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已经逼迫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崛起，虽然30年的改革准备使中国具有了崛起的基础，但是国内许多人士还习惯于以小国心态看待中国与世界，缺乏应对国际经济格局变迁的必要技能、人才和理论准备。中国要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还需要从三方面夯实基础：首先，发动一场绿色产业革命，并完成经济结构调整、国企改革等重任，通过“二次房改”等措施完成住房、医疗、教育等一系列改革，从而保持雄厚的经济基础和稳固的社会基础；其次，大力培养人才，恰当使用人才，掌握重要国际场合的话语权、影响力，从而提升国家的软实力和软技能；其三，通过节能减排、节能减碳加强对其他国家的道德号召力，作为大国真正站稳脚跟。

　　一个大国的崛起毫无疑问需要长期的经济、政治、体制、文化的积蓄，同时，大国崛起往往需要突发的事件或危机作为重要的转折点，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事实上逼出了中国作为大国的崛起。

　　面对金融危机，我们措手不及

　　突如其来的国际金融危机，让我们措手不及，显示中国对成为一个经济大国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在金融风暴来临之时，中国经济的对外依赖度正处在最高点，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例达到70%以上，贸易顺差达到10%。中国内需相对不足的程度此时也达到了新的高度，中国经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受到外来的巨大冲击。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大多数的企业家、学者，还有许多的政府领导，还比较习惯于以一个小国的心态看待中国与世界。多年来，我们习惯于学习甚至是照搬西方的经验，而对于如何在一个国际经济格局变迁的年代，积极参与国际经济、金融改革，参与对外经济交往和国际事务，缺少必要的技能、人才和理论准备。

　　面对危机的挑战，我们准备了30年

　　但是，在应对金融风暴这一挑战之前，我们整整准备了30年。30年的改革开放让市场经济的思想和体制深入人心，市场经济制度已经全面深入到中国经济的每个角落。某些重要的市场，如劳动力市场，尽管还存在着各种机制问题，但与西方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却更加灵活、有效。大量的农民工从进城打工到回乡待工、再返城打工，几乎在一夜之间完成。30年的改革让国家的财力大幅度上升，中国已从10年前国家财政的资产负债表资不抵债，发展到今天中央财政手中掌控着远远超过负债的国有资产；从外汇储备微薄到以2万亿美元外储跃居世界第一。中国金融体系经过过去近10年的艰苦改革，达到了过去60年以来最健康的水平。30年的改革也使得中国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勇于和善于接受经济波动为个人和家庭带来的风险，社会承受能力与3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

　　正是经过30年改革的积累，在金融危机到来之时，中国经济被迫在世界经济中迅速崛起。对内，我们采取了以扩大内需为核心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大规模的基础建设投资加速实施，家庭消费也出现了多年来少有的蓬勃局面；对外，我们积极参与国际经济金融改革，不失时机地发出了国际货币体制需要改革的呼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的需要建立超主权国际货币的建议，得到了许多国家的高度重视。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在金融危机中第一次自信地站了出来。

　　金融危机逼着中国崛起

　　金融危机逼迫着中国经济在世界崛起。我们看到，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增长最有力的火车头。美国这个火车头还在熄火；欧洲、日本也在重复美国的故事；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虽然出现了可喜的增长苗头，但是增长的力度和速度远远比不上中国。中国很有可能在今年底，最迟在明年年中，超过日本的总体经济规模，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尽管中国人均产出水平还远远低于日本)。

　　我们看到，在各种国际场合，中国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在华盛顿和伦敦分别举行的20国集团首脑会议中，中国国家领导人被安排在主要的位置，中国的发言和提议也得到了各国的高度关注。事实上，在20国峰会之前，各主要国家纷纷派出特使，与中国协调立场，谋求中国的支持和理解。

