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夏季达沃斯9月10日-12日在中国大连召开，新浪财经全程直播本次论坛。以下为“闭幕全会-全球复苏的未来步骤”论坛上嘉宾发言实录。

　　女士们、先生们，我非常高兴欢迎各位参加第三届新领军者年会的最后一次会议。第一部分，企业家基金会向亚洲社会企业家颁年度奖之后，NIK GOWING先生进会主持闭幕式。请大家鼓掌欢迎。

　　颁奖主持人：女士们、先生们，在我先生十年前创立的亚洲社会企业家基金会，我们会发现全世界人不仅仅通过创新提升人们的尊严，而且为企业年轻人树立榜样，我们发现这个基金会迅速地发展，特别是我们实现了实质的价值。同时我认为企业家的创造精神可以服务于社会。有很多的想法可以进一步改善几亿人们的生活。比如说医疗、卫生、教育、飞机，水和环境保护。这些将会大大推动社会和人类的进步。他们可以通过这种创造实现。

　　施瓦布基金会是要找到最好的一个人把他们结合到社会中，他们的专业精神和别人交流，这样使世界经济论坛会有更好的网络，我们有新的思想和举措。在微观和宏观的领域。

　　世界经济论坛积极参与了全球重新规划的举措，但是所有的这些努力都是为了重新思考、重新设计微观世界，我们可以推动积极的发展，我们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和创新进一步提高社会的福利和正义。这个仪式主要是为进一步表彰领导创新和影响亚洲的这些年轻人。不然的话，他们就永远不会被人熟知，因此他们完全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作为专业人员他们能带领国家前进，同时我们积极地努力，找到创新的解决办法，解决社会和环境方面的挑战，我们找到了具体的措施。同时他们的选择是由施瓦布亚洲社会企业家基金会选择出来的。这样与世界1000多位企业家一起来共同努力。

　　首先第一位企业家获奖人是来自泰国的。请上台来。这位先生在泰国北部，特别是在金三角鸦片种植地区，他们听取了村民的意见，同时他们建立了医疗制度，漫谈了人们的医疗和营养的需要，同时他们寻求一些新的办法来建立新的企业，在农业和医疗方面。这是最近新种植的。这种模式在阿富汗和印度尼西亚得到的模仿和复制。谢谢您，向您表示祝贺。

　　下一位获奖人是来自香港的马先生。老年人安置协会。中国的人口正在发生不断的变化，老年人不断地增加，所以老年人需要24小时的服务，他们可能按一个键可以获得不同的服务。比如说急救车进行急救，或者是安慰，如果要是服务的话。这位先生创建这个组织以来已经非常地成功了，这个组织服务了很多的老年人口，而且在中国其他的城市也会得到相应的服务。

　　第三位获奖人，现在有1.5亿青年，这位先生他1994年去柬埔寨度假，后来就再也没有回到祖国。他们看到了这些农村儿童的困境，他们给他们提供住房、医疗、卫生、教育，他们给他们提供相应的一些解决办法。对城市流浪儿的救助，在柬埔寨、老挝、印度尼西亚、泰国和中美洲地区都普遍得到了采用，向他们表示祝贺。

　　第四位获奖人是来自新加坡的。全世界有3亿多流浪人，他们都是在他们的祖国以外进行工作，很多是妇女，他们在海外工作来支持家庭，最终她们又回到自己的家庭。SARA给他们提供教育，给妇女提供企业的培训，在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其它国家。回到国家以后，她们有了这样的技能来开展业务，帮助妇女进行储蓄，把储蓄用于生产，而且在香港和东亚其它城市也获得这种帮助。

　　请与我一起向四位获奖者表示祝贺。

　　Nik Gowing：时间过得很快，这是我们三天的成果，我的工作是在剩下的半小时，我要保证大家在离开的时候大家能够充分地理解我们在会议中提出的问题，以及大家达成的共识和分歧。这是大量的工作。但是在短短的时间里，我们尽可能要最终把我们所讨论的归类为五个领域：新的企业模式、亚洲的发展和它们的繁荣模型、解决社会的需求，以及新经济的机会和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特别是通过科学技术，也许我们还可以一直开到晚上八点。

