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刘晖

　　30年河东，30年河西。60年岁月轮换，共和国华(0.96,-0.02,-2.04%)诞将至。从民族国家的奠基，到国家建设的掘进，其间关山重重，道阻且长，既有在变革岔路口的屡仆屡起，也有穿越“历史三峡”的风高浪急，而追寻现代中国的梦想，虽九死其犹未悔。

　　60年只是历史长河中短暂的一瞬，但正所谓那稍纵即逝的玫瑰未必逊于万古长存的山岭。拉长历史的视线，把60年的历史放在近代的百年史，乃至千年史的光谱中，在时间的结晶体中，会呈现出多义互现的重叠认识：无论是从千年未有之变局看中国转型的历史维度，还是从世界大历史框架下观察中国道路的时代价值，抑或从文明的角度来挖掘一个古老国家的浴火重生，那些纹理纷呈的历史切片都值得去观照。

　　从帝国到共和国，一代代仁人志士前仆后继，用血肉撞击沉重的闸门，从开除“球籍”的焦虑到重新崛起的自信，结束了近代史上一百多年的耻辱和失败。任何国家都难以用眼角的余光来打量中国，而必须正视这个不断变化和生长的中国故事。而作为后发现代化追赶型国家，中国道路所包含的元素与特质，超越了以往的线性发展和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为世界现代化转型理论展示了一个复杂而多义的样本。对于观察家来说，不仅要在中国发现历史，更要在中国挖掘历史的谜底：这个未完成的史诗，将如何改变中国自身，又将如何影响世界？

　　在每一个国家的世界地图中，自身都位于地图的中央，这是对世界想象的开始，也是自我认同的基础。而在真实的世界体系中，中心和边缘的关系绝非如此简单，大国的兴衰包含了复杂的历史逻辑，那些决定历史走向的潜流可以说是早已发生。无论是用“大分流”的眼光来看待历史的分岔，还是用上溯到“清明上河图”的方法来推测原始资本主义萌芽的“东洋的近世”，叙述的方法不同，决定了对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的观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所谓“大分流”也好，还是“白银资本”也罢，其间争论的底色确有不同，但无论哪样的底色，都掩盖不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对现代性和现代化的认识是以古老停滞的帝国与西方世界的碰撞开始的。马格尔尼觐见乾隆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预告，一个只看到自己脚尖的叫魂式帝国的崩溃即将开始。当“天下”的幻觉猝然瓦解后，“世界”就呼啸着扑面而来。历史没有如果，那种假设没有西方的“切断”，中国就会平行于西方世界，独立从自身内部生长出一套市场基因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相反，人们更应该反思，在千年的“无发展增长”中，中国到底失去了什么，又将如何去寻找失落的世界？

　　对于共和国60年历史的观察，脱离不了这些基本的历史框架。其实，无论是“现代”还是“中国”，这两个基本概念，都是在历史中动态生成。从近代历史来看，主义和问题的纠结，各种方案的竞争与试错，对于何为现代，何为中国的追问贯穿始终。这种追问随着1949年共和国建立，有了一个阶段性的答案。民族国家既立，国家建设的问题随之而来。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走在重新赶考的路上：建国一辈提出的对公正、平等、自由、民主的承诺如何兑现，如何才能跳出政怠宦成，人亡政息的王朝周期率的试验重新开始。国家以强力意志推行追赶战略，初步解决了一个国民经济体系的基础建立。但后来翻来覆去的运动也造成追寻现代中国的道路的断裂。“超英赶美”的梦想不可谓不宏大，但是在脱离现实和规律的路径选择却造成了国民经济的崩溃。因此，从1978年开始，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追问再一次开始，封闭的大门重新打开，这个古老的国家有着令世界震惊的意志来追求强大和幸福，那些被压制的活力如野火般从地底下运行，借着广阔的市场腹地，庞大的劳动力储备和人口红利，中国经历了持续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从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国这个“全球化的试验室”，不断刷新在全球GDP规模上的名次，更因为百年未遇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在这个发生巨大漂移的全球体系中获得了更大的话语权。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彭斯的说法，虽然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过去也曾经历高速且持续的经济增长，但从未见过像中国这样规模庞大的经济体，在一段长时间内如此强劲的增长，其规模和重要性之大，影响人口之多，都是空前的，是改变世界的洋流。而这种洋流的下一步流向，值得全世界的关注。从数据上来看，1950年的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世界上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1950年全球支出不足1美元的极端贫困人口为13.8亿人，而中国就占到了40%以上。1949年人口死亡率为20%，按照人类发展指标，中国指数是最低的。而经过了这60年，中国的贫困人口迅速减少，各种发展指数已经大有长进，全球的增长地图都因为这些数字而改写。

