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本报综合报道

　　重庆市声势浩大的“打黑除恶”行动，不仅使一批危害一方的黑恶犯罪团伙及其“保护伞”应声倒地，多条由黑恶势力操控的黑色产业链也逐渐浮出水面并走向消亡。在重庆这些带着强烈组织化、黑恶化色彩的产业链，已经延伸到当地重要的经济领域。

　　阳光产业 频遭垄断

　　在重庆，以重庆渝强实业集团公司董事长黎强为骨干的黑恶团伙，通过强占明抢，挤占其他同行的经营权，逐步垄断重庆民营公交线路。近几年其拿到了遍及重庆的100余条公交线经营权，实际可以影响到城市公交命门。

　　房地产开发产业也被黑恶势力染指。包括重庆江洲实业集团董事长陈明亮在内的黑帮地产，与政府公职人员联手，以数倍高价恶意哄抬地价，公职人员再暗地促成拿地商与黑帮地产谈判，买通黑帮地产放弃竞争的价位，或者对拿地商实施敲诈。该过程中一单交易的黑市价都在数千万元。

　　庞大的高利贷产业同样触目惊心。黑恶团伙以高得惊人的利息强行放贷，而后通过暴力收债，从中牟取巨额不法收入。重庆市警方披露的数据是，重庆高利贷逾300亿元，规模已占到重庆全年财政收入的1/3强。

　　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肉品行业，一度也被黑恶团伙垄断。今普食品有限公司正是王天伦昔日借助黑恶势力通过欺行霸市而诞生的产物——今普肉食品进入重庆市各大中小学食堂，在重庆猪肉市场上占据41%的市场份额。

　　在此“打黑”中土崩瓦解的还有赌博产业链和黑色娱乐产业。黑恶团伙进入的上述几大产业，组成了一张复杂的网络和黑色产业链。分食几条产业链利益的人员构成复杂，非法聚敛的不义之财部分用于组织成员生活、娱乐所需以及支付组织成员“工资、福利”、贿赂国家公职人员、对犯案获刑的组织成员及其家属的“安抚费”、对受害者的“封口”费等开支。

　　经过多年的经营和演变，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拥有了一个合法化的企业外壳，汇聚了各色人等，其内部已形成森严的等级结构和明确的责任划分:有人专门负责杀人抢劫，有人负责合法投资经营洗钱，有人负责获取重要经济信息和官员个人“灰色信息”，有人专司腐蚀拉拢国家公职人员寻求保护。

　　“红帽子”笼罩下的“黑脸谱”

　　紧邻朝天门、曾见证了清代重庆繁华商埠历史的湖广会馆，古戏台上正在上演川剧绝技“变脸”，倏忽之间变幻莫测的脸谱，博得满堂喝彩。没等掌声平息，一束束火舌从表演者口中倏然喷射，在夜幕中划了长长的迹子，叫好声此起彼伏。

　　与舞台表演相反的是，现实版的“变脸”正悉数黯然谢幕退场。许多张另类“变脸”者的脸谱，在重庆此轮“打黑”风暴中被一一撕破。重庆警方近日公布的被执行逮捕的14名涉黑涉恶团伙首犯中，有四人颇为引人注目，他们是黎强、陈明亮、王天伦、贺伦江。

　　他们都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红帽子”与“黑老大”，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却演绎了一场真实的“变脸”。

　　 “黎强、陈明亮、王天伦、贺伦江过去在重庆本地媒体上都或多或少露过面，知道他们都身家过亿，是叱咤一方的企业家，给人的印象是贡献似乎很大。”重庆一家媒体的同行告诉记者。直至四人脸谱被撕破，身陷囹圄，大多数市民才知道他们“很暴力”。

　　有市民对记者表示：“身在重庆，你不得不和这些涉黑犯罪团伙发生联系。过去你要住他拿地建成的房，吃他控制的猪肉，坐他的马仔垄断的公交车。他一不高兴就可以叫你家破人亡，跺一脚就可能导致大面积的肉价上涨。”

