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初起，开荒造田，展现更多的是创业者宝贵的自发精神；大包干释放了亿万农民潜藏的活力和能量，让我们看到了体制变革的力量；今天，农民在自愿的基础上，以某种形式联合起来，其背后深层逻辑则是农业技术的发展对现代农业提出的规模化、产业化的要求。

　　34年前，当陈永贵从大寨走上中国政治舞台中心的时候，他可能没有想到，中国小农经济的现代化探索会经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轮回，虽然，今日之“合”，已不同以往。

　　2008年，沉寂已久的大寨，再次聚焦了全中国的目光。八大经济支柱， 3亿元年收入，红色第一村的再次转身，展现了中国农业经济无穷的想象空间。

　　陈永贵解决吃饭问题

　　2009年8月，中国北方的大旱引起了人们对今年粮食产量的担忧。在这个人口世界第一的国度，粮食安全是重中之重。值得庆幸的是，今日的中国农业已经可以通过现代农业技术、粮食综合保障等多种措施来稳定灾年粮食供应。

　　而在50多年前那个“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的大寨村，粮食要增产只有扩大耕地面积。1952年，刚刚当上村党支部书记的陈永贵，宣布了十年造地的规划。

　　“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五年，五年不行十年，一辈子不行，还有子孙！”大柳树下的陈永贵颇有愚公移山的气概。

　　大寨村治坡修地靠的还是两只手。而在遥远的美国，完全是另一番模样。在大寨扬名世界后，曾来大寨参观的美国农场主韩丁，当时半个人(韩有一大部分时间都在外旅游、讲学等)就可以管理1600亩土地。

　　“打个电话，公司来耕地了；打个电话，公司来播种了；打个电话，来浇水了，来施肥了，来打药了，来收割了，已经实现了社会化大生产。”

　　从1952年到1955年，大寨村零零散散的几条沟变成了能打粮食的梯田了，转过年来，大寨迎来造地后的第一个丰收年，粮食亩产达到了349斤。大寨走在了全县的前列，成为昔阳县走合作化道路的先进典型，陈永贵因此受到了昔阳县的表彰。

　　1964年3月，北方大地春色初萌，一列火车行驶在华北平原上，那是毛泽东出巡的专列。

　　3月23日，火车停靠邯郸站。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奉命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在火车上，陶鲁笳向毛泽东介绍了大寨，这个只有360人的小山村，从1953年到1962年的10年间，除了解决了自己的吃饭问题，还为国家提供商品粮100多万公斤，平均每户1500多公斤。

　　陶鲁笳的“邯郸汇报”让一个中国最基层的农村单位给共和国最高领导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大寨经验也在毛泽东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之后，走向全国。大寨成为红极全国的农业典型，陈永贵也开始从虎头山走向中南海，1975年官至国务院副总理，并以此身份连任，在1978年出席了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这样一位平步青云的“布衣宰相”，其升迁之路在如今看来多少有些不合情理，不过，如果了解到当时吃饭问题的重要性，也许就能间接理解陈的升迁之路。

　　陈永贵身体力行地靠耕地拓展换取粮食产量的做法，在相当长的时期深入中国农村和中国最高管理者的思维，直到现在，“死守18亿亩耕地”的口号，这种思维模式仍可触摸。抛开是非，中国的温饱问题毕竟得到好转。不过，动荡的农业政策，以及持续多年的浮夸风，让中国农民饱受磨难，依然有包括安徽凤阳小岗村在内的部分农村，一直徘徊在温饱线以下。