　　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政府积极参与国际组织的改革，承诺为IMF提供500亿美元以特别提款权(SDR)计价的贷款。我们作为被迫崛起的大国，不仅得到各国的关注和尊重，更重要的是中国正在逐步承担应该承担的国际责任。

　　从三方面夯实大国崛起的基础

　　金融危机逼出来的崛起，逼着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来行事。那么，我们准备好了吗？显然，答案是否定的。要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三个必要条件中国尚未完全具备。

　　一是雄厚的经济基础和稳固的社会基础。我们还必须努力完成支撑中国崛起的经济结构调整重任，内需必须扩大，同时，内需的扩大必须产生经济效益，而不是为了产生内需而进行盲目投资。为此，有必要在中国发动一场绿色产业革命，花10年左右的时间，通过国家财政和政策调整，淘汰落后产能，代之以环保节能、可持续的生产能力，如此不仅能够拉动内需，而且可以为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此外，中国的改革进程尚未完成：国内还有大量低效率甚至无效率、不符合市场经济基本运行规律的制度；国有企业改革尚未完成，还必须坚持国家进一步退出的大方向，让中国的大型企业更加充满活力，拥有与其规模相匹配的国际竞争力；对外经济关系仍然需要基本性的改变，主权财富的使用尚有提高改进的余地；外贸盈余的国别结构还可以提高，要从依赖欧美市场逐步转向与一批发展中国家加强经济来往，将对中国产品的外需由欧美市场转向一批新型的市场国家；对外经济交往的能力和人才储备仍然需要大力提升，各种国际事务仍然需要听到中国的声音，我们的态度仍然需要更加积极。

　　至于社会基础的稳固，更多的功课需要我们去完成。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住房、医疗、教育等一系列改革还未完成，其中最大的障碍不仅是利益格局的盘根错节，更重要的是改革者自身的思想解放。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市场化改革居功至伟，但是，什么是现代市场经济，市场与社会基础、社会福利的关系这一系列现代市场经济的重大课题，需要我们深入分析，重新认识。尤其需要我们注意的是，由于东西方文化传统的不同，现代市场经济的形态也有可能不同。以住房市场为例，以市场为主导的美国是一种模式，以政府干预为特征的新加坡、中国香港又是另一个模式，不能说美国模式是唯一正确的，是我们必须靠拢的样板。最近笔者反复呼吁，中国经济需要“二次房改”，目标是学习新加坡、香港模式，其根本理由是住房市场的发展模式必须与中国的基本情况相适应。

　　做大国的第二个必要条件是软实力和软技能的提高，这方面中国的差距还非常大。中国在重要国际场合的话语权、影响力，甚至远远不如一些中小型国家，更不用说大国。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人才短缺以及人才使用不当。人才短缺指的是掌握国家话语能力、善于用西方的语言和逻辑反驳西方人的人才太少。长期以来，我们注重的是培养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人才，国际化的人文社科人才太少。不仅少，使用也不当，关键的核心位置上人员的任命注重的是国内运营能力，而不是国际运作能力，这就是大国意识缺位的重要表现。美国作为世界老大，其内阁中最高的部长级官员是外交部长(国务卿)，而不是财政部长、司法部长等等，可见一斑。

　　做大国的第三个必要条件是道德号召力。这方面中国有优势也有短板，而优势必须发扬光大。当今世界，中国最大的道德优势就是节能减排、节能减碳，当然，前提是我们不仅能做到，而且做得比西方人还漂亮，说的比他们还好听。这完全是可能的，因为我们有特殊的经济调控体制，有后起优势，没有历史包袱。要把节能减排上升到大国崛起、道德优势的高度来认识，事情就好办了！

　　总之，国际金融危机不仅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事实上也是一个机遇，它已经逼着中国由过去30年逐步的改革发展到迅速地崛起。我们当前的任务是在中国被逼出来的崛起之后，拿出百倍的努力去巩固崛起的基础，站稳脚跟，让中国真正成为屹立于世界的经济大国与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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