　　西南政法大学社会学系一位学者对记者说：“以前说重庆人是‘搁下屁股喝酒，直起腿腿杀人’，虽有些夸张，但历史积淀确实在某些现代重庆商人身上得以延续。”该学者分析说，处于两江交汇的重庆，曾是整个西南地区的贸易中心，重要的水路码头。码头的组织形式是“帮派”和“堂口”，带来的一方面是“堂口”内的互助与协作，另一方面是“堂口”之间的竞争乃至拼斗。带有浓厚江湖意味的码头文化自古盛行，浸润到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现在看这四个‘红帽’商人的真面目，无一不是凭借江湖手段打压正当商户和正规企业，逐步发展成为‘行霸’，进而垄断经营。”这位学者如是说。事实上，抢地盘、争市场的“码头割据”故事早已在坊间广为流传，其中不乏充满血腥和暴力的传闻。

　　黑脸谱下的邪恶

　　作为重庆最早从事公交客运的民企老板，重庆渝强实业(集团)公司董事长黎强，事发前是重庆市人大代表、巴南区总商会（工商联）会长。

　　一家民营运输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在历次重庆市民营公交车运营线路招投标和争夺中，黎强都要通过强占明抢，挤占其他同行的经营权，“群殴”屡试不爽。

　　黎强为争夺线路经营权，数次组织社会闲杂人员进行打砸抢。2007年8月9日，黎强指派一干“平头”在鹅公岩大桥桥头，抢走了玉祥公司的一辆客车。凭借“硬拳头”，黎强近几年拿到了遍及重庆的100余条公交线路经营权。

　　黎强靠公交运输起家，但其近几年才开始经营的房地产业却“高歌猛进”。有人艳羡黎强能拿到黄金地段的土地，“且只用了相当便宜的价格”。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房地产开发公司负责人对记者说，黎强能拿到便宜的地，依仗的是黑恶势力。几次有黎强参与竞拍的土地拍卖会上，都有“平头党”的出现。竞拍前，“平头党”向前来竞拍的开发商们发出了不许参与竞争的“通牒”，否则“后果很严重”。慑于黎强的淫威，很多有实力的开发商只得成为竞拍会上的陪衬。

　　原渝中区人大代表、重庆江州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明亮平日里很低调，但黑道功夫颇深，开夜总会、放高利贷、强索债务、操纵赌场，“样样都要得”。

　　2008年4月，重庆一资产上亿元的知名房地产开发商向陈明亮借高利贷250万元，约定每月利息20万元。后因开发商无力按时付息，从2009年2月开始，陈明亮将其软禁近一个月并实施暴打。后来，该开发商连本带息先后支付给陈440万元，还欠35万元。

　　原大渡口区政协委员、上海梅林控股子公司重庆今普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天伦，也是靠一路打打杀占据了重庆猪肉市场41%的份额。铜梁县作为重庆第二大绿色生猪基地，担负着主城区生猪和鲜肉的供应，但主城区一些“肉霸”频频对铜梁鲜肉供货者暴力驱赶。

　　虎峰屠宰场老板魏元海告诉记者，他曾多次接到自称是“今普人”的恐吓电话，警告他要想活命，就不要往市内一些农贸市场送货了，再往这里送一两肉，“打死你龟儿子”。魏表示，五家向主城区供货的老板都战战兢兢，雇佣“保镖”送货。短短几年间，今普公司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生猪屠宰企业。

　　原渝北区政协委员、重庆市华厦建筑公司总经理贺伦江的发迹也殊途同归。2008年，重庆公路局和贺伦江合资组建同聚福收费公路建设开发公司，在渝北区建收费公路。公司由公路局控股，董事长、总经理及财务总监由公路局委派，公路收费员由公路局从重庆养路段的年轻道班工人中选调。

