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秋

　　9月22日，为期一天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闭幕。如果说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需要评出一位立场激进的国家领导人，那一定是日本新任首相鸠山由纪夫。

　　鸠山在此次会上的公开发言中，实现了他在竞选时的承诺，化党纲为国策，宣布日本将在2020年实现温室气体排放在1990年基础上削减25%，相比之下，他的前任麻生太郎只肯承诺减排8%，而万众瞩目的美国减排数额，则只有4%。

　　此前，奥巴马也曾极力推销包含这个承诺的《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但他也未必能够让其成为国策。相比之下，鸠山由纪夫一时间成了国际上的“减排英雄”。

　　2℃空间下的各种表演

　　按照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预测，在2050年前，如果人类试图将全球变暖趋势维持在可控制范围之内，需要大量减少在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排放。

　　这个“可控制范围”目前已经有了明确的指标：2℃，即通过各种手段，使在1750年（工业革命开始阶段）以来的全球平均温度的上升幅度维持在2℃范围之内。有关科学研究表明，自1750年以来，全球平均温度已经上升了0.74℃，实际上留给人类的控制范畴只有1.26℃。在如此严峻的事实面前，不减排，甚至逆潮流而为之，将受到全人类的道德拷问。

　　为了达到这一控制目标，则需要全球各国的努力。《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此提出了“共同但是有区别的责任”。

　　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和经济发展的状况殊异，实际上各国更加强调“有区别的责任”，这其中以马尔代夫等受到气候变化影响最为剧烈的国家所持有的观点最为激进。

　　他们认为，在2020年前世界温室气体排放应该在1990年基础上削减40%以上。在发达国家当中，以欧盟的“2020”计划较为可行：即2020年到来之际，将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20%。英国更是承诺将减排34%。

　　事实上，到2008年为止，英国已经实现减排21%，是减排工作最出色的国家。而美国的表现最糟糕，奥巴马政府努力争取的4%减排额度远远低于其他国家，遭到了全世界的批评。

　　在发展中国家当中，最引人注目的两个国家是中国和印度。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本次气候变化峰会上对全世界承诺，中国将在2005年基础上实现温室气体的大规模减排，并在2020年将非化石能源占国家一次能源消耗（即发电能源消耗）中的比例提高到15%。

　　根据路透社提供的数据，这个数字在2008年仅为2.6%。这是中国首次明确向国际社会承诺自己的减排目标，并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肯定。与中国相比，印度的立场相对保守。它没有提出具体的减排数据，仅仅在减排问题上提出要按人均排放量确认减排比例，同时印度还提出将要大幅度增加太阳能发电的比例。

　　但是，中印两国都认为，发达国家在减排问题上应承担更多的义务。

　　经济考量成为关键

　　从激进的40%到拒绝强制性减排，各国在“减排”问题上迥异的态度，说明“气候变化”这一带有道德色彩的议题已经异化成为各国之间的经济考量。鸠山由纪夫提出的减排数额看似很美丽，在日本国内却被认为过于“激进”，从而受到广泛的质疑。

　　作为日本的支柱产业，日本汽车制造商纷纷认为25%的减排目标“在技术上很难实现”。本田汽车甚至表示，这有可能迫使日本大型企业纷纷转移到海外。而对于英国来说，之所以能够承诺34%的减排总额，是因为英国的制造业对GDP的贡献仅仅为14.1%（英国国家统计局2004年统计数据）。英国的经济结构中天然地存在着低碳因素。换句话说，“减排”的能力与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在“减排”问题上也必须与本国的经济状况挂钩。据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能源与气候经济学项目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如果实行严格的减排措施，2050年中国投入减排的成本将占当年GDP的7%。如果根据经济发展的状态实行合理的控制排放措施，减排成本将只占用当年GDP的2.3%。这说明，在中国目前的状态下实施严格的减排措施，将占用极大的社会资源，乃至影响到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更是存在着这一问题。印度有着庞大人口基数和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在这一现实之下，印度碳排放总量占全球4%，但是人均碳排放量只是世界人均水平的不到一半。据印度环境部长拉梅什声称，印度尚有近1亿人无法用上电。如果不保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很显然，“减排”的问题就不再是个效率的问题，也将是个涉及社会公平的问题。如果罔顾社会公平而强行推行“减排”措施，“减排”将成为一个负面道德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