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

　　1月13日国家房产管理局致国务院《关于私有出租房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一些房主认为房屋由国家经租还没有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仍然归个人所有，往往以人口增加，自住房不够的理由，要求退还已由国家经租的房屋；或者以生活困难为理由要求增加定租；有的甚至强收房租，逼迫住户搬家，强占房屋，破坏房屋。这些情况反映了私房改造工作中存在尖锐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为此，《报告》指出，房主只能领取固定的租金，不能收回已由国家经租的房屋。对于有反攻倒算行为的房主应当按照不同情况区别对待，情节轻的进行批评教育；有严重违法行为的，造成损失、民愤很大的，应当给予制裁。

　　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依靠群众力量，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的指示》。《指示》指出，对于地、富、反、坏四类分子，为了保留这批有用的劳动力，为了在群众面前保留一批反面教员，提高群众的革命警惕性，为了有利于争取四类分子的子女，为了更大限度地孤立和改造那些迄今还表现不好的四类分子，我们应当基本上实行“一个不杀，大部(95%以上)不捉”、依靠群众力量，把绝大多数的四类分子改造成为新人的方针。

　　2月9日、29日毛泽东先后会见两位外国党的领导人。在谈话中，他批评中共中央联络部有人主张“三和一少”，中共中央统战部有人不讲阶级斗争，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有人主张“三自一包”(三自是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是包产到户)，目的是要解散社会主义农业集体经济，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他又说，“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他们的国内纲领。这些搞修正主义的人，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除此以外，每个部都有，每个省都有，支部书记里头更多。

　　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大寨之路》的报道，同时发表《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的社论，介绍了当时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通过艰苦奋斗，发展生产的事迹。此后，全国农村掀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开展“学大寨”运动，对促进农田基本建设、发展农业生产起过积极作用。但到后来，“学大寨”成为推行“左”倾政策的政治运动，大寨也从先进典型演变成为“左”倾政治运动的工具。

　　2月15日中共中央转发了邓子恢《关于城乡高利贷活动情况和取缔办法的报告》。中央在批示中指出，必须划清界限，分别情况，区别对待。划清高利贷和正常借贷的界限，分清放高利贷者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办法加以处理；必须在农村认真整顿和健全信用合作社，加强领导，改进工作，充分发挥它作为群众性的资金互助组织的作用，巩固农村社会主义的金融阵地，打击高利贷；在给高利贷分子以坚决打击的同时，一定要做好我们的经济工作，包括农贷、信用社、储金会、社会救济，以及安排群众生活，安置闲散的劳动力从事生产等。

　　4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开展代替私商工作的指示》。《指示》指出，开展代替私商工作，是我们在市场上与资本主义势力进行的一场针锋相对的阶级斗争，它是巩固社会主义经济、争取市场状况和国民经济状况全面好转的一个重要条件。为了保证代替私商工作的顺利进行，必须把政治教育、经济措施和行政管理结合起来，把代替私商与社会主义商业改善经营管理结合起来，把排挤取缔私商与安排城市需要就业的劳动力结合起来。当前在代替私商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有些地方社会主义商业在网点人员、经营管理、商品价格、货源供应等方面还有一些薄弱环节或漏洞，代替私商所取得的阵地还不十分巩固，有些已被代替的私商又乘机活动；有一部分私商，转入没有开展代替工作的地区或行业，继续从事非法经营。为此，中央认为：(1)在已经开展了代替私商工作的大中城市，应当巩固已经占领的阵地；对其他应当代替而目前还没有代替的行业，应当积极采取措施，有计划地开展代替工作。少数还没有开展代替私商工作的中等城市，应当尽快地把这个工作开展起来。(2)已经开展了代替私商工作的县城和集镇，要继续把应当代替的行业逐步代替下来；现在还没有开展代替私商工作的县城和集镇，应当有计划地切实地开展起来。(3)社会主义商业代替私商的销售价格，应当有利于打击投机，不能赔钱、不能脱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