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杰

　　自2001年底加入WTO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中美两国经济领域中的争端，类金融事件多于贸易事件，如汇率上的不同主张，以及中国企业收购美国企业上的角力。

　　因为国际金融危机，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会增加，中美轮胎特保案可能只是一个开始。原因在于，国际金融危机让全球的产业工人都面临着失业的威胁，贸易保护主义不是有没有而只是程度大小的问题。

　　在此，笔者以为，日本同美国之间数十年的贸易纠葛，将部分成为中美两国未来经济往来的一个参照。

　　借助美国资金支持及其市场开放的便利条件，二战后的日本经济快速发展，并很快成为全球第二大单一经济体。伴随日本经济总量增加的，是日美贸易总量和美国对日本贸易逆差的扩大。1984年，美国贸易逆差突破1000亿美元，其中对日本的贸易逆差约占50%。其间，强势美元加剧了美国企业的出口压力，美国制造业经历二战以后的全面冲击并步入下坡路，美日之间的外贸、汇率问题随即成为政治议题，“广场协议”随之产生。

　　“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快速升值，日本出口逐步下降，但贸易顺差并没有缩小，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在1986和1987年继续扩大，经历1988年~1990年的小幅回落后，在上世纪90年代前半段快速反弹。在亚洲金融危机前的20年时间里，美日之间贸易摩擦不断，引起贸易摩擦的商品范围不断扩大，争端的级别也不断提高，特别是“广场协议”之后，不乏贸易战，典型的如上世纪90年代初两国之间的汽车贸易争端，美国在此期间将日元兑美元汇率推高至79日元兑1美元的历史最高位。

　　亚洲金融危机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对美国贸易往来超过日本，在WTO贸易规则下，不需要最惠国待遇的审批，没有了配额限制，中国商品潮水般地出口到美国。中国成为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最大的商品进口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美国对日本贸易逆差仅相当于对中国的零头（按美国的统计数据），中国成为美国在北美自由贸易区外最重要的单一贸易伙伴。

　　中国加入WTO之际，恰逢全球网络泡沫破裂、美国遭遇恐怖主义袭击，在衍生金融品和宽松货币政策的引导下，美国走出了衰退阴影，步入金融泡沫引领经济增长的时代。来自中国的廉价商品、低油价、不断升值的资产财富，让美国经济得以持续低通胀、高增长发展。全球化给中国和美国同时带去了红利。全球化和金融泡沫同时推高了全球需求，美国的对外投资、生产和服务“外包”，同其国内企业的生产形成差异化，其制造业来自中国的压力并不明显。

　　在美日20年的贸易争端中，日本对美国不断学习、模仿和追赶，美国的主要产业不同程度地经历了日本产品的竞争威胁，两国企业都在制造业领域争取市场份额和工作岗位，争端成为家常便饭不足为奇。而中国过去10年争取美国商品市场份额的过程，恰逢美国“转变”了经济增长方式，金融在美国经济总量及企业利润创造中的份额快速增加，进一步弱化了制造行业的话语力量，中国商品对美国市场的争取因此主要发生在中国同墨西哥等经济体之间。因此，过去几年，美国对中国经济政策的诉求，也仅限于人民币汇率，且变得礼节性，而不像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后美国给日本的各种压力。

　　危机改变了格局。全球化的红利以全球经济的不平衡为前提，泡沫的故事不可能持续下去。在美国民众经历房产缩水、油价上涨、失业等多重压力之时，他们需要考虑的最重要问题是争取一个养活自己的饭碗。

　　危机意味着制造业格局的重新调整、产能的消减和全球重新配置，产能调整和分配的过程就是摩擦的过程，并将持续到非金融创新类的新兴产业出现。贸易摩擦和贸易战，是宏观的理论问题，也是政策制定者面临的现实问题。其间各方利益的分配不是即期甚至不是短期可以看到的，就比如“广场协议”之后的日本。但其对产业就业者带来的影响则是即期的。对美国制造业的工人来说，全球需求下降，高端的产品已经不需要那么多了，重新建立已经淘汰的工厂即使是权宜之计也在考虑之列，毕竟目前是非常时期。

　　贸易摩擦对中国的影响巨大，原因不只是中国对美国出口远大于自美国的进口，更重要的是，中国加入WTO之后的经济增长，是以对外贸易特别是对美贸易的快速增长为起点和保证的。目前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也是期望在财政政策效应走弱之前，对外贸易可以复苏。轮胎特保案的结果是，即使美国工人自己不生产低价格的轮胎，漫长的处理过程也可能让订单转入其他原产地，这是中国不希望看到的。而中国大部分的出口产品都面临这类问题。

　　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过程，需要中国对经济发展方式作出调整，目前的经济刺激计划中看不到这一点，未来的美中贸易摩擦，则会将这一问题愈益强烈地摆到国人面前。

　　（作者系投资界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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