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恺

　　建省后，海南甚至获得了比深圳、珠海更多的优惠政策。1988年，国务院先后下发第24号、第26号文件，规定海南可以自由兑换货币；境内投资者自获利年度起10年内不再补缴所得税；土地使用权出让一次性签约最长70年；可以不提以公有制为主体，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竞争。

　　正是基于国家给予的自由权限，许士杰产生了一个惊人的设想，他决定在洋浦等地再造几个“小香港”， 把海关撤出海南，搬到湛江，使全岛成为自由贸易岛。

　　洋浦被定位成“特区中的特区”，但海南省政府根本没有资金开发洋浦，仅开发区的“七通一平”就需要100多亿元，而当年海南全省的财政收入仅为4.2亿元。在此背景下，海南省政府参考国际通行的商业惯例，提出了引进外资，由外商成片开发的大胆创举。

　　1988年6月，海南省政府与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达成初步协议。协议确定，海南在洋浦半岛上划出30平方公里的土地作为开发区，其土地使用权一次性出让给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期限为70年，区内一切基础设施建设及招商全部由外商负责。

　　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洋浦模式”，即允许外商成片承包开发。

　　洋浦开发模式所涉及的面积之大、期限之长、灵活度之高，无疑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外开放的最高程度的举措。但当时这种做法并不能为国人所接受。

　　迟福林也是开发洋浦的主要参与者。据他回忆，1989年3月，全国两会在北京举行。有政协委员在发言中对洋浦开发模式进行公开指责，称其为“制造新的租界”。随即，100多位政协委员也就这个问题分别联名递交了提案，要求制止海南开发洋浦。国内一些青年学生甚至上街游行，贴出了“声讨海南卖国”的标语口号。

　　1989年4月，许士杰看到报纸新闻后，拍案而起：“我要反击！”

　　作为海南开山辟路的第一任省委书记，许士杰至今仍深得百姓感念。拳拳之心被辱之为“卖国”，向来以儒者风度、温良沉静为人著称的许士杰异常愤怒。激动、压抑、太阳穴的脉管在突突地跳，他来回踱步，他伏案灯下，想赋诗，想作文，思绪如麻，却无从下笔。

　　同年4月28日，邓小平很快作出批示：“海南省委的决策是正确的，机会难得，不宜拖延。”但在当时的政治大背景下，洋浦并没能发展起来。直到1992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洋浦经济开发区”，洋浦开发才算真正启动。

　　洋浦开发在质疑声中整整被耽搁了4年。

　　4年间，比海南晚起步的上海浦东开发区已初具规模，原本准备在洋浦投资的许多大公司、大财团、大项目几乎全部转到浦东。而洋浦则错过了最佳的开发期。

　　海南2000年开始调整招商和土地政策，洋浦才逐步走出低谷。2004年开始，海南省重新建立起政府主导开发建设的模式。通过“大企业进入、大项目带动”加快洋浦发展，走集约化、大工业发展道路。

　　如今的洋浦承担着振兴海南工业的沉重使命。2007年9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同意设立海南洋浦保税港区，这也是华南地区第一个保税港区，其被定位为我国南部地区辐射东南亚和东北亚的，以石油、化工产品为主的区域性航运和物流中心，国内重要的石化产品出口加工基地，以及面向东盟地区开展自由贸易的桥头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