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静

　　从公社书记、县委书记，到海省政府秘书长、海南省农业厅长，再到海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肖若海可谓当了大半辈子干部。作为一个与共和国共成长的老者，他在回忆起自己的经历时，仍不免欷 感慨。

　　而作为一个主管实际工作的领导，肖若海更愿意谈具体工作，他一直在强调，国家的改革与地方上的发展要紧密结合。

　　《中国经营报》：作为历史亲历者，你如何看待新中国60年的发展历程？

　　肖若海：首先，当然是思想解放。从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这段时间，我们经过了不断的总结、摸索和学习借鉴国外的经验，其中当然存在照搬照抄，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所以我觉得这个时期是摸索探索阶段，也是徘徊阶段。

　　1966年到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经济停滞不前，群众贫困。1975年至1980年那段时间我正在广东陵水县公社当书记，老百姓很贫穷，“一支竹杆当衣柜，三块石头垒个灶”。其中有一部分群众靠国家救济，吃国家返销粮。除此，对群众也实行经济限制，像养猪、养鸡都有数量限制。当时的统购统销政策，老百姓交完国家的公粮购粮，就剩不下什么了。当时的经济发展非常落后，我觉得，关键原因就是政策不对头。

　　1978年到1979年，我觉得是中国现代经济形成雏形的时候，像家庭承包责任制。其实我当时听到搞承包责任制时，就非常有顾虑，因为当时受极左思想影响较深，政治上思想很幼稚，担心职务会被撤掉。但我们当时还是把地给“分”了，鼓励农民多种多养。当时就认准一点，只要是群众有饭吃，事情就好办，这也是一种很朴素的认识和感情。

　　其次，各级党委政府结合本地的实际，加快经济发展。因地制宜，分类指导，逐个推进，什么赚钱种什么。当时也不说什么市场经济，但是老百姓节余农产品会拿到市场上交易。这样老百姓的腰包就鼓起来了，富民政策进村落户，群众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我是从农村干起来的，所以真切感受到农村经济的变化，像农民家庭经济、庭院经济、家庭小农场，到1985年开始把山林地承包给农民，劳动力多，就可以多种；同时强化了大队的职能，乡政府可以把土地承包给老百姓，有很大的权力。其实，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我感觉这60年，人民的思想观念，特别是农民的观念，有大的改变。

　　最后一点，现在的文化可以说是从单一向多元转变的状态。拿农村文化阵地建设为例，原来农村的文化是一片空白，文革期间，连海南本地戏都已经销声匿迹。到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就逐渐发展起来，成立了文化站、广播室，各种健康的文化都发展起来了。现在可以看出，大家越来越重视本土文化的完善，改革开放后，各种各样的外来文化，不管是精华和糟粕都引进了，虽然说会对中国文化有所影响，但其实也是逐步增加老百姓鉴别力的一个机会。

　　《中国经营报》：以一个中国共产党干部的身份，你如何看待一项政策或制度的成效性？

　　肖若海：其实很简单，就是要考虑到群众利益，也就是看人民群众拥不拥护，如果拥护，就是要搞到底。像改革开放如果不搞了，群众肯定都不赞成，因此政策和方针不符合客观规律的时候，还要考虑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当时小平就讲，我们的每一项改革，实施每一项重大计划，都要用实践来检验。

　　所谓实践检验，就是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这个小平同志是说到点子上了，我们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高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要建立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体制改革也包括在内，就是把改革作为强大的动力，使我们全党统一思想，与时俱进，进一步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落实到底。当前来讲，就是要把我们的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各方面改革完善，要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

　　《中国经营报》：从一个更长的周期来看，我们还需要有哪些改进和完善的地方？

　　肖若海：现在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各级党委政府正在贯彻落实，但有些地方也在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其实结果呢？并不好，老百姓也怨声载道，这就是不稳定的因素。这种情况的发生，就是因工作不到位，教育不到位，管理不到位。干部的作风问题甚至腐败问题，引发群众不满，激发矛盾纠纷。

　　 那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此事呢？其实我做政法工作这么长时间以来发现，有些人上访，就是要把心里话说出来，而不一定要解决什么问题，百姓们是很朴素的，要求也不高。他们找政府，就表示了一种信任。那百姓信任我们，我们就要给百姓造福。

　　我们那个年代的干部是进村入户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晚上和老百姓聊天交心，经历了那种很朴素的感情，和老百姓是有非常好的沟通渠道和感情的。现在好多干部是“三门”干部，从家门到校门，从校门到机关门，对下面的情况不了解，这样怎能把工作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