　　下面的40—45分钟，我们要回顾一下我们所有谈论的精华，有些非常高层的人士积极参与了讨论，想看一下他们的观点，听听他们是如何看待这些问题的。先让他们一个一个来谈，计算方法很复杂，我的工作就是让他们按照纪律，并不是6个人都要谈，我们现在要做计算，如果大家都说就需要非常长的时间，他们每个人将会讲5个题目中的三个问题，他们只能说90秒的时间，不能讲太长，如果他们讲太长，我将会敲铃提醒他们。大家也可以介入，我只能给你们30秒的时间。可能听起来太残忍，但是没办法，如果发言，必须要精简，必须是30秒时间。

　　第一个问题，经济衰退和全球公司业务模式变化的情况。首先请Burrow用90秒的时间讲一讲，你是来自工会，在全球经济危机时，贸易出现问题，你们应该怎么做工作？

　　Burrow：全球经济危机中贸易出现了问题，我们的重点就是把内部和外部的工作重新要进行平衡，把重点放在国内经济的发展。同时在这方面，我们讲到了绿色经济，但是很多劳工的机会还有就业机会，还有工作技能、老龄化是一个新的问题，新的工作中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不能依赖于出口，必须在全球化中搞得更加平衡，平衡也包括社会的发展。我们在绿色经济中确实有机会，但是就像萨科奇总统在国际劳工组织上讲，我们现在有一种模式，这个模式主要是有市场，不管社会成本怎么样。第二个模式，要重新调整内部和外部之间的需求，进一步促进国内的增长，这样把社会发展也纳入到增长上，这样就获得更加平衡的全世界的经济增长，让所有的国家都获得机会，让所有的劳工获得机会。

　　刘积仁：新兴的经济体确实在全球经济恢复过程当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不能以传统的方式来开展我们的业务，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业务模型，必须把出口型的贸易的模式变成国内需求增长型的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必须要把过去人力资本型的模型转变到新的模型。同时，我们也希望把过去那种以成本为基础的发展向创新型的发展模式转变，这是惟一的出路，否则我们就不可能真正扮演我们的角色，来推动我们恢复全球增长的角色。

　　Sultan Al Essa：业务机会将在新兴市场越来越多，新兴模型将朝着新兴经济体进行，现在越来越有这种情况，有些技术的发展将进一步推动我们的技术发展，很多国家，像中国、韩国在这方面做了很多投资，他们将可能是增长机会的中心。另外，以协同的方式设计我们的供应链，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的模型的转变，我们要把产品进行重新设计，从头做起，要考虑到环境的问题，消费者的倾向、嗜好的问题。把这种因素考虑进去。最后还有一个合作的问题，我们要进一步促进协作和努力。

　　赵令欢：在去杠杆化的世界上，我们应该回到基本面上。有一些基本的原则，还有统一性，我们要搞创新，要有创新力，要抓住一些新的机会，新兴的市场现在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现在我们要共同做出承诺，促进世界更大发展。同时我们要让大家共同努力，创造一个更加平等的世界。也就是在经济危机之前，我们都来讲经济危机。当我们吸取了经验教训之后，我们意识到我们应该对我们全球的世界做出更多的承诺，谢谢。

　　Nik Gowing：这种模型应该怎么变化？

　　赵令欢：我认为我们学到的教训之一就是我们要把实体经济和所谓的虚拟经济分开，回到基本面上来，充分利用金融的手段作为工具来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另外，全球经济应该还包括文化、政策、政府还有监管。

　　Nik Gowing：请你说说业务模型应该怎么变？

　　Verwaayen：我们首先必须意识到在危机之前的世界，怎么把经济再挽救回来。实际上经济再回来，恢复了以后也不会是原来的样子，实际上象征性的，很简单，过去是西方八国，现在是二十国集团，再不会有八国了，因此做决策的流程也变了。世界经济论坛做得非常火，就是世界的变革做出重新的设计。从现实的角度来讲，我们生活的世界是现实的，在危机之前不会再回来。大家只有在获得透明度之后才有信心。因此，怎么样才能获得这个决心？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我们现在的世界、做事的方式和为谁工作，现在的全球化和过去的全球化不一样了。今天的业务模型将会比以前更加复杂。

