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949年以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某种意义上就是国有企业和国企改革的历史。风雨兼程一路走来，成功的喜悦与失败的苦涩同样让人如此印象深刻，得失都应当被铭记而不应当被忘却。

　　时值国庆60周年，本刊特邀请原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现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王忠明撰文以纪念这一宏大的国企改革史诗。

　　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 王忠明/文

　　30年来，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乃至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其最直观的表现，或者最突出的成效，可以说正在于终结了国有体制一统天下的垄断局面，回归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历史真实，并再度证实了经济学基本原理意义上的“普世价值”。今天，中国企业正按照生产力解放与发展的客观规律，越来越多地实践着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广泛融合，创造出更多的真正的“中国特色”——这就是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未来命运！

　　舟过山西已夕曛：单一国有制

　　新中国成立以后，当时称国有经济为“国营经济”，称国有企业为“国营企业”，其主要来源为3个方面：一是通过没收或接管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官僚资本(约100多亿元)直接转化为大批国营企业；二是外资在华企业的转让、管制与征用，包括前苏联管理企业的移交等，也直接转化为国营企业；三是延安13年局部执政期间在解放区、根据地创办的一批公营工商企业，更成为正牌的国营企业。

　　据有关资料，1949年国营工业企业为2967家、资产68.9亿元，到1952年分别迅速发展到9517多家、108.4亿元，职工也增至510万人；在工业总产值中，国营企业生产的比重已由1949年的26.7%上升到44.7%，特别在生产资料生产中，国营企业发电量占88.3%、煤产量占84.6%、生铁产量占96.4%，分别比建国初期增加5至30个百分点；在交通运输方面，国营企业在货物周转量中所占比重，除铁路运输继续保持绝对优势外，水运和公路运输也分别从1949年的43%和21%上升为75%和54%；在商业流通方面，国营企业所占的外贸比重由1949年的66.5%增为1952年93%，内贸比重由1950年的6.9%增为1952年的16.2%，其中在商品批发总额中所占比重由23.2%增为60.5%，即占6成以上。国营商业企业加上农村供销合作社、城市消费合作社，以及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措施，已充分掌握市场物价的领导权。

　　由于战争年代刚刚结束、百废待兴，更由于当时指导经济建设的思想路线正确，力图搞多种经济成分统筹兼顾，因此，国营企业一时发展迅猛一些并没有影响其他所有制企业的成长与发展，相反，在营造和平建设氛围、调动广大工商业主经营积极性、对新生的共和国激发更多拥护的热情和预期等方面，起到了不可多得的促进和带动作用。问题在于，此后不久，也就是从1953年开始，当整个中国社会全面进入有计划的社会主义改造阶段，国营企业便开始逐渐误入独步天下的歧途。

　　从1953年直至1956年，中国仅仅用了4年时间就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到1956年底，私营工业人数的99%、私营商业人数的85%都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从而使公有制经济一举从1952年的21.3%上升到占92.9%，占据了绝对优势。仅“一五”时期，全国就开展了1万多个国营工矿建设单位的施工，包括156个重点建设项目。在“大跃进”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更是受极“左”思潮及其政策影响，国民经济成了单一的国有制经济。而这种单一的国有制经济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一方面使国营企业成为公有制经济的主要载体甚至唯一载体，在数量规模上日益膨胀升级，以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竟明确提出“公私合营企业应当改为国营企业”、“大型合作商店有条件有步骤地转为国营商店”，几乎实现了国有体制“全覆盖”；另一方面则必然导致国营企业普遍缺乏活力，出现极其严重的低效、停滞和亏损。

　　在公有制经济以单一国有制的极端形态构成了相当程度的“体制崇拜”后，就不可能不物极必反地背离企业原有的经济属性，而成为意识形态的僵硬载体或政治化的符号与标签。政企不分，机制僵化，使国营企业无法作为真正的商品生产经营者，企业计划由国家统一下达，职工由国家统一分配，物资由国家统一配置，产品由国家统一收购，利润上交由国家统一支配，企业需要资金向国家要，既无内在的经济动力，又无外在的竞争压力，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据有关资料，1978年全国约有35万个国营工业企业，大中小企业所占的比例分别为0.35%、0.91%、98.74%，又分别占整个工业总产值的25.1%、18.3%、56.6%。由于盲目发展大量国营企业特别是国营小企业，造成重复建设、产品积压，有的长期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出现了“老厂吃不饱，新厂还在建”的不合理格局，再加上大搞“以小抵大”、“以土抵洋”等，损耗和浪费非常严重。1978年，工业部门亏损为40亿元，其中国营小企业造成的亏损达22亿元，占一半以上。

　　改革开放前，中国大兴国营企业，使所有制结构基本无“结构”可言，沦为单一国有制，束缚了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总结其教训及原因，主要是以下几方面。

