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个月里,世界与中国经济完成了一轮起承转合,许多似曾相识的场景一再重演:2001年,世界刚刚结束一场以网络创新为代表的新经济危机,2009年,世界又苦苦挣扎在过度金融创新所带来的经济危机中。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这一头回望那一头,我们才能看清,世界正结束一场泡沫进入另一场泡沫,如今,我们寄予厚望的新能源,会是一个新的泡沫吗?相信这样的回眸,有助于我们看清创富的方向。
2001年3月的中国,人们认为创富机会存在于哪些领域?“中国经济正在迅速地一体化,这使得金融业和客户服务行业的公司可能变得非常有价值。另外,信息技术的运用、品牌的建立以及国企的结构调整,都蕴藏着巨大的创富机会。”当月出版的《新财富》杂志创刊号上,谢国忠在《创造财富的四个大机会》一文中写道。当时,他还担任摩根士丹利亚洲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作为跨国金融机构中的华人研究精英之一,在内地声名初起。
谢国忠的预测至今来看仍有价值,两年后开始发布的“新财富400富人榜”也显示,2003年中国最富有的十个人是荣智健、鲁冠球、黄光裕、陈丽华、刘永行、郑建源、许荣茂、杨卓舒、胡成中家族、叶立培,他们主要来自综合、制造、零售、地产与金融行业。事实上,这些行业也是100个月来中国主要的创富领域。
风云100月
在2001年讨论创富相当提神,毕竟,那是一个严峻的年份。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破灭,已经拖累了世界经济的增长,9·11事件的打击,不仅加剧了衰退,还逐渐把美国拖入“反恐”战争的泥沼。在中国,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尚未完全消退,“十五计划”刚刚开局,人们又忙于为一些重大事件而争吵,吴敬琏的“中国股市赌场论”、许小年的“千点论”引人热议。这年夏天,中国股市进入了痛苦的调整。另一场争论围绕加入WTO后的得失利弊展开,中国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甚至被一些人指责为“卖国贼”,但这年12月,中国仍如约成为WTO的第143个成员。当时,人们可能很难意识到,在这个《新财富》起步的年份发生的诸多事件,将会深刻地影响了此后100个月的世界运行基调。
在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后,格林斯潘主政的美联储在2001年的1-12月连续降息11次,累计降息4.75个百分点,以1981年后最为猛烈的降息促进消费、提振经济,美国人的消费由此更无节制;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导致流动性过剩,在金融创新的推动下,房地产泡沫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动能,反映全美20大城市综合住宅价格的S&P/Case-Shiller指数从2001年初的112.39点一路涨至2006年7月的最高点206.52点,5年半几乎翻了一番,2007年的次贷危机由此埋下伏笔。
在中国,围绕股市的种种争议最终推动了资本市场的规范和股权分置改革的实施,中国股市重新成为经济的晴雨表,让老百姓拥有财产性收入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而加入WTO,不仅意味着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全面融入世界,还将作为一个大国全面影响世界。
制造业是中国加入WTO的最大受益者。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投资过热后,中国出现产能过剩,从1997年进入长达5年的通货紧缩期。随着加入WTO,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与世界需求的对接使得这些过剩的产能被出口消化。而国际产业的大转移,使中国的出口不仅仅局限于服装、玩具等低端制造业,还扩展到机电、船舶等高端产品,中国制造的含金量逐步提升,其中的榜样华为,更以自主创新颠覆爱立信全球最大电信基站供应商的地位。