　　嘉宾：现在很多公司可以充分地使用现有的信息，信息是核心企业的副产品，大家应该以创新的方式把信息拿出来，创造出核心的新的价值。

　　嘉宾：此外，同样的信息还可以为我们的产品带来附加值。任何一个消费产品都会有一些信息的联系。基本的模型变化就是权力地转化，也就是机构之间还有个人之间权力之间的转移。过去个人做不了很多工作，现在个人要做更多的工作。过去都是政府宣传机构，现在很多记者、普通人都可以生成很多内容，还有用户自己搞的科学研究，这些都是非常多的。可以说对这些人带来很多机会。

　　嘉宾：我是来自德国的马丁，我们也讨论了再生能够的机会，它可能帮助我们看到更大能源的潜力，我们有新能源就不用再节能了，这样就带来很多就业机会。

　　Nik Gowing：你现在是不是对我们的业务模型已经带来影响，是吗？

　　嘉宾：欧洲确实已经有了，现在这种趋势向亚洲转移了。

　　Nik Gowing：我们再进一步追问一下，这些模型是怎么变的？

　　Burrow：在这个大厅，上一个小时刚做了价值链方面的对话，我们看到了劳动力和价值链之间合作的模式，刚才一个部长给我们讲了工厂的项目，这个项目是在柬埔寨的，有纺织、电子，都进入到了价值供应链、质量劳动力、质量的供应。这些因素要相互的协调。过去很多传统都是相互竞争，现在有很多新的技术，例如云计算这个技术，云计算实际上是合作，而不是相互竞争，消费者实际上可以通过一个代码发出去。新的合作模型可以从基础上就开始发挥作用，重新促进增长。企业界、政府界、劳工之间还有雇主之间都可以使用它加强合作。

　　Nik Gowing：刘先生，是怎么改变这个业务模型的？

　　刘积仁：这个模型确实是在改变，基本的还是应该由创新来驱动。我们要彻底改变我们老的观念。可能我们的消费马上就可以促进恢复，实际上现在应该有新的东西来促进消费。我们现在看看年轻人，他们花了很多钱买互联网上的东西，他们还花钱在互联网上买小说看，开支非常大。尤其是对年轻一代，在中国很多人愿意存钱，但是你看下一代人，这些人花的钱更多，比他们的父母还多。他们花了钱买的东西完全是新的东西，是以新的方式来买东西。这种新型的消费完全可以推动经济增长。

　　Sultan Al Essa：新兴企业将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源泉，而且我们也会不断地恢复一些信心。但是今后我想还是国内消费的出现。

　　嘉宾：我来自苏丹，我发现了一个大家没有讨论的问题，就是全球经济发生变化，以及在整个国际社会面临的挑战方面如何变化？首先由于气候变化、环境变化将进一步改变行业的行为，还有经营的方式，以及传统新的经济技术。所有这些将会进一步塑造世界未来的经济。

　　Nik Gowing：我们现在讨论下一个话题，亚洲经济是否做好准备，来应对长期西方储蓄高、消费降低的情况？

　　请哈佛商学院的教授来讲。

　　Kennedy：在过去几天的对话中所了解的一点，亚洲经济是否准备应对世界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亚洲的领导主要是重视国内的需求，全面地容纳和减少对出口的依赖。我们可能会恢复一定的增长，希望经济增长的同时，社会和政治的变化也会出现，越来越困难，很难以管理。由于这个变化提出一个发展模式的问题，还涉及到国际的管理体制、管制体制，还需要进行有效的协调。

　　亚洲经济做好准备还是没有做好准备？很难改变国家经济的重点。

　　Kennedy：我想确实 是很难改变内部和外部的国家经济的重点，同样重要的是美国需要改变它的重点。它的经济更少地依赖于消费，这样会对全球产生影响，这就需要结构方面的变化，而且要允许不同的经济共同发展。

　　Nik Gowing：刘积仁先生，亚洲经济是否对今后西方国家提高储蓄、降低消费做准备？

　　刘积仁：我们仍然需要长时间做好这种准备，中国人喜欢储蓄，不喜欢过多的开支，因为他们没有安全感，所有人都希望存钱，为他自己和为下一代存钱。他们真正要依赖于国家政府的刺激政策还不够。因此，最重要的一个办法就是必须创造新的消费，它不仅仅是像传统买东西的方式，要新一代中产阶级可能不断成长，数量是很大的，我们现在应该知道如何来推动创新，推动新的消费，这是最好的方法，这样人们可以获得更好的工作，这是我们改变模式的一种方式。