　　小岗村，新农村改革的起点

　　关友江是小岗村的现任村主任。

　　1978年，他刚刚31岁，已经是4个孩子的父亲。当时他家的情况是大的刚刚上学，老二老三即将上学，一家六口根本填不饱肚子。他形容当时小岗村的整体情形是“春紧夏松秋不干，碾子一停就要饭”。这一年大旱，11月底的一个夜晚，关友江等18户不想饿死的农民在一起赌咒发誓，包产到户！昏黄的灯光下，他们神情严峻地立下“生死状”，在一纸分田到户的“秘密契约”上，摁下了鲜红的手印。会议一结束，他们连夜将牲畜、农具和耕地按人头包到了户。1979年，他一家人共收获了万把斤稻谷，一家人再也不用饿肚子，出门讨饭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改革开放之前，农村经历了土地改革、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人民公社几个阶段，中国的温饱问题却并没有完全解决。

　　但是，在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原司长郭书田看来，改革开放前30年正是改革开放后30年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是重大转折，两者同时也是一脉相承的。

　　“大包干这种家庭联产承包制度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最终上升为中国农村的基本制度，解决了亿万人民的温饱问题。”专家们如是表示。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历史上的第一个关于农业的“一号文件”。这个一号文件突破了传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框框，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

　　从1982年一直持续到1986年的连续五个一号文件，最终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把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极大促进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

　　作为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村庄，小岗村因率先实行“大包干”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带动中国亿万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而满身光环，但与中国大多数乡村一样，小岗村也一度陷入“一年越过温饱线，20年没过富裕坎”的困惑。

　　农业技术：从模仿到创建

　　2008年，曾经吃不饱饭的中国在粮食危机中独善其身，靠着五年连续增产，保持了粮价的稳定，饥饿已然成为历史名词。

　　这是一个无比艰巨的跨越。1960年，30岁的袁隆平和许多中国人一样，正在忍受着饥饿。“研究出超级水稻，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袁隆平这个愿望最终造福了全中国，最初的发心动念也许正是源于饥饿。

　　“文革”期间，毛泽东、周恩来等决定从国外引进13套年产30万吨合成氨化肥厂的设备，这是为农业发展最早引进国外先进设备的举措。此后，农业科技人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创造了杂交玉米与杂交水稻，大面积推广。

　　袁隆平的技术不但为中国解决了吃饭问题，也开始传向全球。在中国的帮助下，越南和印度的杂交水稻发展很快，已应用于生产。

　　2005年7月，袁隆平提出“杂交水稻外交”的建议，就是积极在发展中国家推广杂交水稻，帮助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以此促进双边关系的发展。

　　正是基于袁隆平对世界粮食安全产生的重大影响，2006年4月25日，袁隆平当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这对于多数科学家来说，是除了诺贝尔奖之外的最高荣誉。

　　实际上，中国在水稻杂交方面的先进技术还吸引来了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

　　2009年8月14日，拜耳作物科学和中国水稻研究所签订了两项在水稻研发领域的合作协议。双方将在种子性状开发和育种方面进行合作。

　　“我们希望在亚洲加强研发活动并期待与水稻所合作。通过引入高产杂交品种，我们致力于为确保21世纪全球粮食供给贡献一份力量。”拜耳作物科学董事会主席柏少安(Friedrich Berschauer)教授在于北京举行的签字仪式上说。

　　拜耳作物科学在杂交稻育种和开发方面经验丰富。之前，该公司以Arize品牌在印度、印尼、越南等主要水稻生产国经营常规杂交水稻。这些国家的水稻种植面积占全世界水稻种植面积的一半以上。

　　而他们之所以与中国水稻研究所合作，正是看中了后者在水稻研究方面的先进技术。

　　尽管石油农业因通过对农药、化肥、农业机械的大规模使用，提高了粮食产量，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是其高污染、高能耗，在能源问题和环境问题变得日益严峻的今天，正在不断得到反思。就是在这种反思过程中，中国传统农业的价值也在逐渐受到重视，而中国农业科学家率先提出的生态农业，被认为是替代石油农业的未来农业发展道路。

　　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时的中国农业部部长何康邀请美国农业部组团来中国参观。美国农业部应邀组建了由美国农学院院长组建的考察团来中国考察。