　　公司运作不久的某日，同聚福公司开管理人员会议，会上因公路局委派的总经理张方池和贺伦江意见不合，贺拂袖而去。贺离开不久，会议室突然闯进十几个打手，啥话都不说见人就砍，张方池夺路逃命。公路局派出的职工大白天被追得满街跑，数人被砍伤。

　　最后，公路局在同聚福公司只留一个财务总监，其他高层管理人员和职工全部调回。自此，公路局占60%股份的同聚福公司事实上沦为贺伦江的“囊中物”。

　　“丰功伟绩”黑脸谱变“红帽子”

　　川剧的“变脸”也许是戏剧化人生的舞台再现，而现实生活中的“变脸”似乎比舞台表演更具戏剧性。

　　“一方面持枪杀掠、欺行霸市、肆意施暴、坐地收钱、敲诈勒索、开赌放贷，一方面却相继戴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桂冠，这种效果恐怕连川剧‘变脸’演员都自愧弗如。”当地一些人感叹。

　　重庆市机关一名干部说，这些黑商一方面假惺惺地搞一些扶困济贫的公益活动，另一方面则觊觎政治地位，想方设法往自己头上加种种“光环”，一顶接一顶的“红帽子”，把自己打扮得“有头有脸”，貌似一方慈善家、代言人。

　　渝强实业公司对黎强个人简介的一段内容是:随着企业发展和规范管理，利润每年增长，上缴国家利税年均增幅15%，连续三年保持巴南区纳税大户地位，为社会提供就业岗位3000余个。

　　重庆江州实业有限公司的一份材料如是介绍董事长陈明亮：先后为捐资助学、抗洪救灾和修建人民广场等捐助八万余元，特别是承诺对渝中区50户孤寡老人和下岗职工每人每月100元的捐助，五年共30万元，现已全部兑现到位。

　　这份材料说，近三年陈明亮都参与了区政府组织的城市贫困职工慰问活动，受到群众好评。近年来陈明亮还在支持北方饮水打窑工程、捐助合川小学的光彩工程以及抗击非典、捐助贫困大学生等活动中，积极捐款捐物。

　　今普公司“亮点”也颇多。记者在今普公司网站“总裁介绍”页面看到的文字表述是，王天伦“富而思源，热衷于公益事业，已先后为家乡修路、办学、改善公安部门工作条件等，捐赠近500万元。创建规模化、有社会责任感的百年企业是他的追求目标。”

　　“在喜迎新年的时候，不要忘记在我们周围还有一些困难群众吃不起肉。”公司董事长王天伦说，公司委托大渡口区民政局为每个低保户发放“爱心猪肉券”，他们可凭券免费在今普公司展销大厅领取价值30元的猪肉。

　　贺伦江也“不甘落后”。有资料显示，2005年，贺伦江捐款20万元修建“黔江圣然希望小学”。2006年贺捐款20万元修建江津区龙华中学教学楼。从2005年起，贺伦江每年拿出五万元资助渝北区暨华中学七名学生读大学。2006年抗旱救灾捐款中，贺伦江捐款6.3万元。2008年10月12日，重庆一民主党派与万州区委签署合作协议，签字仪式上，贺伦江向柱山乡捐助教育基金20万元。

　　这些小投入，却获得了“超值”的产出和回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红帽子”接踵而至。仅就黎强而言，除了成为市人大代表，他还挂有多个官方或半官方头衔:重庆市巴南区第十二届政协常委、巴南区工商联(总商会)会长、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出租与租赁协会常务理事、重庆市道路运输商会(协会)常务副会长。

　　贺伦江也赫然入选重庆市某权威部门编写的《当代重庆名人志》一书，被列入“工商巨头、贡献卓越”篇。

　　而当地不少干部质疑，一个以黑道手段“经商”的团伙，虽然上缴了税收、创造了就业，但其欺行霸市的“经营”行为，打压了多少合法经营的企业、破坏了多少潜在的就业机会？涉黑团伙的行径，给百姓生活、生产和心理带来的伤害，又岂是“钱”可以衡量和抵偿的？

