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中

　　9月4日， 82岁的孙士华开始搬离位于成都量具刃具厂的家属楼。这里的人大部分已经都搬走了，小区马上就要拆迁。在二环路对面，早几年已经完成搬迁的旧厂区已经建起了商业楼盘。

　　在拔地而起的栋栋商品楼之间，红色的苏式办公楼被保存了下来，这栋楼将被改建成博物馆。在成片推倒的旧楼废墟中，这里还可以找寻到成都量具刃具厂乃至整个成都工业50多年的变迁历史。

　　9月15日，阿里巴巴旗下阿里软件成都运营服务中心正式启动。今年6月29日，阿里巴巴宣布将投资1亿美元在成都建设西部基地。阿里软件成都运营中心成为“再造一个阿里巴巴”计划的先行者。

　　阿里巴巴将在成都高新区购买200亩土地兴建基地。而在成都高新区，已经聚集了诸如英特尔、中芯国际等一大批著名企业。因此，阿里巴巴即将兴起的基地似乎又可以窥见成都产业发展的未来。

　　从一退一进之间，60年来成都的发展路径已经被清晰地折射出来。成都工业的标志从烟囱林立的东郊转移到高新技术产业聚集的南部和西部的高新区。而这背后引发的是一场更为深刻的变革：“全域成都”的统筹城乡发展模式。

　　城市形态根本转变

　　1953年，孙士华和2000多名哈尔滨量具刃具厂职工一起来到成都，这套人马包括了从工人一直到厂长的各个岗位，他们将在这里兴建一座新的工厂。而当时成都留给他的印象是，物质丰富、价格便宜，“3毛钱可以买10个鸡蛋”。

　　“成都以前一直是消费型城市，没有什么工业基础。”成都市发改委综合处处长李椿介绍说。而成都市经委提供的资料显示，1949年以前，成都全市工业总产值仅为1.08亿元，其中小手工业户1.4万户，占了全市工业总户数的98.8%；机械化、半机械化生产的工厂企业仅有一些规模很小的纺织厂、发电厂、提供修理服务的机械厂、汽车修配厂、农副产品加工厂、砖瓦厂。

　　孙士华刚到成都时，住在水碾河路，这里原本是为兴建第二汽车厂准备的生活区。那时候附近还都是农田，而且城里大多是低矮的棚户和瓦房。成都市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孙明介绍说，解放初期，成都的城区仅18平方公里。

　　转变出现在1953年，当时国家156个重点项目中有8个落户成都。成都量具刃具厂从1953年开始修建，孙士华介绍说，到1958年投产，厂里已经有4000~5000人。同年，一大批大型企业在成都东郊破土动工，东郊成为工业集中开发的热土。

　　1958年3月，成都量具刃具厂和国营715厂的西南无线电器材厂（后改名宏明无线电器材厂），分别迎来在成都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视察。

　　而此时，成都的城市形态发生了根本转变。成都市的规划起于1953年，1955年川康合省以后，国家批准成都市城市发展目标：省会，精密仪器、机械制造及轻工业城市。

　　孙明介绍说，1959年对规划方案进行了调整，扩大了城市规模，远期目标达到120万~150万人。而通过路网的调整和扩展，成都进入了“跃进”式发展，在紧锣密鼓的东郊工业建设热潮中第一次急剧膨胀。

　　经过“一五”、“二五”时期的大规模建设，成都工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产业配套逐步完善，电子、机械、冶金、化工、纺织、轻工、建材、食品等产业初具雏形和规模，奠定了工业的基础。到1965年，全市有工业企业2270户，实现工业总产值10.52亿元。

　　三线建设时期，四川是三线建设重点地区之一，成都是西南三线建设的指挥中心。从1965年到1976年，四川的三线建设共投入建设资金335亿元(按现市值估计约5000亿元)，占解放以来到1976年国家在四川总投资的80%左右。

　　按照中央部署，“一线”地区的一些重要企业迅速内迁成都，成立了四川齿轮厂等企业。同时，国家投资新建、扩建、改建了成都飞机公司、成都发动机公司等大中型骨干军工企业。这一批企业的调迁、兴建和投产，充实了成都工业的实力，提高了技术装备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大大增强了成都机械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和军事装备制造能力，在全国同行业中占有重要地位。