　　其一，惯性使然，即深受革命战争时期大大小小解放区、根据地通行“供给制”的习惯性影响，包括当时搞集中管理经济工作的经验积累，因而对兴办国营企业相对要熟悉一些。而且，革命时期的精神倾向，在和平建设时期也易于线性地或者惯性地蔓延出“左”的做法，比如搞私营不如搞国营放心，搞非公经济不如搞公有制经济放心。

　　其二，环境使然，即当时国内外政治环境构成对新生政权的严重威胁，执政党在急于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中需要直接控制和调动资源，因此没有比大举兴办国营企业来得更快、更可以组织化。这显然与共和国缔造者们关于多种经济成分统筹兼顾的建国构想与初衷相去甚远，但迫于压力又只能如此。虽然在抵御外来威胁，走中国自己的工业化、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进程中，广大国营企业承担着异常艰难的重要任务，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体制成本毕竟太大，以致单一国有制最终临界活力释放的尽头。

　　其三，联盟使然，即对前苏联高度集中计划经济模式的“一面倒”追随。中国对前苏联模式的顶礼膜拜，主要出自意识形态方面的共性。既然同属社会主义阵营，又要实行一套与资本主义完全不同的经济制度，在当时唯一可以效法的就是作为“老大哥”的前苏联。

　　好风疑是故园来：多种所有制

　　进入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国有企业的历史命运和时代任务显然主要是改革，特别是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改革束缚企业发展的落后体制。而从所有制变革的角度考察，国企改革的大幅度推进，又异常奇妙地可从60年前找到历史的呼应。因为中国开启改革开放新时代，至少从毛泽东时代接受了3方面的“遗产”：一是初步建成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尽管它是长期以“剪刀差”、低工资的方式削弱广大工人、农民的收入与消费水平为代价的；二是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反弹”效应，单一国有制活力耗尽，也从另外一个方面更强烈地促成人民大众对改革开放的心理预期；三是毛泽东本人以及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关于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的重要论述及其在为时不长的几年里已充分显现出来的宝贵实践成果。其中包括发现单一国有制弊端后于1957年与1970年相继进行的2次“体制调整”，虽然主要局限于不同行政层次之间权力的收与放上，不可能在所有制变革方面有所作为，但毕竟是出自对落后体制的改革意愿，显现了改革开放具有源自历史深处的追求进步和光明的逻辑力量。而从国企改革乃至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现实取向看，这第3点尤为重要，因为国企改革的本质，其实就是所有制结构的调整问题，就是要在多种所有制结构的背景下还原国有企业以固有属性及职能定位问题。

　　中国大规模的波澜壮阔的国企改革稍晚于农村改革，应当以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国有企业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为标志。改革作为国有企业所面临的时代主旋律，先后经历了扩权让利、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制度创新和机制转换等阶段。从行进路线看，国企改革之所以能逐步突破，关键在于以下3个主要方面：

　　第一，始终纳入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周密部署、循序渐进。

　　第二，增量培育“体制外因素”，形成倒逼机制。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并存思维”，使得双轨制被广泛应用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各个方面，比如财政方面的“预算内”与“预算外”，金融方面的“计划利率、汇率”与“浮动利率、调剂汇率”，企业生产、销售方面的“计划内”与“计划外”，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老人老办法”与“新人新办法”。在所有制结构方面，则是国有企业存量与非国有企业增量并存。也就是说，在国有企业之外，成长出多元主体，其中最具有创新特色的就是大力发展乡镇企业。

　　由于乡镇企业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是按市场经济要求运行的，没有国家的行政干预和投资，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必须具有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优胜劣汰的机制，有着较强的生命力和竞争应变能力；同时可以有效地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大大改善农民生活，所以，发展势头极好。但是，乡镇企业一发而不可收，颇具大力发展的社会基础，从政治上看，关键在于它仍属集体所有制这样一种公有制性质，这在刚刚开始改革开放、人们思想解放的程度还非常有限的混沌初开时期，就比较容易为各个利益主体所接受，以致异军突起，势不可挡。由此可见，中国企业的发展之路，特别是国企改革成功与否，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能否顾及社会心理，找到各个利益主体共同认可的平衡点或临界点。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示范性地带动了其他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进而对国有企业形成了不进行改革、不加快改革、不深化改革则绝对没有出路的倒逼机制。改革开放以来，就中国企业的所有制关系而言，已形成国家所有、集体所有、个人所有、私人资本所有和外国(境外)投资者所有5种类型。国有企业、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合资企业、个私企业、股份制企业、跨国公司在华企业、中小企业、大型企业、国家出资企业(2008年出台的《企业国有资产法》已将原先的国营企业、国有企业改称于此)以及国有控股公司、国有参股公司、上市公司等等，构成了多种多样的不同形式的竞争与合作关系，迎来了中华民族亘古未有的“企业时代”。而国有企业也在这个历史变迁中日益找到了自己的战略定位，会同其他所有制企业共同繁荣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第三，实行“战略退出”与“战略集中”并举。长期以来，我国国有企业中存在着“个数太多”与“个头太小”两大问题。前者暴露了单一国有制下各类经济资源必然无法集约化利用的低效与浪费现象；后者暴露了以市场化方式整合和配置资源的竞争能力普遍低下现象。为此，如果仔细解读30年来推进国企改革的各种举措，其实都不外乎是聚焦于解决这两大问题的。概括说来，就是主要用“战略退出”解决“个数太多”问题，特别是要相继在一些竞争性领域实现有序退出；用“战略集中”解决“个头太小”问题，即在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通过“三改一加强”、“抓大放小”等实现有序退出的同时，将弥足珍贵的国有资产或国有资本集中到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中去、集中到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中去、集中到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中去。