　　事实证明，这些黑商头目多一顶“红帽子”就多了一份“资本”，更增加了若干倍的跋扈。

　　重庆市行政学院一位专家分析说，“红帽子”作用至少有三：一是介绍信，便于出入高层，抬高身价。二是护身符，“未经同级人大常委会的许可，不得拘捕人大代表”的规定，让一些黑道人物对代表身份趋之若鹜。三是权力棒，一旦进入代议机构，必然动用手中的权力来影响政府决策和司法行政。四是漂白剂，“漂白”黑道出身，涂上保护色，使得民众不敢轻易举报，司法机关也“让其三分”。

　　利剑出鞘 斩妖除魔

　　在黎强、陈明亮、王天伦、贺伦江等“大佬”被拘捕后，重庆“打黑风暴”走向深入的另一大标志，是被视为重庆黑恶势力最大保护伞的原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现任司法局局长文强的落马。

　　“一个公安局主要负责人涉入黑恶势力，他自然不会事事亲力亲为，这势必牵涉各部门、派出所、民警。”重庆一位司法部门干部说。

　　目前重庆市已有一批涉嫌包庇黑恶势力组织犯罪的警员被限制行动或接受调查，其中包括部分区县公安局局长或副局长，以及一大批普通民警。

　　“重庆‘打黑’目前只是拉开了序幕，还会继续深入。”重庆“变脸”黑商制造的商业乱局正在终结。脸谱终归是脸谱，不管他的“变脸”具有多么强烈的戏剧性，都会露出真面目。

　　重庆打黑风暴

　　要深挖背后保护伞

　　文/黄豁 王晓磊

　　重庆近来掀起了“打黑风暴”，一些横行多年的黑恶势力团伙被摧毁，一批“黑老大”落网。与此同时，充当黑社会“保护伞”的一些党政干部和政法干警也被调查，曾长期担任公安系统领导的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因涉黑被双规，一些区县公安分局负责人落马，引人关注。

　　多名公安局负责人被调查让人吃惊：长期横行、有恃无恐的“黑老大”背后，站着公权部门“保护伞”。他们利用手中职权，包庇、纵容黑恶势力犯罪。一些“保护伞”还乐于成为“黑老大”雇主，把黑恶势力作为行政的非常手段。比如在房屋拆迁、经济纠纷、行业竞争等领域，冲锋陷阵，打打杀杀的“黑老大”背后往往有公权部门的影子。

　　公权与黑社会结合，形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黑老大”或直接缴纳“保护费”，换取免于打击的好处；或让“保护伞”在其长期盘踞的行业、企业入股分红，甚至直接成为幕后老板。各种不当得利就此通过“黑老大”们的巧取豪夺，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保护伞”手中。重庆南岸区公安分局原巡警支队长曾道建等人，向辖区内电玩城收“保护费”，故意放任其长期经营赌博机，最终酿成导致5人死亡的斗殴事件，就是一个典型。

　　这条罪恶的利益输送链条之所以畅通，根子就在于“保护伞”权力过大，自由裁量权过重，而受到的监督不够。由于政法部门处于打黑除恶的最前线，从某种意义上说决定黑恶势力生死存亡，政法干警尤其是公安机关负责人是“黑老大”千方百计拉拢腐蚀的重点。一些干部急功近利的政绩冲动作祟，对于短期内难以通过正当途径化解的问题，依赖黑恶势力“高效”解决，也为“黑老大”提供了生存土壤。

　　与纵横江湖的“黑老大”相比，居庙堂之上的执公权力者充当“保护伞”则为祸更烈，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沉重打击公众对法治的信心，为公众深恶痛绝。重庆市政法委负责人近日表示，“打黑除恶”要深挖“保护伞”，无论涉及谁也决不姑息。

　　打击“黑老大”、查处“保护伞”，不但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还要有革故鼎新的智慧；除了依靠系统内部运动式的自查，还要让公权力充分接受纪律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才可能斩断“黑白勾结”利益链条，铲除“黑白通吃”的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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