　　Verwaayen：在美国有9万亿赤字，我们在想他们是否准备好了如何来找到钱。我们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这是一个排他性的世界，这个世界并不是说每一个人花钱就可以进行融资。这是第一次，我们不是简单的从孩子那儿借钱，现在我们是从我们的孙子那儿借钱了。因此，我们要到他们那儿，而且你为什么这样做呢？我们能还给他们什么呢？我们必须采取不同的做法，也许并不是说管它叫做全球化就可以了。世界各地都有品牌，都在竞争，而且我们这个世界上都有消费不平衡和储蓄不平衡，这些是以前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最好自己要做好准备，应对新的选择。这些选择不仅仅会发生，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现在有三个标准：信心、透明、创新。

　　Nik Gowing：赵先生，亚洲经济是否准备好了降低储蓄刺激消费？

　　赵令欢：我们没有做好准备，还将继续下去，危机只是一个警告而已。以前的模式，像西方消费、东方制造的模式，到银行借钱，这种模式是不能持久的。像这次中国不能够再出口，因此解决办法就是内部的改革、内部的调整。因此，最容易的解决办法我想就是要提高社保制度。因此，我们利用这种储蓄，同时还有财富的分配、平衡。因此，每个人不仅仅要创造财富，我们还要观察生存的趋势，要关注整个中国人的生活质量。

　　我非常高兴地看到危机使我们特别是政府注意到这些问题，而且已经采取了初步的措施。

　　Burrow：很多人都在失去工作，不仅是我国，其它国家也是这样，很多人失去了自己的工作。他们工作的企业裁员，而且确实影响了他们的消费。下一阶段我们还应该更多地讨论创新的问题。

　　Nik Gowing：您是否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Sultan Al Essa：我想亚洲经济总的来说是出口型经济，我想今后出口是否可以恢复这一个很困难的事情，而且今后我们看一下钢铁行业，中国的产能过剩，那么消费不太容易，我想政府必须采取具体措施来促进国内的需求，除了基础设施还要在可持续的基础设施上继续投入。

　　赵令欢：危机对西方和对东方，对于新兴市场像中国产生不同的影响。因为自经济改革一直以来发展非常快，在快速发展中进行结构改革，但是从社会需求来说，福利、保障，这是第一次成为了大家思考的中心，特别是政府议程上。因此，我认为新兴市场，特别是像中国，这也是第一次，这些东西已经成为一些重要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本身也确实需要发展，可以作为指导政策的基础。

　　Nik Gowing：Burrow，我们如何影响未来经济恢复的步伐？

　　Burrow：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十年、二十年以后，肯定会有监管和其它问题。但是我们看看整个社会，我们并没有一种协调全球性的措施。国际劳工组织中雇员和雇员的谈判，对社会保护方面，穷国家的成本非常高。G20的资金，还有气候变化方面的资金，如果真正想做的话，还可以做的。但是最终社会保护方面，可以给他们提供稳定的工资提供支持。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这种要求，就不会有相应的发展。因此，对于不断提高现有人的技能，对所有各个国家来说都是一样。对于老年人来说，我们有这样的退休金，还有来自一些工人的收入，我们要有医疗制度，这些都是一些巨大的挑战。如果不能把所有这些环境真正的了解，我们肯定会遇到问题。当然技术是重要的，还有资金，所有这些都要寻求一个新的体制，促进未来经济的稳定。

　　Nik Gowing：有没有很快地要发表评论的。那么Ben你再讲讲，这几天重复说的是信心的问题，也就是说社会的信心，你能不能再很快地讲讲现在日益增长的需求的问题。

　　Verwaayen：一年前我们一直讲这是老式的危机，但现在我想说它并不是一个金融危机，而且已经变成了信心危机，这对信心造成了冲击，主要是对中产阶级造成了信心危机。他们本来以为自己不会受到影响。从政治角度来讲，他们好像搞了老的短期主义来解决问题。大家看大量的短期的做法，现在是一个系统的分析，要分析到底哪个地方出现了毛病。现在很清楚，我们现在的机构以及我们现在的公司结构不可能帮助我们吸收1亿失业人，我们必须找不同的模式，重点放在不同的地方。信心的问题、透明度的问题，还有创新，创新不是技术，创新本身就是你怎么样决策，你怎么样创建自己的经济，怎么打造全球经济的关系。

