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政协原副主席王录生

　　贵州是我国西部资源十分丰富而又欠开发、欠发展的省份，人多地少，生态脆弱，经济发展滞后。大体上，人口占全国的3%，面积占全国的2%，经济总量占全国的1%，各种主要经济指标位列全国倒数一、二、三位。前几年人们在说到东西部差距时，往往拿贵州和上海做比较，“上海相当于欧洲的葡萄牙，贵州相当于非洲的纳米比亚”。

　　雷锋是一个解放军战士，他不计代价、不要报酬，帮助他人做了很多好事。雷锋精神就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意识观念，和市场经济等价交换的原则完全是两回事。三十年前，吃、穿、用什么都缺，都要凭证、凭票限量供应；今天，市场上的商品琳琅满目，人民生活不断改善。这一巨大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实行了市场经济原则。从市场经济角度看，贵州在社会经济领域也有“雷锋现象”，此现象值得各方予以关注和思考。

　　贵州和“雷锋现象”有什么关系？

　　在经济生活中，贵州有许多“专门利人，不讲回报”的事。

　　化肥生产方面。我国粮食连年增产，大家都非常感谢袁隆平院士的杂交水稻，但是没有肥料也是不行的，其中磷、钾肥尤为关键。贵州是磷资源大省，她所生产的复合肥磷胺运销全国。但是肥料是农业生产资料，是免税的，企业不交增值税。农资是微利或亏损商品，企业没有利润，也就不交所得税了。目前世界上都采用湿法磷酸工艺，生产一吨磷胺要排放三吨磷石膏。这种废弃物长期污染水体，把江河水变成四类、劣五类。此外，磷与石油一样是世界上十分稀缺的资源。过去贵州靠此换取外汇，现在也不行了。

　　“西电东送”方面。贵州是南方煤都，建坑口电站，把电输向广东等地，也算煤的深度加工。可是电的上网价只有0.3元多，只及本地老百姓用电价的一半。电厂的利润不高，所得税就少。由于电厂的总部在大城市，有的在北京，所以增值税也不交给地方，就是交在贵州的主要也是国税。近年来煤价上升，政府控制电价，就要管住电煤价格，为了西电东送，地方煤矿只得以低价供应电厂，还得保证供应。许多小煤窑，为了安全，已经关了。既要关小矿，又要保大电，农民“住在煤山上无煤烧”，群众意见颇大。

　　贵州的煤有不少属高硫煤。虽说要求电厂要脱硫，要合格排放，但实际很难做到。所排放的二氧化硫变成酸雨，危害各类建筑、工农业生产和百姓健康。百姓疾病增多，医疗又保障不了，一病就贫。煤矿周围的尾矿堆积如山，污染环境。地下采空，地面塌陷，形成地质灾难。有的地方泉水断流，形成新的人畜饮水困难等等。“西电东送”，贵州为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地方的好处寥寥，问题多多。西部大开发以来，贵州的许多资源都被一些国有大企业掌控，这些企业的总部都在北京等地，一旦开发，前景也差不多。

　　退耕还林方面。1998年长江大洪灾之后，国家重视生态建设，采取了天然林（包括不少人工林）保护，封山育林等措施。依靠砍树为生的工人、农民只得另觅生路。林区财政收入和农民的收入锐减。以至林区县都是贫困县，林农多为贫困户。

　　农民把种粮的坡土改种了树，国家补给的粮食和现金只能够糊口（有的还不够），贵州山高坡陡，水土流失严重，25度以上的坡耕地占全国的18%，可是退耕还林的指标只给了5%。基层干部对生态建设的积极性很高，超计划完成了任务，这本是好事。可是，为了粮食安全，国家停了这项措施，超计划种树的补贴就成了悬案。

　　农民种了树，又无收入，只好进城打工。他们大多近乎文盲，没有技术，在城里只能干那些最脏、最累、最苦的活，而且收入很低。在社保没有完善的条件下，他们因工伤、病、年老，只得返乡，沦为贫困户，最终成为地方政府的负担。

