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汪 洋

　　特派记者 袁 雪北京、布鲁塞尔报道

　　弱国无外交，从1840年英国舰队封锁珠江口那一天开始，欧美列强就习惯了在炮舰威压之下，辅以所谓的外交谈判，一次次将满清、北洋、南京国民政府玩弄于鼓掌之间。当时国际社会奉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给泱泱中华带来百年孤独、百年戒惧。

　　近百年间，外交对于中国而言，意味着一个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即便是作为两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中国在外交上仍是输家——巴黎和会将德国在山东权益转给日本，雅尔塔会议把日本在东北部分特权转给苏联。

　　回顾这一个世纪的外交历程，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副主任赵可金指出：“中国人长久以来对国际组织、国际社会充满了戒惧。”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主席用浓厚湘音道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的外交领域，也翻开了崭新篇章。

　　早在1949年春、夏之间，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已经提出了新中国外交政策的三条方针“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

　　“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是指，新中国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和各国建立的外交关系，以及旧中国和各国签订的条约。方针旨在清除列强特权，防止它们武装干涉中国革命。

　　1949年美苏两大集团间的冷战刚刚开始。来自西方的敌意顺理成章地让新中国“一边倒”进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但这样一来，现实世界中的站队和共同信仰就为新中国的外交选择划下了另一个意识形态的框框。

　　不过，“二元对立”的世界格局并不稳定。1959年中苏分裂后，中国的国际环境在1960年代便因为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的背弃而显得格外困难。

　　幸运的是，两大阵营的对峙并不是战后世界史的全部。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冷战史专家牛可认为，中国在战后风起云涌的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中，找到了一股突破西方世界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双重束缚的力量。

　　团结亚非拉兄弟

　　美苏之外，新中国需要更多朋友。

　　战后亚非拉殖民地的解放运动，令中国产生深切共鸣。1955年的万隆会议，是新中国与亚非拉国家友谊之路的开端。周恩来总理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了这届战后首次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的，由亚非国家自己主持的国际会议。

　　美国国务院当年的机密文件评价：中共赴会代表给所有与会代表留下了深刻印象，许多代表被共产党在万隆施展的“和平”策略打动。

　　牛可进一步指出，中国对这些国家的援助不仅口惠实至，而且是在一种强烈的阶级认同感中进行的“人民外交”。

　　1960年代初，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中国非洲外交的评价是：中国共产党给予非洲国家的援助只占苏联提供援助的很小一部分，但中国在非洲收获的政治回报却是最好的。

　　1971年，新中国20多年广交朋友的努力得到了最丰厚的政治回报。当年10月25日晚，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

　　融入世界

　　中国重回联合国之后不久，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2年初访华。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后，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分工、贸易和技术扩散体系首次向中国敞开大门。

　　1984年加入“国际纺织品贸易协定”后，中国纺织品出口激增。中国政府随后于1986年开始谋求通过谈判恢复自己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并最终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较之经贸合作，牛可则更看重技术扩散对中国的意义，“生产技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梯次转移是后者谋求经济发展的合理路径。”

　　东亚多国的经济腾飞，就被学界概括为这种以技术扩散为驱动力的，雁阵式发展模式。

　　当然，加入已有的国际体系总要付出代价。“例如，加入WTO时中国承诺在年出口年增长幅度上做自我约束，由此为今天的中美轮胎特保案留下了个口子。”赵可金告诉记者，但“这种让步是必须的，因为总先得加入一个国际组织，才谈得到让这组织更好地为自己服务。”

　　随着中国和西方合作的深入，革命的意识形态在中国国际观中渐渐褪色。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依然重视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1983年，中国提出了同非洲国家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的四项原则——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

　　正如赵可金所说，“中国开始从单纯提供援助，转为重视被援助国的造血功能，注意扶植发展中国家的自我发展能力”。

　　肩负国际善治

　　中国力量在国际舞台上喷薄欲出。

　　“我认为在1996年到2004年之间，中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个时期，北京的观念也发生巨大变化，新一代领导人相信中国不能仅仅通过国际贸易谋利，还需要付出。中国需要为稳定、公平和平衡的世界秩序作出投资。”

　　比利时布鲁塞尔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主任乔纳森·霍尔斯拉格（Jonathan Holslag）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这样追溯中国外交政策的变化史。

　　事实上，在新时期外交政策转型中，中国的外交实践比外交理念先行了一步。早在2001年6月，中国首次牵头成立多边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在赵可金眼里，“这标志着新中国的国际观完成了从戒惧西方主导下的国际体系，到被动参与这一体系，再到主动参与国际体系创建的转变。”

　　随着全球经济、贸易一体化的深入发展，特别是世界金融危机的深化，中国更是广泛参与了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金融峰会、“金砖四国”首脑峰会、八国集团（G8）和新兴市场国家首脑峰会等一系列多边协调机制，积极设定国际事务议程，谋求国家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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