　　考察结束后，考察团一位负责人告诉郭书田，“我们考察完后认为，美国农业很失败，中国传统农业很成功。”

　　上述负责人举出了十几个理由，比如中国农村的桑基鱼塘，通过桑树、养鱼、养蚕、种水稻等循环利用各种废料的模式，“减少污染，变废为宝，是可持续的。”

　　他的理由还包括中国农牧结合的生产方式，“牲畜的粪便当肥料，畜力用来耕种，省了能源。”

　　但根据原国家环保总局2005年以来受理的农药项目统计，国内农药项目的平均环保投资约占总投资的4.86%。跨国企业拜耳作物科学大中华区总经理戴思成(Frank Dietrich)先生表示，中国农药市场在发生着一些变化，政府已经勒令一些高毒农药退出市场并出台了替代产品名单，向低毒和环保方面靠拢。

　　“在环保方面，拜耳一直实行最高的QHSE(质量、卫生、安全、环境)标准，配备了先进的焚化炉和水处理等环保设施，还采用了先进技术来治理“三废”的标准，能够最大程度上防止污染。”戴思成说道。

　　除此之外，拜耳作物科学还积极支持协助政府部门制定更加科学和严格的农药排放标准。“2008年，我们协助国家环保部制定了《杂环类农药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对于能为提升中国农药管理标准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深感骄傲。”

　　从先期的一味模仿，到理论、技术的交流和自信输出，这或许是中国农业技术现代化的必经之路。

　　从土地上解放出来

　　法官陈春梅每年都要回大寨几次，她的父母在家里守护着爷爷陈永贵的故居，“我父母在村里，不过大寨村如今跟县城比也不差。”曾经让大寨扬名世界的农业已经不再是大寨的支柱产业，村里的土地被当地几个村民承包，原来的一些梯田，已经退耕还林。

　　2008年，大寨村经济总收入3亿元，利税1800万元，村民人均收入近万元。在新的“寨主”郭凤莲手上，大寨完成了从昔日“政治品牌”到今朝“经济品牌”的转变。

　　小岗村也同样如此，2008年3月12日，小岗村老老少少又聚在一起开了个会，大家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个体式的农耕作业只能吃饱肚子，不可能走向富裕。要发展，必须走集体合地之路。

　　在这次村民会议上，村里拿出一个方案：以每年每亩500元的价格，将农民的土地反租过来，统一平整，对外招租。引进资金和项目后，办起厂子，村里人还可以进厂打工，也可以获得额外的收入。

　　目前，在小岗村已有60%的耕地实现了出租流转，被集中起来用于发展蘑菇、花卉、葡萄规模种植及家禽家畜养殖。这种集中利用土地、实现规模经营的新型合作经济给小岗村的农民带来了实惠。

　　不过，此“合”非彼“合”。

　　“与计划经济时代的强制行政手段完全不同，小岗村今天的改革是建立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尊重农民的自主权。而且，村集体没有收回土地的承包权，租借合同一旦期满，土地仍将归还每家每户，土地权益最终还是农民的。”年逾花甲、曾经也是“分田到户”带头人之一的关友江说。

　　2008年9月30日，胡锦涛总书记到小岗村视察，肯定了小岗村的土地流转。这意味着，中国数目庞大的农民正在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中国正在从小农经济的耕作模式向社会化大生产的农业生产模式转型。

　　显然，农业生产组织方式的转型虽然必须，但还远远不能使中国农业强大。中国的农业技术水平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相当落后，“主要是引进先进技术。”曾经在农业部工作多年的郭书田说，“西方以私有农业为特点的石油农业技术，就是中国农业学习的模版。”

　　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提出四个现代化。在郭的记忆中，“农业现代化也被阐释为四化，水利化、化学化、电气化、机械化。”但是，最让中国人受用的，还是中国人自己创新的技术。历史不会忘记袁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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