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文明

　　郑悦本报记者 宋文明 上海报道

　　2006年，耐克冒着缺货的风险，决定中止与其手工缝制足球的主要供应商、巴基斯坦 Saga Sports公司的合同时，耐克总裁Mark Parker说，“这家工厂不断违反承诺，无可挽回地破坏了我们对它的信任。”

　　在此之前，第三方机构FLA（公平劳动协会）在对巴基斯坦 Saga Sports 公司进行调查时，发现这家工厂不断违反与耐克之间的操作规定，将大部分生产交由临时工完成，让他们在锡亚尔科特市郊的家里缝制足球，其中不乏大量童工。

　　对于与耐克业务相关的中国供应商来说，此事件的另一个意义在于，大量原计划在巴基斯坦生产的耐克足球定单，在那一年流入了中国的相关工厂。

　　令人颇感无奈的是，在耐克因上述原因中止与巴基斯坦Saga Sports之间合同，并将产能转移至中国工厂的时候，其在中国的部分供应商早已将巴基斯坦的这一套运用得驾轻就熟了。

　　《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了解到，早在2003年，耐克足球在中国的主要供应商就已经通过层层传递，将大量手工缝制足球的业务分包至农村家庭中，留守在农村的家庭妇女是缝制耐克足球的主力军，也有未成年的儿童参与到这项劳动中。

　　虽然国情不同，但中国与巴基斯坦的耐克足球供应商们，在如何最大程度的节省成本上，不约而同地想到一块去了。

　　一个前耐克足球工厂的管理人员帮记者算了一笔账：雇佣一个缝制工人，当时在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是400多元钱。一个熟练工每天的产量是缝制4个手工足球，按照20个工作日来计算，其一个月大约可以缝制80个足球。同样是400元钱，按照5元/个足球的计件工资，将订单分包到农村妇女手中可以产出80个足球。

　　但雇佣工人另须培训成本、社保成本、劳资纠纷产生的成本，或许还有员工加班的成本。只要将生产“外包”，工厂就可以舒心的当起“甩手掌柜”。对于利润本就很单薄的代工企业而言，节省的这部分看似不多的成本，已是企业的一项重要的利润来源。

　　或许还有人觉得尚可以接受——这种模式使很多农村妇女在照顾家庭的同时，多了一个赚钱以贴补家用的渠道，又为当地政府引来了投资，解决了就业。记者在网上浏览信息时，就发现江苏某县还曾将一位耐克足球设在某村镇加工点的负责人，树为“回乡就业青年”创业的典型。

　　但如果从改善劳动环境的角度去看，这种模式确实不值得去推广。由于很多缝制耐克足球的农村劳动力，采用的是计件工酬，她们没有固定的上班时间，没有劳动合同，没有加班费，没有社保。产能转移了，连退工手续都可以省略。劳动所应得的权利，一点都得不到保障。

　　就如前述工厂管理人员对记者说的，我们传统认知中的“血汗工厂”，是指工厂工作条件恶劣、工人收入低，员工超长时间加班。但目前大多数饱受指责的“血汗工厂”，至少还给员工基本的福利，员工加班时还给他们工资。而很多缝制耐克足球的家庭妇女，往往为了多挣5块钱，挑灯夜战，没有老板愿意去给她多付些加班工资。

　　《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代表着中国政府致力于改善当前用工环境的鲜明态度。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中国的企业还能继续压低劳动标准来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