进出口增速由2001年7.5%到2002年21.8%的飞速递增,拉动了民间投资的热情,带动中国GDP从2003年起进入两位数增长的上升周期。出口产业的兴旺,吸引农民工融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大潮,促进了金融、物流等服务业的发展,中国经济步入良性循环。强劲的出口还带来了外汇储备的猛增,2006年2月,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到2009年6月底,中国外储已超过2万亿美元。中国速度令渣打银行中国研究主管王志浩认为,美国的1年相当于1/4中国年,英国的1年相当于中国的3.1个月,新加坡的1年相当于中国的半年。中国经济的腾飞与国际化,推动了人民币汇率改革2005年的启动,人民币自由兑换迈出第一步。至2008年7月21日的汇改4周年纪念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由8.11升至6.83,累计升值21%。
金融业是另一个受益者。在加入WTO的承诺下,中国于2003年启动银行改革,曾经坏账累累的国有银行,经历了一轮脱胎换骨的注资、改制、引资、H股与A股上市之后,资产质量、盈利能力、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比例、风险控制能力达到了历史最好水平,人们如今陶醉于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包揽全球银行市值前三甲的喜讯。与2009年6月底工商银行以2570亿美元的市值高居全球银行榜首相对应的是,以前的冠军花旗集团的市值从两年前的2560亿美元缩水至145亿美元。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与安全性不断提高,为中国抵御全球金融危机奠定了基础。工商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平安等金融机构还迅速加入海外收购的行列,这与8年前人们担心的跨国公司将在中国金融业不可阻挡地获得“赢家通吃”局面完全相左。
当时,类似的担心也存在于汽车、机械等全球化的产业部门。令人意外的是,由于跨国公司已经通过合资实现本地化生产,2001年以来,进口汽车的冲击实际上并未出现,吉利、比亚迪等本土汽车企业的自主研发能力则在“与狼共舞”中被激活,如今面临严峻挑战的是底特律的巨头。在内需的带动下,中国2009年已经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机械产业也演绎了同样的故事。
民企的成长,国企的改制,央企的重组,使得进入“财富500强”的中国内地企业从2001年的9家扩展到2009年的34家。企业的投资效率也在提升,经济学家高善文2005年的报告显示:中国企业的投资效率自2001年后一直不断改善,至2003年,上市公司的总资产收益率明显高于银行贷款利率。同一时期,白重恩教授等人也分析指出,中国当时的投资回报率(含所得税等因素)为16%,超出美国约10%的水平,除税后也在10%左右。
中国企业的崛起,离不开资本市场的支持。监管的不断完善和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的启动,使得中国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能力大大提升,过去中国首富由境外股市制造的局面得以改观,内地股市开始成为创富主场,2009年的“新财富500富人榜”首富沈文荣更是第一个非股市产生的首富;2004年推出的中小企业板和即将推出的创业板,支持了中小企业的发展,张近东、周成建等人跃入“新财富500富人榜”前十名;工行、中石油、中国人寿等大盘蓝筹股的回归,加重了内地资本市场的权重,本土资本定价权得到提升;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的队伍壮大,引导理性投资的理念逐步深入人心;权证、可转债等产品创新,为国民提供了更多的投资机会。
民间财富的增长,带动了房地产业的发展,吸引了全球奢侈品巨头,本土企业也致力于打造国际品牌,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升级。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品牌设计公司沃尔夫奥林斯(Wolff Olins)最近列出5个有望成为全球品牌的新兴市场食品及饮料品牌,中国最大的葡萄酒生产商张裕位居其中。
中国成为流奶与蜜之地,中国资产的配置权重持续增加。绿地投资者、QFII之外,高盛、摩根士丹利、百仕通、KKR、凯雷等各类投资机构纷至沓来,热钱的规模也成为经济学家们乐于争论的话题。中国资本同样走出去,中投的主权基金式投资、国企的海外收购、民企的海外投资与市场扩张、QDII的出海,加上远赴非洲、欧洲、迪拜、俄罗斯淘金的草根商人,汇成浩荡的中国资本全球化潮流。
