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的中期调整已然展开，其原因还是离不开两个基本逻辑：首先，刚需释放两个季度后，经济“V型”反弹的主要动力减弱，经济达到弱势均衡，基本面不再超预期；其次，过度的流动性释放得到了政策微调的修正，流动性释放的拐点来临。按照我们早前的预期，中国经济的反弹应当在今年二季度达到环比高点，而7月的数据在某种意义上显示这种逻辑推导可能正在变为现实，即中国经济已经达到通胀扰动后的弱势均衡。

　　8%或是新的均衡位置

　　对于经济增长新的均衡位置，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推测。首先，从工业化的逻辑来看，在欧美这些早期的工业化国家，外需的作用十分有限，工业化起飞期的增长速度基本维持在6%左右的水平。其二，从近代国家工业化，如韩国和日本的增长中枢下降的例证看，6-8%也是起飞期结束后较正常的增长中枢。其三，在环比增速高点区域附近形成的经济增速，往往具有指向意义。综合来看，虽然下半年的经济增速会因基数原因上升，但当基数平稳后，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中枢也许会初露端倪。按照我对工业化的理解，8%是最有可能的新的均衡位置。

　　经济回升基础不稳固是常态

　　当回归均衡位之后，经济不再具有通胀大幅扰动的基础，也不可能长期依靠政策延续，必然需要一个新的增长点。最理想的选择是以创新为主导的增长动力的出现，这可能是一个长期问题。当我们把希望再次寄托于美国经济的恢复时，却发现我们不可能再有2000年以后那样的外需。经济增长中枢必然下移。至于内需，在8%以上它的动能也是极其有限的。所以，在环比增长高峰过后，当保八完成后，经济进入了一个寻找新的推动力阶段。但是，收入预期下降和产能过剩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因而经济在结构调整中进一步前进乏力。此时，随着经济剧烈波动期的结束，强周期行业的超预期波动也大大缓和了。

　　不仅仅经济的推动力减弱，由于当前仍处于资源约束期，半年前的低成本优势由于资源价格对经济增长的过度敏感而渐渐减弱。与此同时，全球的CPI环比都始终处于疲弱状态，需求与成本之间的矛盾再次显现，需求对成本上升的承受能力大不如前，因而经济的增长也结束了短短的低成本恢复期。再次期望上行的经济，开始承受成本的压力，其增速自然大不如前。

　　所以，经济的二次探底形象地说，就是从惊喜归于平淡的过程，在这个缺乏亮点的平淡过程中，一些扰动因素可能带来经济的波动，即经济回升基础还不稳固，并且这也许是未来几年的常态，并不是一个短期特征。因此，用过渡期来描述也许更加恰当。

　　过渡期的三个研究线索

　　经济到达新的均衡位之后，未来的经济复苏是一个暂时无法预期的过程，但是有几点可以肯定。首先，在康波冲击后的经济复苏准备期，行业中的结构性机会和公司特征将更加突出；同时，行业之间的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制约与被制约关系可能更加突出，从而使经济从总量均衡转向结构优化阶段。此时，机会的重点由宏观系统上升转向中观局部结构变化，其间公司增长将更加突出，由此，投资主题也将由周期波动转向稳定成长。一般而言，中游制造和消费细分领域的领导者可能在此阶段会显示出优势。

　　其次，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仍在继续，虽然起飞的主阶段在2000-2007年已经结束，但我们认为2009-2013年还有由起飞走向成熟的过渡阶段。这个阶段中，原有的工业化的中期因素还起作用，比如地产和汽车的需求，虽然具有刚性需求的特征，但也是特定消费升级阶段的产物。因此，继续深入研究中国2013年人口拐点之前的投资和消费的中期特征，对我们寻找细分领域的领导者有相当大的意义。

　　第三，经济的长波衰退期(2005-2013年)，就是流动性从过剩到被消灭的阶段。过剩的货币基本沿着两个渠道消化，一个渠道是依靠资产价格的下跌来消化流动性；另一个渠道是将过剩的流动性引入产业升级。但作为稀缺性资产的地产价格在此时间内暂时不会下跌，而股市将表现出明显的波动性。大家可能更乐于见到流动性引入到产业升级，因为技术创新会为未来的增长做好准备，所以，创业板的推出就是在恰当的时机创造了舒缓流动性的平台。

　　过渡期存在的结构性机会

　　总体来看，经济“V型”反弹之后的过渡期已经来临，此时经济会进入一个结构性调整的缓慢增长阶段。在这个过程中，一种可能是经济在无外部因素扰动的情况下进行复苏中的结构性调整，此时市场将在下跌后存在结构性机会。另一种可能是弱势均衡阶段经济更容易受到扰动，经济波动或者来源于流动性冲击下的资产泡沫膨胀对新兴市场的冲击，或者来源于未经充分调整的欧美经济的再度探底。目前来看，这种风险爆发的可能性也需要到2010年欧美经济趋势明朗后才能确认。

　　我们认为，在过渡期的结构性机会在于三点：首先，周期波动特别是价格周期波动机会在减弱，而小行业和公司成长的机会在增加；其次，地产价格仍将坚挺将衍生地产股的机会；其三，创新始终是经济寻找新的增长动力中的最基本线索，其中的新能源仍是不可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