　　是“雷锋现象”而非 “雷锋精神”

　　2005年初，珠江出现42年来最大的海水倒灌，咸潮使珠江三角洲众多市、县水厂无水可取。为解燃眉之急，相关部门从贵州境内的天生桥水库调水压咸补淡。8亿多立方米淡水到达后，才解决缺水问题。媒体报道，广东派人携100万元表示感谢。人们议论：“平均每立方水只值0.00125元，也太低了。”有人说“广东年财政收入1500多亿，100万也太不成比例了。”也有人说：“这钱不是广东的，是水利部对贵州调水工作做得好的奖励。”云云。

　　水库是国家修的，水资源也是国家的，上述说法似乎不妥。可是，话说回来，修水库，淹没了好田、好地，淹没了农民的家园，移民的补贴又少，问题成堆，长期困扰地方政府。前不久刚建成的规模仅次于三峡电站的广西龙滩电站，站址在广西，税收当然是广西的，但淹没的土地绝大部分都在贵州境内，失地农民的种种问题还得地方政府去面对。诸如此类的案例还很多。

　　事例一：贵州的黔西南州有中国最大的金矿，有金州之称，当地老百姓是坐在金山上。可是按目前的体制，金子是国控物资，金矿的开采并没有给地方带来什么利益，而造成的生态问题却留给了地方。

　　事例二：：三线建设的大量军工企业迁入贵州，在他们十分困难的时期，地方有责任去解决问题，生产形势转好了，对航天、航空作出了巨大贡献，可是军工企业并不交税。

　　事例三：当年建湘黔铁路，搞的是人海战术，不仅建铁路要用木材，人的吃、住、取暖都要木材。沿线的台江县当年的森林覆盖率几乎达90%，因为建铁路，指到那里，砍到那里，需要多少，就砍多少，分文未取。铁路建成对国家建设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该县的树木只剩下14%（近年有恢复）。而这个县，至今仍是国家级贫困县。

　　所有这些事都有某种制度、规定为依据，这些制度和规定也各有其道理，但结果是资源十分富有的贵州省却变成了穷省。这个省所做的多是对国家做贡献，对自身好处不多，甚至贻害不少的事。这并不是因为老百姓的“觉悟”高，而是出于无奈，所以这不是“雷锋精神”，只能称之为“雷锋现象”。

　　其实，这类现象并不只产生在贵州，在西部地区（含一些中部地区）大多都有，只是在贵州较为集中而已。

　　 “雷锋现象”与地区间利益不平衡

　　这类“雷锋现象”在计划经济时期是常态，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却必须予以高度关注。“雷锋现象”对构建和谐社会是很不利的，因为地区间利益的不平衡最终都要落到老百姓身上。他们会感到社会 （或国家、党和政府）对他们不公。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发展了，他们的生活也有所改善。但是与东部地区的人比，与城市先富起来的富裕人群比，与那些垄断性国企的高管及员工的高薪、高福利相比，他们的改善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他们就会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描述的“相对贫困化”的感觉。在各类弱势群体中产生这类感受，久而久之，怨气的积累总要爆发，这就是为什么群体事件在中西部频发的原因。一件没什么了不起的小事居然能酿成打、砸、抢、烧，甚至杀的令人震惊的大事件，无数群众居然会成为冷漠的围观者甚至参与者，稍作调查和研究，就能找到他们对现今社会不满的经济根源和思想根源——分配不公。这就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大敌。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生产发展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没有采取有效措施，致使地区差别、城乡差别、不同群体利益差别在不断扩大。要维护社会稳定，要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在缩小贫富差距方面作出制度性安排。近年来通过转移支付，起了一些作用，但效果有限。要落实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缩小东西部差距和贫富差距，应在财政方面予以改革，并作出安排，使国家财政所集中的大量资金通过二次分配，不断缩小贫富差距，真正使民族地区、农民和弱势群体得到好处，这样社会稳定才有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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