　　而此时，成都工业产品的门类增多，生产档次亦相应提高，能够批量生产无缝钢管、汽车、机械成套设备、量刃具、化肥、基础化工原料、抗菌素等上百个现代工业产品。无缝钢管、抗菌素、量具刃具等一批现代工业产品在全国达到领先水平。同时，成都还成为全国四大电子基地之一和歼击机、雷达生产基地之一，到1977年，全市有乡及乡以上工业企业4010户，实现工业总产值36.53亿元。

　　“从建国初期到三线建设时期，成都的工业体系和城市经历了巨大的转型。”李椿说，成都由消费型城市转变为具有现代工业体系的城市，工业门类比较齐全，特色比较明显——以电子工业、机电等为代表，而不是以重工业见长。

　　东郊的辉煌和衰落

　　作为这场巨变的亲历者，孙士华当初并没想过会在这待上一辈子。初到成都时，出去吃饭，饭店老板说“煞过了（打烊了）”让他百思不得其解。而如今，他说话时，四川话和普通话，还有老家江阴的口音已经夹杂在一起。

　　事实上，当时孙士华和成都本地市民交往很少，相对于后者，东郊企业的职工形成独立的组织体系存在着，甚至与当地区政府“几十年老死不相往来”，东郊企业享受着荣耀，而且东郊企业职工的待遇是其他地方没法比拟的。

　　刚到成都时，孙士华每个月就有80元钱的工资，妻子1956年加入该厂，一个月38元。到上世纪60年代，两口子的工资加上奖金，一个月有130多元，这些收入不仅可以维持自己家里的生活，还可以帮补他的兄弟姐妹的学习、生活。

　　当时，作为中层管理干部的孙士华一个月有22斤粮，妻子是车间工人，在当时向一线工人倾斜的分配制度下，一个月有37斤粮。因此，即使在三年自然灾害时，他们也并未遭到饥饿的威胁。孙士华介绍说，当时厂里效益很好，创造的财富、上交利税一直排第一。

　　这种良好的效益在上世纪80年代更加明显。“天天排队要货，供不应求，几乎每个职工都有人找帮忙订货”，甚至孙士华家乡人也过来要求订货。他介绍了一个这样的场景：当时供应科的办公室，每个要货的人来订货时一般会递上一支烟，而一天下来，桌子上已经摆满了烟。

　　而在这个时期，成都工业迎来了鼎盛时代——在东郊不足4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就有169家，从业人员达15.3万人。无缝钢管产量居全国第一、电缆产量居全国第一、光学玻璃产量占全国的60%。

　　东郊成为成都工业发展的标志，在这里布局了一大批电子、机电制造等产业，先后聚集了253家中央、省、市属大中型企业。1990年，东郊工业总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52.4%，占全市国企工业总产值的75%以上。

　　不过，辉煌转瞬即逝。在享受“双轨制”带来的红利过后，市场经济体制确立，这些企业开始面临巨大的困境。“东郊开始衰落，市场经济确立后，企业机制很不适应，出现效益不好、下岗工人多、引发一系列社会矛盾。”成都市成华区发改局副局长肖伟说。

　　孙士华回忆，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成都量具刃具厂经营开始出现困难，出口也受阻，此时公司还向员工集资应对。相对其他企业，成都量具刃具厂的处境还较为宽松一点。尔后成都量具刃具厂开始进行改制，每个职工可以购买1000股，不过，不到一年，孙士华将这些股份以13元/股卖掉了。

　　东郊工业区绝大部分位于成华区。东郊工业区的衰落更严重影响到当地的发展。肖伟说：“随着城市发展，修建的一环路穿过了东郊生活区，其他区域围绕一环路迅速发展起来，但是成华没有发展空间，错过了第一次发展机遇；二环路又从生产区穿过，同样成华第二次发展机遇也没有抓住。”

　　而此时，一个严峻的问题又摆在面前，在城市扩张以后，东郊工业区已经逐渐位于城市的核心区。而此时的工业区，烟囱林立，沙河上有很多排污口，环境正承受不堪之重。

　　成华区向省市领导汇报的调研材料这样描述：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和扩大，原来意义上的东郊已变成成都市中心城区的一部分。过度集中的工业企业，不仅使东郊的“三废”突出，“热岛”效应明显，城市环境受到严重影响，而且企业布局零乱，土地利用率低。不少企业厂房破旧、设备老化、工艺落后、经营困难。