100个月来,世界或许只是经历了一轮房地产泡沫从泛起到破裂的洗礼,而2009年的中国不再是2001年的中国。穿越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已经作为一个大国而崛起。2001年,中国是全球第六大经济体,2008年已跃居第三。在中国与世界挂钩或脱钩的讨论中,中国超越了高盛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在2001年11月首提的“金砖四国”(BRICs)概念,与美国并列为拉动世界经济的两大火车头,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登(Fred Bergstan)甚至提议以G2替代G8。中国经济崛起的背后,是中国国际影响力崛起,中国研究崛起,甚至中文崛起。中国模式、中国经济的研究者从边缘走到中心,在国际经济学界的话语权与日俱增,林毅夫出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陈冯富珍出任世卫总干事都是水到渠成。
这是昂扬进取的100个月,也是结构失衡的100个月。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仍是主力,消费贡献不足。区域发展同样失衡,王志浩另一个有趣的计算是,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广东、山东、江苏、浙江四个经济发达省份2007年分别可以成为世界第14、19、20、25大经济体。在钢铁、石油等行业,国企与民企的力量失衡在2001年后甚至有所加剧,沙钢、日照钢铁等民企在夹缝中艰难成长;金融、电信等垄断行业的对内开放仍然只在议程上,中小企业贷款难多年悬而未决。与此同时,财富集中的趋势进一步加剧,在富人之间也不例外。政府税收的增长高于国民收入的增速,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92年的68.6%下降到2007年的52.3%,企业、政府可支配收入分别从1992年占GDP的11.1%、19.1%上升到2007年的22.9%、22.8%,收入分配失衡、贫富分化带来了新的隐忧。
当然,我们也能看到其中的转机:随着产业由沿海向内地的转移,区域差距正在收窄,中国经济增长极转向中西部已成今年研究机构的共识;社会保障体系和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2004-2009年的中央1号文持续六年关注三农问题,有助于将基尼系数拉下0.4的警戒线,加之家电下乡、以旧换新补贴等政策,内需规模可望提升,为中国经济的逆风飞扬增加底气。
100个月里,世界与中国经济完成了一轮起承转合,许多似曾相识的场景一再重演:2001年,中国经济在承受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最为严峻的外部压力下,依然保持了7%以上的稳健增长,2009年,在世界经济一片衰退中,中国仍然风景独好。许多关键词贯穿始终:股市的三牛两熊;2002年2月降息后的8次加息与2007年12月后的4次降息周期,在流动性过剩中,存款准备金在经历16次上调,由6%升至17.5%;货币化分房的政策催谷下,房地产业日益市场化,房价在多番调控中大涨小回地经历了一轮牛市;2003-2004年和2007年的宏观调控,2003年的非典与2009年的H1N1,都令人记忆犹新。
在这个波澜壮阔的场景中,《新财富》不仅是一个忠实的记录者,还是信息的分析者、资本的引导者,谁出现在《新财富》杂志上,往往意味着谁掌握了资本的方向。追寻100个月的世界运行轨迹与《新财富》的报道,我们可以理清财富的行踪。
创富100月
无论从哪些指标衡量,2001年以来都是中国财富增长最快的黄金时代。在宏观世界种种变动的影响下,资本的流转和创富的方向也体现了鲜明的时代背景。作为民营企业创富标本的“新财富500富人榜”,可以成为我们观察中国创富方向的一个角度。
工业化是中国8年多来持续不变的主题,中国的第一代富人也大多从制造等传统产业起家。这个抓住中国加入WTO后制造业崛起机遇的创富群体中,不仅包括鲁冠球、曹德旺、梁稳根等超级富人,更多的是中小板上一大批作为细分行业龙头的隐形冠军,以及更广泛的珠三角、长三角的中小民营企业主。他们构成了中国经济中最具活力的部分,也忍受着融资难、成本上升等多重压力,并在新的危机中面临产业转型或升级的挑战。然而,中国作为一个制造大国的格局,短期内难以改变,在一些未能过冬的产能被淘汰后,这一领域的优势企业可望获得更大的市场机遇。
随着民间产业资本的壮大和资本市场的成长,郭广昌、刘永好等资本玩家开始出现。他们依托资本市场与旗下金融机构,通过种种创新财技提升手中的资产价值,实现财富的快速增值,成为新一代的富人群体。如今,越来越多的产业资本或直接介入资本市场,或通过成为PE机构中的LP,实现资本化运作。而随着市场的规范,资本运作中的灰色地带逐步减小,未来,在危机后对市场的重新规范后,金融创新可望带来更强劲的财富增长。
