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穿越“水泥+圣诞树”模式的增长迷雾

　　本报记者 汪 洋 周馨怡 李关云

　　大连报道

　　黄黑白，三色染就9月11日夏季达沃斯“竞争力新领军者”分论坛的主色调。

　　金融海啸，货币贬值，股市楼市暴跌，高赤字，高外债，高贸易逆差……危机浪潮中的出口型经济之舟驶向何方？越南副总理黄忠海、毛里求斯副总理兼财政和经济部部长西塔南、津巴布韦副总理穆坦巴拉和哥斯达黎加外贸部长鲁伊兹带着同样的问题来到会场。

　　在40多分钟的对话中，主持人BBC全球新闻主持人Nik Gowing不断引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最新发布的2009-2010年全球竞争力报告。在这一轮评分中，哥斯达黎加位居第55名，毛里求斯是第57名。越南排名第75位，比2007年降低。

　　台下第三排坐着的津巴布韦副总理穆坦巴拉可能更紧张，因为他的国家位列第132名。

　　面对上一年度的成绩单，四国政要开始讨论，过去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否正确？未来要如何调整经济增长模式，如何进行政府职能改革，才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跻身前列？

　　这些还在增长的迷雾中探路的后发国家，在摆脱不了依赖基建投资和欧美市场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下，如何重建信心，以及选择具有弹性的发展道路，这是本次达沃斯主题的题中之义。

　　“水泥+圣诞树”的黄昏

　　“我们感到非常地伤心，看到我们竞争力报告的时候感到很伤心。”面相敦厚的黄忠海说这话时表情严肃。

　　越南过去走的是出口和投资型的增长模式，进出口占越南GDP的70%左右，以基础设施为主的投资在经济增长中占比40%。和许多新兴国家一样，长久以来，越南的经济发展高度依赖欧美市场。

　　曾有人将这种出口和基建投资型的增长模式归纳为“水泥+圣诞树”模式。如今的经济危机已经把这类出口型经济拖入更深的困境。越南经济目前的乱象让人联想到12年前的泰国。

　　“面对危机，我们必须提高出口和投资的效率，而不再仅仅依靠规模效益。”在接受本报记者提问时，黄忠海用强硬的单词表达他的决心。

　　但从出口导向转为内需驱动的转型无法在一夜之间完成，“因为越南农村人口的收入仍然很低。”为此，黄忠海认为，现实的方案是继续出口增长型经济发展模式，但会致力于减少对美国、东欧市场的依赖，扩大在东盟内部和亚太地区的市场。

　　这一点得到了哥斯达黎加外贸部长鲁伊兹的认同。“我们的经济高度依靠外贸，所以我们应对危机的第一反应，是来争取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因为我们并没有足够的国内市场可以依靠。”鲁伊兹说，他来大连前刚刚为此会见了中国商务部长陈德铭。

　　以糖业为出口支柱的毛里求斯也遇到类似的麻烦。西塔南在分论坛上告诉与会者，毛里求斯出口欧洲市场时的“最惠国待遇受到了影响，欧盟要求我们对糖业进行改革”。

　　发展深加工是西塔南找到的解决出口危机之道。“过去毛里求斯向伦敦出口原糖，现在我们把原糖加工成白糖和特殊糖再出口，很快通过对糖进行加工甚至用以发电，制造成乙醇等高附加值的产品，这不但为毛里求斯拓宽了出口机会，也迅速提高了出口利润。”他说，“通过对糖业进行纵向一体化的改革，改变了过去徘徊在产业低端竞争的局面。”

　　津巴布韦副总理穆坦巴拉也与此相近。提起津巴布韦，人们总会想到它曾经举世闻名的通胀率。但是在当天的会议上，穆坦巴拉却强调了津巴布韦政府已经为稳定宏观经济做出了积极的努力。“我们要尽可能的努力，从出口资源变成出口价值附加型的产品。我们有这样的潜力，有资源，有人力资本，进一步吸引相应的资金和资本。”他说。