　　不仅如此，由于计划经济时代遗留的体制与机制问题，使东郊城市功能难以完善配套，损害了城市形象，企业发展也受到严重制约。到2000年，东郊169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资产322亿元，净资产106.6亿元，仅实现销售收入141.14亿元，净利润为－5979万元。

　　“80年代，流传找朋友要找420厂的口号；成都市区还都是低洼棚户，东郊就已经都是楼房。”肖伟回忆说，然而，在其他区域日新月异地发展时，引以自豪的东郊工业区开始没落了。

　　高新技术产业的崛起

　　就在东郊衰落的同时，另外一块面积87平方公里的经济版图异军突起，成为成都经济增长新的原动力，这就是成都市高新区。

　　成都市高新区自1991年被批准为首批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来，主要指标年均增幅超过70%。目前，综合实力位居全国56个国家级高新区第四位，与北京中关村、上海张江、深圳高新区并驾齐驱。

　　2008年8月15日，全国六大高新区在成都共同签署了《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成都共识》，提出将创建世界一流的高科技园区，塑造多个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创新集群。成都高新区表示，力争到2012年完成创建“世界一流园区”的阶段性目标。

　　成都市高新区发展策划局局长汤继强说，高新技术产业目前还不是成都市的第一大产业，对GDP的贡献率还不是最大，但这是成都产业和城市未来发展的战略方向。

　　成都高新区规划面积87平方公里，由南部园区和西部园区组成。南部园区依托成都市城市新中心和天府新城建设，重点发展科技创新、软件研发、总部经济和现代服务业，努力建设成为以软件及服务外包产业为主导的科技商务新城。西部园区重点发展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和精密机械制造产业，着力打造功能配套完善的综合产业园区。

　　目前，高新区共有各类企业6000多家，注册资本240亿元，有年销售收入过10亿元的企业7家、过亿元的企业50多家。园区内共有外商投资企业500多家，世界500强投资的企业有24家。

　　经过20年的快速发展，成都高新区已经形成了以微电子和软件为主导的电子信息产业、以中医药现代化为重点的生物医药产业、以先进制造技术为特征的精密机械制造产业三大主导产业，以及集成电路、软件、生物医药、精密机械、通信、光电显示六大特色产业集群。

　　今年1月~6月，成都高新区实现产业增加值182.3亿元，同比增长25.4%；工业增加值122.2亿元，增长30.4%，其中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精密机械制造三大主导产业完成工业增加值96.8亿元，增长42.8%；外贸出口14.5亿美元，增长91%。

　　“高新区被市里面特别看重，并寄予厚望。”汤继强表示。2001年后，成都确定了未来的产业发展战略方向，就是建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现代制造业为基础的新型工业基地。而成都进行战略产业的选择，可以从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拜会马云窥见一斑。

　　李春城认为，阿里巴巴的商业模式

　　对传统商业活动产生了革命性效果。由于地理环境的约束，成都本身有不利因素，但是，因为技术进步，把区域上和物流上的障碍给抹平了。因此，成都完全有条件发展现代服务业，而且不输于沿海城市。成都相对于其他西部城市条件最好，潜力最大。

　　事实上，作出这一战略选择，是基于对产业发展趋势和地方条件的综合考虑。成都地处内陆地区，不靠海、不沿边，地理上通江达海的不利因素造成其在制造业方面的竞争劣势，“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运输成本降低，按照目前的通达条件，这是最适合成都发展的产业。”李椿说。

　　2003年，英特尔落户成都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在此之后，成都空港建设大幅推进。高新技术产品更多是通过空运进行，而不是需要通过铁路和水运出海，这使得成都规避了地理上的短板，还赢得优势。“成都到阿姆斯特丹的航线异常火爆，从成都起飞比北京、上海更近。”汤继强介绍说。

　　李椿表示，成都未来的发展就是要结合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在国家对成都“三中心、两枢纽”的定位中，三个中心即西部物流和商贸中心、金融中心、科技中心，其实都是服务业。

