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炼钢铁在全国约损失200亿元。”冒进的结果，让钢铁业的混乱持续了十余年。

　　2009年7月17日，甘肃肃南县方圆50公里的范围内，出土了大约千座土法炼钢炉。这些作为文物的炼钢炉群正是四十余年前，中国全民大炼钢铁的存证。

　　后来曾经曝出铁本案的江苏常州也在当时陷入了大炼钢铁的时代怪圈，上世纪60年代的《常州日报》上曾有如此描述，“常州市有关领导决定，今年钢铁生产不仅要翻几番、几十番，而且要翻100番、1000番。目前市区的大炼钢铁运动全面展开，并迅速波及城乡。常州市、武进县成立钢铁联合指挥部，纺织、机械、商业、机关都抽调大批干部职工，武进县抽调民工1万余人，与常州市10万多人组成炼钢炼铁大军，由市委书记挂帅，市、县、区、基层各级领导亲临现场指挥，和群众一起苦干，到了1960年，全市小土炉已经超过了4000座。”

　　忽如一夜春风来，神州处处钢花开。

　　一位钢铁行业退休老干部回忆，在当时全国的各个城市，炼钢炼铁运动如火如荼，成千上万的群众不分行业、不分工种，男女老少齐上阵，各家各户搜废铁。搜不到就砸铁锅、砸铁器、砸铁门铁窗，只要是带铁的物件，一概收缴投入炉中。

　　一味追求数量的冒进政策，让中国钢铁业尝尽了苦头。《中国经营报》记者查阅资料发现，在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钢产量和生铁产量超过了1000万吨，所炼的300多万吨土钢、416万吨土铁根本不能用，“大炼钢铁在全国约损失200亿元。”冒进的结果，让钢铁业的混乱持续了十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