　　事实证明，解决“个数太多”问题，关系到国有经济布局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通过对战线过长的必要收缩，腾出尽可能大的发展空间让民营企业、非公经济等等去竞争，这应当看作是国有企业在现阶段对国民经济的重大责任与现实贡献；而解决“个头太小”问题，则可在更加清晰的战略定位框架下，一方面使“极少数国有独资企业”更好地理直气壮地肩负起国家使命(包括社会政治功能)，另一方面通过产权结构多元化，加快融合成长出一批面向国际市场竞争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乃至具有“中国血统”的大型跨国公司。

　　桃李还应笑后时：混合所有制

　　30年的改革开放洪流，推动国有企业“温和”地站到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行列之中。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到建立现代产权制度；从上世纪末“3年两个大多数”目标的基本实现与攻坚克难，到本世纪设立特设机构国资委国有企业不再是单一国有制下的铁板一块，甚至也不再是多种所有制框架下公有制的唯一实现形式，它自身已出现多元取向的结构变革。这深刻地说明，只有多种所有制企业，才是市场经济赖以生存的基础，而单一公有制不可能培育出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无法使企业在竞争、分散决策、各种资源的自发动员能力等方面获得市场激励。因此，市场及市场经济的真正本质是多元化。中国国有企业的60年历程，特别是30年改革历程，正是揭示了从单一走向多元是一条人间正道，它几乎概括了现代经济学的全部本质。

　　众所周知，我国国有企业的原初发展主要是采取国有独资形式，国有经济的实现形式比较单一。国有企业至今并没有完全从政府行政机关的附庸转变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商品生产与经营者，没有彻底解决上述“个数太多”与“个头太小”等问题，更没有因为改设了国资监管部门来履行所谓“出资者”职责就能确保遵循企业发展规律。什么是企业发展规律？只有坚定不移地以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为方向来深化国企改革，才能真正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脱离这个方向的一切运作，很可能都无异于舍本逐末。所有制性质固然不能决定企业发展的全部命运，但一定是决定企业命运的最根本前提，而无视所有制性质对企业经营管理的约束意义这一经济学基本原理，本身就违背了企业发展规律……

　　当国有企业走过了60年漫长路程、经历了30年改革风雨，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认识如果还停留在试图再回过头来证明“国有企业是完全能够搞好的”，难道还谈得上与时俱进吗？在依赖并占据着一定的价格垄断资源、规模金融资源、国家巨额资本投放所形成的品牌资源以及政策保护资源的背景下，国有企业能界定出自己的业绩边界并让整个公众社会信服吗？旷日持久的国企改革是不是还应该在诸多似是而非的谬误性言论的笼罩下，老这么慢条斯理地持久下去，而不知到底何时能进入倒计时阶段？

　　值得预期的是，在未竟的国企改革探索中，或许混合所有制能够杀出一条真正的生路来。因为从国际经验来看，混合所有制已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它具有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多元化混合性质，使不同所有制经济的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以促进经济效益的提高。混合所有制既能使国有企业摆脱传统经营模式，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微观主体，也能使民营企业获得更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而加快做大做强。

　　这正如法国学者让？多米尼克？拉费和雅克？勒卡荣所分析的那样：“混合经济作为‘纯社会主义和纯资本主义混合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看是理论上针对计划经济中极端干涉主义明显失败和自由思潮鼓吹国家退却、鼓吹私有化和鼓吹解除管制而提出的具有双重意义的预防措施。从政治角度看，这个概念有一个不容置疑的好处，即传播许多有积极意义的老想法。它是与一种温和适中、综合几种极端制度的思想结合在一起的；对这种思想，当然只取其最正确的部分。它的依据是合作的逻辑、共同劳动的逻辑；按照这种逻辑，每一方——国家和私营部门——当然要发挥自己最大的能力。”

　　随着产权流动和重组越来越成为发展市场经济的正常而普遍的企业行为，以股份制、上市公司等为主要形式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也正在我国迅速发展起来，其运营效率特别是规模效益明显高于其他所有制经济，显示出广阔的发展前景。但是，混合产权更多地取代纯粹的单一的国有产权，也将构成对现行国资监管和运营方式的新挑战。因此，在中国国有企业的未来之路中，一方面必须积极顺应所有制结构混合化演变的世界性潮流，使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组合结构从板块结合向有机结合转变；另一方面，也要加强有关理论研究以及“融合管理”人才队伍建设等，不搞一哄而上或一窝蜂，真正做到“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以促进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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