　　调整和演进

　　在高新区崛起的同时，对东郊的调整和改造被摆在决策者面前。2001年，成都市委、市政府决定，通过5~10年的努力，完成对东郊工业区的结构进行战略调整“退二进三”。

　　根据规划，东郊工业园区的企业大部分将搬迁，东郊将转变为由城市中心、副中心、片区中心、居住中心四级中心组成的结构模式，形成以沙河为纽带、向东放射道路为轴线，集生活居住、物流配送、金融商贸、科技产业、旅游休闲为一体，功能齐全、设施完善、空气清新、环境优美的新城区。

　　“成华将由工业区向生态服务区转变。”成华区委书记何立斌介绍说。当然，东郊工业区结构调整也带来了阶段性产业空心化，新的产业怎么进来。我们的发展思路就是“退二进三”，就是要大力发展服务业和总部经济。

　　这一措施历时6年，不仅使160户企业重获新生，而且使城市形象显著提升，生态环境明显改善。但是，肖伟说，“5年很艰难，工业调出去，当时服务业并没有马上出来。城市发展欠账太多，东郊不是完整意义的城市，很多企业没有载体，没有写字楼，原来只有厂区和生活区。”

　　为此，成华区花大力进行环境整治和基础设施建设。以房地产业为先导，搞住宅开发和商业开发，加大商业配套比例。肖伟说，2007年开始，随着土地一块块上市，东郊逐渐走出低谷，固定投资、财政收入慢慢提升，逐步确定了现代服务业为主的产业格局。

　　“产业结构的调整给城市带来了生命，成华区内生出新的增长机制，人口聚集的力度也在加强，过去由单一产业工人变成了科技人员、服务业人员的汇聚，拉动了消费的增长。工业区逐渐转变成生态服务区。同时，龙潭总部经济城也开始引进中央级的、大的研究服务机构，比如中国工程技术研究院等。”何立斌表示。

　　显然，这并不仅是产业布局的调整，更是产业结构升级的调整。一方面，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另一方面，企业借搬迁之机进行技改，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而且一些企业在搬迁的同时又进行了改制。

　　与此同时，服务业逐渐壮大。进入成都12年的成都伊藤洋华堂公司第四家店10月将在宏明厂厂址附近开始营业。其董事长、总经理三枝富博说，成华区的住宅开发如雨后春笋，未来发展很好，目前商业设施欠缺凸显出来，正是商机所在。

　　三枝富博表示：“我们更看重将来性和发展性。我们进行了四五次调查，主管上任前还亲自去调查，正是知道这个大背景，才决定去的。这家店，我们希望第一年能实现销售收入5亿元。”

　　投资75亿元、占地面积2700亩龙潭总部经济城从2007年开始建设，目前已经成型。投资方上海裕都集团董事长张钧介绍说，当初安排了7个人来考察，带回100多页的调查报告。他认为，成都地理位置好，总部经济有需要，而成华作为老工业基地，面临二次改造，这些有利因素促使他决定投资。

　　这种转变已经收到明显效果，“2005年，成华区的GDP为180亿元，到2008年已经增长到298亿元。财政收入已经得到极大改善，2005年是26亿元，2008年达到64亿元。而财政的主要来源就是，新一轮固定投资建设带来的税费，服务业和总部经济的发展替代并超过了过去的财源。”何立斌介绍说，“这些数据说明，我们新的产业定位得到了市场的检验，取得了初步成效。”

　　“成华的发展印证了城市发展必然要由工业向服务业升级，最终，城市经济要以服务业为核心和基础，这也是城市发展的必然历程。这是60年发展的感悟。”何立斌表示。

　　城乡统筹的“成都模式”

　　在这种转移中，成都开始触及到更深层次的变革。在回顾东郊的变迁和成华的变革，何立斌表示：“东调是区域统筹和城乡统筹的协调的结果。成华及东郊变革的前提就是统筹城乡发展战略。”

　　其实，在决定进行东调之后，面临的最直接问题就是，钱从哪儿来，人怎么解决？此前老东郊企业不是没想过搬迁，只是苦于没钱。

　　2001年4月，时任成都市市长的李春城赴大连考察大连搬迁115家企业的经验。当年8月，成都市政府批转市经委《关于成都市东郊工业结构调整的思路和建议》。“基本思路就是利用东郊土地与区县土地的级差地租作为基本动力，对企业实施搬迁改造。”肖伟介绍说。

