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一份答卷给共和国

　　1949年出生的姜义，和共和国同岁，曾经历过反右、上山下乡、改革开放等一系列重要的历史时刻。姜义曾经是广东省科技委员会（广东省科技厅）的一名副处级干部，还曾在京粤电脑公司任副总经理。这些年，姜义看着曾经辉煌一时的公司从兴盛到破产再到逐渐被人淡忘，现在和老朋友们聚在一起，回想起来仍然唏嘘不已。

　　在姜义身上，你可以发现，他不管是在什么艰难的时刻，他都表现得极为乐观，比如对于上山下乡，他就认为这是对人的意志的一种锻炼；但是在好日子中，他反而表现出一种对未来的危机感。姜义认为自己才华和能力有限，再加上社会日新月异的变革，说不准何时会被淘汰。虽然当时他已经身处要职，但对学习新知识的愿望却十分迫切，这也为他后来下海埋下了伏笔。现为北大青鸟（广力）校长的姜义，坦诚自己在商业运作上不算成功，但从个人人生的自我实现来说，办这样一个培训机构，也算对社会有了交代。

　　□赢周刊记者 蓝云

　　冬天里的暖春

　　与共和国同龄的姜义，亲历了诸多特殊历史背景下的历史事件。他这一代人，大都有着丰富而特殊的时代烙印。父亲被打成右派后，家里失去了唯一的经济来源，姜义一家陷入了困境。当时艰苦并没有让姜义怨天尤人，反而让他感受到这个社会的温暖。

　　赢周刊：建国后的前三十年政治气氛浓郁，各种政治运动在你们这些共和国的同龄人的记忆中挥之不去。你记忆中的第一场运动是什么？

　　姜义：是反右斗争。那时候，父亲在广西税务局工作，被划为右派分子，被发配到农场改造。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没了。母亲是广州人，被遣返回城后，只能靠做保姆挣点家用，每个月十来块钱。当时每个人生活标准是8块钱，母亲挣的远远不够。她从一个城市人家的娇娇女转变做一个保姆，来养活我和妹妹，已经很不容易了。虽然日子很艰苦，但是我觉得我母亲已经尽了一位母亲所能尽的最大义务。

　　赢周刊：每个月10来块的收入怎么解决三口人的生活呢？

　　姜义：那个年代虽然困难,但人与人之间关系非常好。我们家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而且都是发自内心的。同学和街坊邻里送米、送食物，还有其他经济资助，举不胜举。虽然我是右派分子的孩子，但是初中的一位老师，很同情我，因为学习成绩好，老师鼓励我帮助同学补习。同时我也卖报纸、领些手工活来做，贴补家用。老师还鼓励同学来帮忙，其中不少还是高干子弟。同学们都不介意和我一起去茶馆卖报纸。做报童是很底层人家里的孩子才会干的活。我母亲做保姆，给人家搞卫生，同学们偶尔也会过来帮忙。那时候，我还领助学金，4块钱，差不多是全市最高的，可以顶一个多人基本生活费。

　　这些事我一直都记着，也一直影响着我。让我后来做企业职工也好，下海也好，对待员工和朋友都充满关爱之心。

　　赢周刊：你怎么看待现在的人情味越来越淡薄？

　　姜义：我不认为现在人情越来越淡薄。汶川地震就是个例子。举国人民纷纷伸出援手，各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们。至于现在的邻里关系没有以前那么好，那是因为一些客观因素。比如现在的商品房，都是独立封闭的，客观上导致了大家各不相识。但只要哪里有灾难需要帮助，人们总会伸出援手。

　　主席挥手我前进

　　1968年10月26日, 《南方日报》头版发表了一篇毛主席语录：“……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成千上万风华正茂的城市知识青年们，由此响应党的号召，奔向农村广阔天地，把知识、青春和热血奉献给了农村。生于1949年的姜义就是其中之一。上山下乡的经历深刻地烙进了每个知青的灵魂。对姜义来说，当然也不例外。姜义面带微笑地讲述这段被后人褒贬不一的历史：“超乎想象的艰苦，却对后来的人生起着积极的作用，因为那是对意志最好的磨练。”

　　赢周刊：从城里的学生一下子去了新会，转变成一个日耕夜作的农民，这种过渡一定很艰难吧？

　　姜义：我还好，因为家庭困难，很早就从事体力劳动，适应起来比较容易。不过还是有拉不下脸的时候。种地、插秧、收割等一般的农活，累还能挺过来。有一些工种，城市人根本很难想象，比如收肥。收肥就是背着尿桶，到城里挨家挨户收尿液。早上四点多钟，就得摸黑划着小船启程，一个多小时后到达江门的时候天刚蒙蒙亮，然后就随马路吆喝“收尿啦！收尿啦”。收集的尿液都是存放十天八天，气味可想而知。有些居民住的楼层高，楼梯又窄又陡，就更困难了。下楼梯的时候要把尿桶两端的绳子挂在脖子上，慢慢往下走。尿液装满了，你还得小心不能够让它晃出来。晃出来居民就会不高兴。不过最艰难的并不是收肥的脏和累，而是满街地吆喝那句“收尿啦”。虽然那时候日子很艰苦，但是现在回想起来，也是一种乐趣，锻炼了我们不屈不挠的性格，也磨练了我们的意志。使我在以后的商业运作中，能在一个个风浪中坚持下来。

　　赢周刊：像这样的体力活，天热的时候肯定更辛苦吧。

　　姜义：其实天冷天热都不好受。那时候肥料不够，需要种养绿肥。绿肥一般是紫云英和红萍，把这些植物沤成肥料。养红萍的田里需要水。冬天就光着脚泡在水里，把红萍拌匀。一泡大半天，脚爆裂，长冻疮是常有的事。