1998年前后,大洋彼岸的网络热带动了中国的创业热,新经济富人成为新的财富英雄。他们之中,有成功复制美国模式的王志东、张朝阳,也有开创中国模式的马化腾、马云。2000年3月,全球股市见顶,张朝阳、马云成为最有钱途的偶像,马云以信心十足的动感姿势登上了《财富》封面,成为50年来首位出现在该杂志封面的中国企业家,人们无不眩目于互联网的创富能力。而到了《新财富》创刊的2001年,伴随科互联网泡沫破灭,科技英雄们身家大跌,热闹一时的中国创业板由此搁置8年有余。然而新经济创富者的步伐从未停止,随着网络游戏、网络购物、网络视频、SNS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2005年,荣智健的首富地位为盛大网络的陈天桥所取代,第九城市的朱骏、完美时空的池宇峰、千橡互动的陈一舟等新富也不断涌现,这一趋势远未终结。
伴随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从2003年之后,财富越来越向房地产行业集中,地产商的人均财富越来越高、身家增长越来越快,碧桂园的杨惠妍在2007、2008年蝉联“新财富500富人榜”首富。当然,这同时显示,房地产从诞生之时就是一个民营资本充分进入的产业。造富能力同样强大的金融业,就从未产生如此众多的富人。如今,经过2008年的短暂下调后,新一轮房地产增长周期正在成形,无论以开发还是买房、买房地产股的方式投资房地产,都被认为是财富保值、对抗通胀的手段。与此同时,房地产泡沫化、经济房地产化令经济学家心忧,房价高企令中产阶级心忧,房企高价拿地-天量融资-更高价囤地的商业模式也为人诟病。房地产造富何时会成为历史?这可能取决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下一波的富人崛起源于创新。传统模式竞争之下利润日趋微薄,激励了企业的创新热情,在进入中国的海外PE和VC制造出分众传媒的江南春等一批新商业模式富人之后,中国出现了至今不衰的商业模式创新热。和江南春一样,石基信息的李仲初因为开启新的酒店信息管理行业而富,美邦服饰的周成建、中国动向的陈义红因为更新商业模式而富。在他们身后,还有一大批商业模式的革新者,他们的努力,不仅成就新的市场垄断者,也使得中国经济由粗放式发展向精细化过渡,奠定大国崛起的基石。
从未来趋势看,新能源产业和消费服务正成为新的创富乐园。在能源紧缺和气候变暖的背景下,新能源被视为全球经济的下一个增长点,继无锡尚德的施正荣2006年成为中国首富之后,这一行业投资倍增,富人迭现,其财富增值速度也持续加快,2009年,“新财富500富人”中已有23人来自能源与环保行业。2008年11月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讨论和中国作为大国的表态,或将继续强化这一趋势。随着国民收入的递增,中国庞大的内需市场同样具有巨大的造富能力,在2009年财富增速最快的富人,来自消费行业者为数最多,苏宁电器的张近东财富2009年已名列“新财富500富人榜”第二名。
从传统的制造业富人到资本玩家、科技英雄、房地产富人、商业模式富人、新能源富人、消费富人,中国富人相对鲜明的代际特征,印证了中国经济的每一波风潮,也显示了变革中的中国经济具有持续的创富力。新领域的富人迭出,推动了中国的富人财富来源日益阳光化、广泛化,同时,由于金融、能源、电信、文化等领域仍未对民营资本全面开放,国人的创富能力仍受约束。不过,7月新推出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中“吸引非公资金进入”的阐述,或许意味着这些领域可望诞生民企新的创富密码。
从创富表现看,100个月里也有抑扬顿挫,政策的有形之手和资本市场的无形之手都在其中展示了左右财富的超能力。当2001年的财富增长乐章行进到2004年时,由于遭遇了严厉的宏观调控,富人们的财富积累速度显著放缓,在2006-2007年的A股市场大牛行情中,又随股市的泡沫而迅速膨胀,2008、2009年的“新财富500富人”财富总额分别增长71.5%、103.33%,两年的财富增量远远超过了以往若干年的积累。而在牛市退潮的2009年,上榜富人的财富总额同比下降37.4%,富人经历了一场空前的财富飙升与蒸发过程。
在财富故事的起伏跌宕中穿越短暂的历史,回顾100个月来中国最具创富机会领域的种种变迁,许多片断令人扼腕。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这一头回望那一头,我们才能看清,世界正结束一场泡沫进入另一场泡沫,如今,我们寄予厚望的新能源,会是一个新的泡沫吗?相信这样的回眸,有助于我们看清创富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