　　与大连市由政府出钱帮助企业搬迁、收回土地出卖的方式不同，成都决定用“政府推动、企业为主、市场运作”的方式——成都市土地储备中心对搬迁企业的原厂土地进行“预收购”，提供搬迁所需的启动资金。腾出的土地交付市场拍卖，所得资金再与企业结算，并要求企业全部用于搬迁改造。

　　肖伟介绍，对东调企业而言，最大的资源就是土地，只有让土地资源转变为土地资本，并实现最大增值，才能顺利推动企业搬迁。政府一是调整东郊的城市定位，从规划上调控土地升值；二是配套进行沙河整治，从环境上调控土地升值，从而为东调企业异地搬迁筹措大量资金，破解了资金难题。

　　他举例说，宏明厂搬迁时土地价格为80万元/亩，航天通信搬迁增值到800万元/亩，通过土地级差收益将企业顺利搬迁出去、人员进行了安置，还搞了技改。这给了企业带来二次生命。420厂的土地卖了24亿元，而这里也诞生了龙湖“二十四城”庞大的商品楼盘。成都市前锋电子集团公司企业原址土地与搬入地土地价格比较，企业获得近20倍的价差收益。

　　而这一决策产生了多赢的结果。离市区较远的二、三圈层区县缺乏龙头企业的带动，东郊企业搬迁出去之后，有力地带动了当地的发展。不仅如此，何立斌说：“东调为成华提供了机遇，腾出了空间，调出了10000亩土地，这是城市核心地带，土地价值很高。更关键的是这是存量，而不是增量土地。”

　　因此，何立斌把成华的变化归结为区域互动、产业互动、城乡统筹的结果。事实上，通过搬迁，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这样一个资本输送链条，那就是，资本—东郊企业—农村。

　　也就是说，资本购买原来东郊企业的土地，东郊企业利用这些资本进行搬迁和技改；搬迁占用的建设用地指标可以在产权交易所进行交易；而农村进行新农村建设，集中居住节余的土地指标到产权交易所进行交易后，又使得资本转移到农村。一方面农村土地得到增值，同时，资本输送到农村，推动农村的新农村建设，使得城乡经济统筹发展。

　　“土地级差地租收益规律是一所伟大的学校。成都的经验在于充分利用土地级差地租这一规律，为城乡统筹服务。”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周其仁今年年中在成都统筹城乡发展论坛上这样表示。国土资源部规划司司长董祚继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也曾表示：“在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方面，有必要提出成都模式这一概念。”

　　事实上，在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2003年成都开始了一场更为深刻的历史变革。那年开始了以“三个集中”（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土地向适度规模经营集中、农民向集中居住区集中）为核心的城乡一体化建设，到2008年初，成都市又出台了一号文件，开启了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将其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破除二元结构的突破口。

　　这一改革的核心是还权赋能，目的是通过对农村土地确权颁证并允许其流转，逐步实现城乡土地“同地同权”。周其仁认为：“确权是基础，流转是核心，配套是保障。”这是对成都经验的很好概括。

　　在农村人财物净流出的大背景下，通过统筹城乡的发展战略，使得资本通过土地级差进入到农村，另外，又调整了产业布局，促进城乡协调发展。2007年，成都获批全国统筹城乡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是对成都5年城乡一体化实践的认可。

　　2004年成都市出台了历史上第一部工业布局规划——《成都市工业布局发展规划纲要（2003年—2020年）》，将全市116个工业园区归并整合为21个工业集中发展区。在此基础上，2005年明确了21个工业集中发展区和9个重点镇工业点的产业定位和空间布局。2008年，进一步确定了各区（市）县的“一区一主业”产业定位，工业布局不断优化。

　　今年，为促进各工业园区产业之间的关联、成联发展，成都又结合新的发展需要，将各区（市）县的主导产业细化到二级产业门类，进一步明晰了中心城区和二、三圈层之间产业分工和配套协作关系，努力形成加工制造环节和生产服务环节相互关联，中心城区总部经济、高新技术产业与近郊区县现代制造业、远郊县(市)加工工业、特色产业梯度发展的工业经济发展格局。CFP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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