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中

　　梳理一下成都60年发展的历史，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阶段：建国后的“一五”、“二五”及三线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及西部大开发时期，以及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时期。

　　仔细考察这些历史阶段，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脉络，在成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前，成都的发展长期依赖于国家的战略布局，也就是说，成都的发展是外部力量作用的结果。

　　“一五”、“二五”时期，国家重点项目的投入为成都奠定了工业基础，这种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在三线时期更为显著。而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西部大开发后，国家的投资大量注入，使成都成为西部经济高地。

　　经过这些战略力量的投放之后，成都已经从18平方公里的城市规模扩展到400平方公里，成为中西部特大型城市。城市形态也从消费型城市转变为工业城市，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推进。

　　不难发现，成都的发展轨迹完全契合整个国家发展的脉络，也是整个国家发展进程的缩影。然而，在这种强化生产力的纵深推进中，难题和瓶颈也随之而来，产业如何调整和升级、怎样来解决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

　　成都正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中期阶段，是高速发展时期，现实的瓶颈感受尤为迫切。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单纯依靠国家力量的发展路径已经难以复制，更为关键的是，必须从制度层面上来推进生产力的发展。

　　成都的决策者在推进工业和城市改造与发展的过程，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钱从哪儿来，资本怎样形成？从这样基本的问题出发，开始触及到整个国家面临的根本性问题？如何破解二元结构？

　　可以说，现实的压力促进了成都在制度创新上的探索。而成都也开始主动去探索一条道路： 2003年，成都开始“自费”进行城乡一体化建设，力图通过制度的变革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以解决工业化和城市化面临的难题，尤其要破解大城市和大农村二元分割的现实。

　　因此，在这种强化生产力的推进中，成都更需要找到一种内生的力量。经历了5年实践之后，2007年，成都获批综改试验区，当然，成都获得的并不是一种强大投资的促进，更重要的是一种制度先行者的角色。

　　我们可以看到，在《成都统筹城乡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总体规划》上，没有一项是对于投资或者政策优惠的表述，而是鼓励成都进行制度创新，让其在封闭的试验区内去探索。

　　其实，这种角色和功能尤其重要，也正是这样才催生了成都的试验。成都布局了大量的三线企业，但是并没有获得振兴老工业基地的优惠政策。因此，在对三线企业的改造过程中，成都更需大胆进行创新。

　　现在成都的试验已经得到很多专家和官员的认可，成都模式也已经被提了出来，而从根本上来说，成都模式不正是一种寻找内生力量，从改变生产力布局到改变制度供给、改变生产关系的变革吗？

　　更为关键的是，成都经验正在为全国的改革提供借鉴，成都力图解决的难题也是中国当下亟待解决的根本性问题。因此，很多专家提出，成都的试验具有普适性的特点。因此，成都的很多做法已经为全国很多地方所效仿。

　　事实也反映了这项历史性变革的成绩：2003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为3.21：1，随后中央出台多项政策支农，但是到2008年仍然扩大3.36：1。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成都市的差距从2003年的2.64：1下降到2008年的2.61：1。

　　有专家提出，成都的下降很微小，只是略微收敛，是否可持续还不能确定，但是在全国扩大的背景下，成都毕竟是下降的。

　　成都也为自己的试验设定了目标，就是到2020年地区生产总值突破万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10万元，城镇化率达到70%以上（按户籍人口计），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到2：1，公共服务实现均衡发展，现代城市和现代农村和谐相融，历史文化和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新型城乡形态基本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