　　赢周刊：那时候知青们会不会聚在一起偷偷议论上山下乡这些政策？

　　姜义：没有。一个生产队就一两个知青，成不了小团队。我和其他知青不同的是，大部分知青挣的工分少，都要伸手向家里要钱，我是反过来有余钱寄回家里。

　　赢周刊：是因为特别节省？

　　姜义：当时还是有很多方法可以挣钱的。知青有自留地，我就在自留地上养鸡养鸭，除了供自己吃，还有一部分拿到江门去卖，再把钱寄回家里。那时候新会地区的农民抽烟，烟叶是自己种的，种完要晒干切成丝。有些人会委托别人家切。我看到切烟丝可以增加收入，就自己制作了一套刨烟丝的工具，干完农活晚上休息的时候就帮人家刨烟丝，一个晚上能赚几毛钱。那时候一天的工资也就一两元。

　　做京粤电脑公司

　　一场遗憾一场梦

　　上山下乡结束后，姜义回到城里，先是在电车公司当乘务员，然后调到科室当科长。1985年姜义被调到科委（科技厅）下面的京粤电脑公司。京粤电脑公司是由国家财政部计算中心、中科院计算所、广东省科委下属的计算研究所三方投资成立，研发汉字电脑。当时京粤公司在国内颇有名气，广州日报、羊城晚报、解放军日报等媒体都争相报道。但随着公司的破产，京粤渐渐被人们所淡忘。身处其中的姜义自然感慨万千。他萌生下海经商的念头。

　　赢周刊：京粤成立的时候，正好是新技术发展公司（联想电脑的前身）创办的时期。

　　姜义：是的。事实上，京粤的股东之一中科院也是当时联想集团的股东，所以公司里很多技术骨干都是柳传志的同事。京粤的名声也蜚声国内，当时中国评出了十多家优秀企业，京粤是其中之一。

　　赢周刊：当时的汉化电脑卖多少钱一台？

　　姜义：两三万、三四万都有。利润也挺丰厚，一台电脑赚一万几千元不算什么回事。现在一台（台式）电脑也卖不了一万几千元。

　　赢周刊：为什么京粤电脑后来倒闭了呢？

　　姜义：当时大量的技术人员开发了一些很有市场潜力的科研产品，但这些成果往往跟商业化生产脱离，由于忽略了商品化，只想着接国家科研项目，向国家要点科研经费，结果可想而知。联想这方面做得比较好，所以它发展得很好。

　　赢周刊：现在和以前京粤的同事还有相聚吗？再回首对京粤是什么感觉？

　　姜义：心里还有阴影。因为当时我们确实有非常棒的人才，非常好的项目。感觉很遗憾，心里很不是滋味。

　　赢周刊：1993年你在京粤电脑已经是副总经理，当时京粤电脑的发展也是非常好的，为什么想自己下海经商呢？

　　姜义：因为社会变革，不少有才华和能力的人都失业了。想想在今后社会的发展中还是要避免被淘汰，于是请求公司让我搞经营。当时我开了个门市部，主要做技术服务，为单位开发应用软件、信息系统、计算机硬件配套等。到了1993年，干脆跟原来公司脱离关系，自己干。一直到现在。

　　在教育培训业中

　　找到新的人生目标

　　在京粤电脑公司，姜义负责的是人事工作，每年都得找省计划委员会要大学生。他亲历了大学生从抢手的香馍馍变成现在的就业老大难。当北京大学北大青鸟和印度Apptech联合成立的北大青鸟Apptech到广州寻找合作伙伴时，姜义抓住了机会……

　　赢周刊：你一直是做信息技术服务的，怎么后来又选择了教育培训呢？

　　姜义：1980年代后期，大学毕业生很吃香。我负责管公司人事，每年都得去省计划委员会拿指标，才能招到大学生。完了还得到院校去，请院长书记多关照，给好学生。学生来到并不能马上进入开发岗位，要让开发人员带上半年几个月才能独立工作。他们技术掌握了，五山路科技街也起来了。有些员工就出去自己干，或者到其他公司去任职。当时京粤被称为IT界的黄埔军校。因为京粤电脑培养出的人才后来在市场上互相拼杀，到省府、区府、各局政府去接任务订单，总会碰头。当年在招大学生的过程中，我感受到社会对信息技术人才的需求和大学培养出的技术人才有点脱离实际生产，所以到了2000年，当北京大学北大青鸟和印度Apptech联合成立的北大青鸟Apptech到广州寻找合作伙伴，我没怎么考虑就答应了。他们的加盟费是100多万，很多单位都不太敢和他们合作，因为对这个行业的发展前景很多人心中没数。

　　赢周刊：现在学校发展得很好，可见你当初作了个明智的选择。

　　姜义：公司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刚开始很多社会人士都不认培训只认学历，对社会培训机构将信将疑。公司开始时赚不了什么钱。干了3年后，我发现不能用经营者的眼光来办这个项目，而是应该用办学者的眼光来办这个事业。如今在就业困难的形势下，我们为很多高中落榜生培训技能，解决了部分就业问题，从间接上来说维护了社会稳定。我做得开心。想想当年那些关爱我的人伸出的援手，现在我也开始了自己的回馈。我的学生中，有些内陆来的人经济条件不好，公司就借钱给学生交学费，等他们毕业工作后慢慢还。这一块也压了些钱，会造成资金紧张。所以那么多年来，我们没有像一些公司发展那么块，也没搞资本经营，从商业运作上不算成功，但从个人人生的自我实现来说，也算对社会有了交代。

　　(本策划智慧支持：《共和国记忆60年》，由中信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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