　　当然这些出口导向型经济体不可能依靠单方面的努力来解决出口压力。多哈谈判迟迟未果，美国、印度等重要谈判方在决策上的延宕延迟了全球经济复苏。

　　“我们9月中旬将在日内瓦进行一轮正式会谈，但我觉得不会有太大进展，因为像美国这样重要的国家到现在居然都没有往日内瓦派一个贸易代表。”鲁伊兹说。

　　“后危机时代”的国家竞争力

　　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在亚洲区域内处处可见，当其中一个国家谈论提振出口的时候，都绕不开同一个关键的问题——你的竞争优势在哪里？

　　“和所有企业一样，每个国家都要找到自己独一无二的特色。不能单单是廉价的劳动力，一定还要有什么东西，只属于你的优势。”一桥大学大学院国际企业战略研究科教授石仓洋子对本报记者说。

　　在今年6月韩国首尔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东亚峰会”上，石仓洋子把相同的问题交给黄忠海，“而他告诉我，越南有自己的品牌。”洋子回忆黄忠海的回答：越南人非常细心，关注细节，在制造业等需要大规模生产的行业，这样劳动力表现往往十分优异。

　　但这并不是属于黄忠海一个人的“越南牌”。经济危机迫使也一向以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取胜的很多新兴国家开始考虑提高劳动力素质。

　　鲁伊兹在论坛上表示，哥斯达黎加包括免费大学教育在内的教育体系保障了劳动力的高素质，是该国吸引外国投资的重要比较优势。“比如在创新方面我们甚至比一些亚洲国家做得要好，因为我们的创新系统开放性很强。因为我们并不是处在一个非常紧密的系统里面。”

　　马其顿副总理弗拉迪米尔·佩舍夫斯基也有妙招。“我们正在促进企业和当地大学合作，来为企业提供其所需要的专业技术人才。同时我们也直接为企业提供培训服务。”佩舍夫斯基说，“而且马其顿的劳动力成本和中国南部城市非常相似。”

　　西塔南在论坛上表示，政府和私营企业界的合作是毛里求斯应对危机，重振增长的重要途径“私营界创造了80%的经济增长，因此我们应该把他们纳入到政策设计过程中”。他说，为制订政府的经济危机对策，毛里求斯建立了11个政策委员会，每一个委员会都有两个分别来自私营业和政府部门的联合主席。

　　自19世纪末以来，政府主导经济发展就是所有后发国家的必由之路。而此次危机则迫使这些后发国家政府重新思考自己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

　　黄忠海在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向本报表示，政府和企业需要合力应对危机，越南“不仅需要进行政府机构、法律体制、基础设施建设改革，企业自身也要转变管理和经营模式，提高竞争力”。在随后的分论坛上，他透露，越南正在考虑建设公私合营的伙伴关系公司。

　　此外，亚洲儒家传统重视社会稳定的特色也在此次危机应对中起到了一个稳定器的作用。越南最大的地产公司西贡投资集团的主席Dang Thanh Tam向本报介绍说，如果越南房地产公司旨在建设为低收入者服务的住宅，那么政府就允许他们以较低的价格购地；此外越南房地产商在建设商用建筑时，往往需要留下20%的地皮空间服务低收入者。

　　向左转？

　　西式民主制度总是被很多欧美人士认为是保障经济增长，吸引外国投资的重要因素。但此次危机让推行了100多年西式民主制度的哥斯达黎加产生了别样想法。

　　“当需要紧急决策的时候，你们（亚洲）可以办到，但我们需要先做很多政治咨询。”鲁伊兹说，“在一些关键领域，比如基础设施建设，我们花了30年时间才结束电信业垄断局面，但在这里(亚洲)可能只需6个月。这也是你们经济增长很快的原因之一。”

　　不过，他表示他对亚洲政治体制的赞赏局限在借鉴的层次之上，哥斯达黎加不会为了提高效率而变成新加坡，哥斯达黎加还是会走自己的道路：“我希望让更多的人脱离贫困，实现经济增长，因此我们需要完善我们的民主政治体制，来达到更高的决策效率。”

　　“你得记住，我们在幸福指数排名中位列第一，哥斯达黎加是全球最幸福的国家！”鲁伊兹以自豪的语气强调。

　　当鲁伊兹在会上做这一番表示的时候，越南副总理黄忠海特地低头做了唯一一次笔记。在随后和津巴布韦副总理穆坦巴拉对话时，他笑着指着“他的朋友”穆坦巴拉说，津巴布韦提升出口层次，吸引资金和资本的“政策很重要”，但是“怎么才能有效执行才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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