国家治理带来了重大的负面效应。

　　新中国的成立是国有资本新角色的开始，在共和国60年的历程上，国有资本始终具有决定性角色与地位，这依然是一个无比顽强的传统。

　　为了统一管理全国经济，1952年7月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随后又相继成立国家建设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技术委员会和国家物资供应总局等机构。这些机构均下设至县级政府，形成了一个封闭、垂直式的计划管理体系。这是一只无比庞大、无所不在的“看得见的手”。1956年，随着私人工厂的“绝种”，国有及集体企业成为惟一的企业生态。

　　在雄心勃勃、严密的计划体制下，所有的工厂都仅仅是一个生产单位，国家需要建设什么工厂、生产什么产品、培植多大的生产能力，以及产品的产量和投资的规模，都由国家通过计划直接安排。国家既在宏观上进行投资规模、投资结构、投资布局等宏观决策，又在微观层面上担负着项目决策管理任务。

　　这种体制的优劣在日后无比清晰地呈现出来，强大的计划性大大提高了资源聚集的能力，能够以“举国之力”办成大事，而它所必然带来的则是低效率、浪费和反应迟缓等等病症，与计划经济并蒂而生的两个景象是官僚主义和短缺经济。

　　于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国有企业的改革成为一个主要话题。但在1998年之前，国企改革的主题一直是“放权让利”，其后开始了产权改革，但随着数以十万计的中小型国有企业转变“身份”改为民营，国有资本却最终在能源型和资源型领域形成了新的垄断态势。

　　强国逻辑

　　强国的梦想，让中国人愿意为之牺牲一切，即便到了和平建设的时期，痴念不改。

　　开国之初，为了在短时间内把重工业抓上去，从中央到地方倾全力而为之，计划经济的威力以及因此而形成的“举国效应”发挥了重大作用。以用电量为例，一五期间，全国电力的八成以上都用于工业，农村用电只占全国电量的0.6％。此外，农业对工业的反哺一直非常之大。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GDP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9.2％。1978年之后，为了从混乱和积弱中摆脱出来，我们又采取了不顾一切的战略，“不管白猫黑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一策略的成效，便是举世瞩目的中国之真正崛起。过去三十年里，中国是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经济总量相继超过了英国、德国，一跃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甚至某些外国媒体以G2——美国与中国——来描述当今世界的两极景象。

　　然而，偏执性的强国追求，也让中国付出了重大的代价。

　　早在1956年8月，毛泽东就发表了著名的“开除球籍”的论断。

　　为了不被开除“球籍”，1958年，毛泽东提出“超英赶美”的口号，发动了大炼钢铁的“大跃进”，提出在一年内把中国的钢铁产量翻一番，一举超过英国，全国上下为了这一目标顿时陷入疯狂，各地建起了数以十万计的小高炉，人们满怀热情地日夜炼钢。这场带有自毁性的大运动，给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灾害。而其初衷，正是为了强国。

　　1978年之后，中国经济的成就毋庸置疑。不过，相伴随的“负面成果”和破坏性也是巨大的。

　　在宏观经济的策略选择上，对国有资本的依赖以及巨量投资的冲动，成了“强国共识”的衍生理念。吴敬琏在评价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时便说，“企图以海量投资带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大跃进运动造成了我国经济情况极度恶化以及巨大的财富乃至生命损失，然而，即使造成了这样大的灾祸，传统的工业化战略却始终没有得到纠正。经济增长主要倚靠投资、特别是重化工业投资，成为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开始改革开放的几十年中我们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

　　这样基本特征的背后，其实就是“强国逻辑”的支撑。

　　转轨

　　民营资本在中国的60年成长，经历了“保护－消灭－复活”的曲折历程，可谓跌宕坎坷。而这又是“强国逻辑”的另外一种演绎。

　　据薄一波回忆，在攻克北平和天津之后，毛泽东专门对他嘱咐，城市接收工作主要是接收官僚资本，对民族工商业要好好保护，接收工作要“原封原样，原封不动”，让他们开工，恢复生产，以后再慢慢来。

　　但是，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私人资本在产业经济中的空间越来越小。1954年9月，全国人大颁布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它正式确定了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明确提出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所有制，以发展生产合作社作为改造个体手工业的主要道路。1955年10月，毛泽东在《农业合作社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一文中明确提出要让资本主义马上“绝种”。于是，仅仅一个月内，私人资本便在中国“绝种”了。

　　这其中还有过一个小插曲。私人资本消亡了20年后，1970年代中期的一些农村市场又冒出了星星之火，1974年，已经当上国务院副总理的原大寨村支部书记陈永贵到福建省晋江市视察，在一个叫石狮的小渔镇里，看到了让他大吃一惊的景象：光天化日之下，当地的农贸市场乱糟糟地挤作一团，人们在各种各样的摊点前兴奋地交谈着，彼此讨价还价，这些聚集的摊贩绝大多数是无照经营。由于道路狭窄，来来往往的小商贩们造成了交通堵塞，以至于陈永贵的专车竟无法顺利通行。

　　陈触景生情，说出了一句后来在全国广为流传的话：“这是资本主义挡住了社会主义的路，堵不死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

