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爱伦

　　第64届联合国大会将于本周在纽约召开，为推动年底的哥本哈根大会，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特地在9月22日召开一场气候变化峰会，并请来了100多位国家元首参会。

　　离哥本哈根大会召开只剩下70多天的时间了，但气候谈判的进展之缓慢，不得不让大家对年底大会的最终结果感到担忧。潘基文这样的安排，也是希望能够借各国最高领导人齐聚一堂的机会，再次为达成全球气候保护协议进行造势。

　　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拯救气候的政治压力从只关注细节的谈判代表，转移到了须为人类未来负责的各国元首；再将这种政治意愿和指导思想传达给谈判代表，以促进联合国的多边谈判——这种走“上层路线”的策略，目前看来是最有效恢复对哥本哈根信心的方法。

　　作为一个联合国的会议，气候峰会还是有诸多外交的约束，不宜给各国施加太多的压力。但从目前公布的峰会议程来看，潘基文煞费苦心。

　　重头戏放在了开幕式上。潘基文发言之后，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主席拉金德拉·帕乔里（Rajendra Pachauri），相信帕乔里这位印度博士会在他的发言中进一步强调气候变化的严峻后果。

　　而第三个发言人便是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是气候峰会的东道主国元首。笔者以为，与之前的布什政府相比，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在气候方面的态度的确是进步了很多。但较之达成强有力的全球协议的紧迫性来说，美国还是在拖大家的后腿。

　　与联大召开峰会来强调哥本哈根会议的重要性相反，奥巴马的谈判队伍已经开始公开表示，不应把今年的哥本哈根大会看成是“最后的历史机会”，要是今年“谈不完”，也可以将全球气候谈判拖到明年。

　　这种提议的背后是奥巴马也倍感无奈的美国国内政治。就在上周，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哈里·瑞德表示，对美国减排作出规定的气候法案可能要到2010年才有望在参议院被讨论。根据目前的这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美国到2020年的减排目标只有1990年水平的4%，离科学要求的发达国家减排25%~40%的目标相去甚远。但就这样的一份“软弱无力”的法案，在美国的政治体系里还是一波三折，举步维艰。

　　应该说，美国的减排不力是阻碍气候谈判的最主要因素。奥巴马竞选时，曾经承诺要成为全球气候保护的“领导者”。而目前他面对的就是这样的两种选择，一种是以美国的国内政治困境为理由，在国际上消极应对气候变化，并拖累整个进程；另一种他也可以在国际上体现出真正的“领导者”风范，努力推动哥本哈根协议，然后再把协议结果带回到国内政治角斗场上。后一种情景，意味着美国总统要在国际上承诺其国会尚未通过的协议，风险很大，需要的是奥巴马极大的魄力，但这却是今年达成强有力的全球气候协议的唯一希望。

　　接着奥巴马之后发言的，将是马尔代夫的主席。由于气候变化，马尔代夫面临着“灭顶之灾”，但这样一个小国家却承诺要实现100%碳中和，要以实际行动呼吁大国应对气候变化。

　　第五位发言的，便是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作为积极的发展中国家的代表，胡主席有可能在发言中提出新的具体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比如说中期（到2020年）碳排放强度指标。中国的新指标将会是个明确的信号，表示中国会在保持发展的同时，兼顾环境保护，走低碳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之后是新上任的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他将带去联大的是日本决定到2020年减排25%的好消息，较之前执政的麻生政府8%的减排目标有大幅度的提高。

　　再后面的发言人包括卢旺达总统、瑞典总理、哥斯达黎加总统、法国总统、非政府组织代表、青少年代表等。

　　所以说，整个开幕式的安排将直指奥巴马“领导力”的缺乏，希望这样的国际压力可以激发出奥巴马竞选美国总统成功时的传奇能量，并将其投入到保护气候中。

　　（作者系环保组织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