　　经典的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是一种“普遍的溶剂”，它既是一种长期的不可逆转的祛魅过程，又是从西方开始向全球推进的过程。有论者认为，以古老的中华帝国为中心，以“天下”为核心观念的朝贡体系可以称之为“第一次全球化”，而后来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体系是“第二次全球化”的代表，当今世界，则处于“第三次全球化”的语境当中。姑且不论这种分段法是否完全准确，但是经典的现代化理论这些年日益受到现实的挑战，却是不容忽视的事实。不仅传统和现代，西方和东方这两组二元对立的概念两分法面临质疑，而且那种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单线进化模式，也不能对真实世界发生的故事进行有说服力的解释。传统未必等于落后，现代未必等于先进，所谓现代也不能凭空从另外一个躯体跳出。即使对于现代性本身，也是一个内部充满张力和矛盾的概念。任何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要从农业化国家到工业化国家转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都面临一系列的漩涡和逆流。有的后发现代化国家在初期现代化时即陷入困境和动荡，而有的似乎即将完成现代化的国家，又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从各个国家现代化的历史可以看出，现代化随着全球化的卷入，有一个加速度的过程。据世界银行的统计，英国在工业化初期人均收入翻一番的时间花费了58年（1780到1838年），美国花了47年（1839到1883年），日本花了34年（1885年到1919年）。而此后的巴西、韩国和中国则分别用了18年、11年和10年。对于像英国那些内生的先发现代化国家，其现代化过程无疑是一个渐进的生长过程，现代化动力来自于社会内部，直到有一天发展的结果被人们称之为是“现代的”。而像中国，日本以及俄国这些后发现代化的国家，现代化的刺激都来源于西方的冲击。日本遭遇“黑船”威胁后，“脱亚入欧”，在全面学习西方的同时，又令人惊奇地保留了自身的文化特质。俄国也是与欧洲文明的遭遇，开始了防御性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表面上看起来也是刺激反应性的模式，但是从洋务运动开始一直到现在，严复那个关于现代化的著名比喻“变牛为马”论一直没有失效，而这是典型的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内部紧张：如何从一个传统的国家中脱胎换骨，又同时避免那些外来基因的排异反应。正是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中国作为“全球化的实验室”，其间呈现出来的经验和教训，绝不是历史册页中薄脆发黄的一页，而是应该有着强烈现实意义的历史洞见。

　　对于一些观察家来说，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由一系列因素组成：政治上的稳定，基于财政分权的经济锦标赛模式以及渐进的变革方式。正是这些因素，中国道路既不同于亚洲价值模式，也不能被“华盛顿共识”所涵盖，甚至连“北京共识”也只是道出一二。这些归纳固然有自己的理路，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道路就是一条完全跳出现代化国家转型史的抛物线。中国道路的形成，仍然包含着某种历史的暗线。那些基本的价值规范不仅在那些内生的现代化国家中早已体现，也同样为许多的后发现代化追赶型国家所证明。中国道路的特殊之处绝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大。从表面上看，改革开放采取的是一种和以往激进主义完全不同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方式，但是这种渐进从内部来说，却代表了一种革命。而这种革命的最深刻之处，就是个体微观基础的巨大变化，是对公民那些与生俱来的一系列权利的逐步确认。这就像原来被当成封闭城墙上的砖体，或者一个庞大机器的螺丝钉，终于拥有了自身的选择和创造力。而这一点，不仅是千年来的“无发展增长”时代中无法做到的，也不是那个由所谓超级大脑所控制的计划经济所能完成的。而这正回应了近代史开始时的天问：所谓船坚炮利只是表象，宪政法治方为根本。什么时候尊重公民追求幸福的正当权利，创造力就能勃发，社会就能得到充分发展；什么时候忽视甚至践踏这些基本权利，就会落入增长的陷阱，被GDP表面规模所迷惑，陷入治乱循环的历史悖论。

　　去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今年是建国六十周年。六十年一甲子，追寻现代中国的道路仍然是行百里者半九十，从历史中别求新声，以人的自由来看待发展，变增长为发展，由国强而民富，不仅拥有强大的外在实力，也拥有柔韧的软实力，既能吸纳包括政治文明在内的一切全球文明之长，又能吐故纳新，对自己的文化和传统有着基本的认同和自觉，免于恐惧、饥饿和匮乏，享有公正、自由和尊严，而这将是中国道路对时代的贡献，也是中国故事生生不息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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