　　后来的史家当然给予了石狮完全不同的定论。原因便是在4年之后的1978年，正是福建的晋江地区、广东的潮汕地区以及浙江的温州和台州地区，成为私人经济率先活跃起来的发源地，也掀开了中国民间工业兴起的大幕。

　　这是一场百年漫长的等待，当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日渐瓦解的时候，一群民间的小人物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从而让中国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向商业社会转轨了。尽管其间依然包含了太多的波折。

　　整个20世纪80年代，在很多城市，到民营工厂上班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而自己开一个小铺子做一个小生意，就会被蔑称为“个体户”，也就是一个“没有组织的人”，一个不受保护的体制外的流浪汉，这个社会印象一直要到“万元户”这个名词出现之后，由蔑视到暗暗羡慕，再到全社会的无度的称颂。他们是一场意外，就像设计了中国改革开放蓝图的邓小平在1987年讲的“十年改革，中央最大的意外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如今，这股意外的力量已经变成了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历史将他们推到了今天的高度，但未来依然充满未知。

　　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每隔四到五年便会遭遇一次“宏观调控”，而调控的主要对象便是“民营企业”。在中国最近的30年历史上，1998年和2003年附近，都发生过大规模的企业倒塌事件。

　　再将目光放到今天，当2008年世界遭到“次贷危机”袭扰，中国主体经济亦遭受重创时，国家发布了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但急需国家输血的民营企业，依然在最急迫的时候，被抛弃在拯救范畴之外。另一方面，那些还活着的，追求更高发展的民营企业，也在不断地碰到壁垒。今天，私人企业吸纳了全国八成的就业人口，纳税占税收总额的近一半，但在很多领域——主要是资源型和能源型产业中，民间企业家仍然不得其门而入。

　　破局

　　最让我们担忧和值得思考的正是——很可能在今天，延续了数十年乃至上百年的“强国共识”已经破局了。

　　原因有三。其一，中国已俨然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之一、全球最大债权国，不可谓不强大了，强国目标已经基本达成；其二，在国家强大的同时，却发生了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景象，国强与民富并没有同步出现；其三，国有资本的强大，已经造成对其他所有制资本，特别是民营资本的压抑。

　　正是因为这些有目共睹的原因，人民的意志已经很难用“强国”来统一。在今日中国，必须与改革同时被讨论的是，共识、利益与权益。

　　回望最近三十年的中国经济变革，我们看到，在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前，改革的推进是建立在对计划经济体制的破坏之上的，所有的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因为，现行之法是一种“恶法”，先行者前赴后继，改革以自下而上的潮流推进，政府则在其后以追认的方式认可，原有的既得利益集团已经瓦解，或者说已无利可图，新的商业利益的获得者都是在体制外成长起来的。

　　自1998年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之后，情况悄然发生了大的变化，随之，中国的产业结构开始向重型化转移，能源及资源——这些要素无需通过改革的方式培植——成为商业利益的新争夺点，到2003年之后，因反对计划经济体制所形成的改革共识终于被利益分化掉了。从此，中国经济由共识时期进入到了博弈时期。我们无法用好或是坏来形容这样的景象，这也许是经济发展的必然逻辑，不过让人担忧的是，政商界、知识阶层以及市民阶层对这种变化的发生显然非常陌生，要么不肯承认，要么有意回避。

　　以一例来说明。2008年底，因宏观调控过度及受美国金融危机波及，中央政府推出了四万亿元的强力启动计划。很快，一个声音便从民间生出：这四万亿元到底给了谁，是民营企业还是国营企业？甚至，有律师专程赴财政部登门询问。

　　这是一个很有寓意性的事件。如果在十五年前，政府推出投资计划，是不会、或者也不敢提出这样的问题的；如果在美国及其他商业国家，政府推出了一个经济振兴计划，也是不会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的。

　　那么，为什么在中国会有？答案是——共识已经破局，改革的驱动被利益的博弈取代。在共识模糊的前提下，利益及权益的重新设定被延误了下来，于是，无数经济乱象由此而生。

　　在过去的60年里，中国的经济变革其实尝试过两条道路：一是国家化的工业道路，以国有资本为拉动国民经济的主力，二是进一步加快市场化改革，以多元化的资本格局推进经济的繁荣。

　　前面一条路，我们在1978年之前曾经尝试过。安格斯·麦迪森提供过一组数据，他对1952年到1978年之间的亚洲各国人均GDP增长率进行了计算，结果发现，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是整体落后的。中国人均GDP增长率是2.3％，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地区分别是：6.7％、6.3％、4.8％、5.4％、6.6％。

　　在196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457亿元，与日本相当。而到1977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不到日本的1/3，只相当于美国的1/10。

　　后面一条路，是最近三十年所试验的。还是用麦迪森的数据，从1978年到2003年，中国的人均GDP增长率达到6.6％，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地区则依次为2.1％、6.3％、4.8％、3.9％和4.7％。

　　把这些很枯燥的数据一一排列出来，是想表达这样的一个观点：中国的经济变革已经不能偏离市场化的路径。而市场化的终极目的，是民富大于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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