　　嘉宾：我来自美国，我们现在应该进一步把人和社会资本的因素考虑进去，把它作为衡量问题的基础。 我们要怎么样衡量经济的发展，还有各种战略的发展问题，还有很多人的因素，也应该把它纳入到衡量的指标中。我们都知道什么叫稳定性，我们认为这些因素也可以促使我们做出正确的决策。

　　Nik Gowing：政府和企业怎样满足日益提高人们对绿色经济和后碳经济的期待？

　　Sultan Al Essa：很多国家监管都朝这个方面做制定，有很多公司做好了准备，应对这些不同的变化。很多国家的政府进行了投资，投资技术的发展，各种技术通过催化和孵化器得到进一步发扬光大，还找到一些新的业务模型，帮助解决我们即将到来的一些问题。例如现在在中东地区，50%的人口都是在50岁以下，他们还需要一些工作机会，很多问题需要解决。还有很多国家，例如韩国、中国这样的国家，他们也进一步在这个领域加强合作。这样我们花的资金来促进这种新的发展，将可以帮助我们共享技术。

　　Kennedy：全球经济游戏规则是环境的问题，还有公司治理的问题，将继续由各国的一些政府还有很多机构共同来确定。不管是多哈、哥本哈根的会议，很多人表示乐观的态度。我们都在等着多边主义对这个问题做出一个正确的决策，我们现在还在等待。各个国家还有工业行业界的人能做一些贡献，我们确实有能力可以给全球环境的基础上开展我们的工作，作为托管人的角色开展一些工作

　　第二个挑战是我们需要各种不同的解决方案，共同地不应该用一刀切来解决绿色的问题。

　　现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政策，实际上我们不能给它做保险。我们曾经犯过一些错误，传统的人遇到了一些新的挑战。

　　Nik Gowing：我想请Burrow讲讲各国政府怎么满足需求。

　　Burrow：这不是一个期待，这是一个必要性，要求我们朝着绿色革命、绿色经济转轨，确实也有很多绿色工业机会。现在有5700万工作机会失去了，还会有很多人的工作生活水平是每天不足2美元或者2.5美元。现在确实有一个新的机会，在任何地方都有创造工业机会的可能性，比如服务业等等，但是实际上我们要进一步发展，全球都要做得非常好，每一个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都会有机会。同时我们需要拿出政治意愿，哥本哈根是一个大事，我们有雄心勃勃的计划，但是重要的是共同融资，共同分享资金，为穷国来应对风险。同时还有很多税务分摊的问题。我只讲一个备选方案，如果我们能够帮助印度，因为印度现在有4亿人没有电，如果我们有再生能源给印度，那将有很多就业机会，在非洲、拉美都会有这样的机会，这样有很多高附加值地区都可以获得这样的机会得到发展基础设施，能源重新改造，还有再生能源的发展，改变过去我们资源使用的方式，就可以获得很多，还有很多其它连带的服务行业。现在我们离哥本哈根大会还有95天时间，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做了很多努力，确实有很多挑战。这些都是世界领袖应该应对挑战，必须帮助我们解决问题，解决经济危机，为国际经济做一些措施。

　　Nik Gowing：我们不能再就哥本哈根进行讨论，我们再等一等。大家有没有其它问题？也就是政府和企业怎么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对绿色经济的需求？

　　是不是大家都有这样的期待？大家有没有疑虑？现在我们的势头仍然很大、很强，关键的问题，两天前温家宝总理已经讲到这个问题。

　　赵令欢：我们确实应该确定一个非常现实可行的可以期待的目标。今天我们讲到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我们现在把一些穷国的希望也包括进来，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衡量发展的目标。因此，必须要平衡发展才能获得成功。

　　Nik Gowing：我们现在是不是有一个共同一致的观点？

　　Burrow：是一个天生的乐观主义者，但是现在有两个关键的问题，第一是政治意愿，必须要有政府意愿，接受自己的职责，同时要筹措资金，挪威提出了一个建议，我们以挪威的建议作为基础，进一步募集资金帮助各国。我们希望我们不要再搞5到10年，超过20年，企业界确实有这样的意愿，我们现在必须要让我们的政治家们开始考虑这个问题。

　　Verwaayen：成功的定义是什么？有很多词可以解释。到底什么是成功？要有一个清楚的定义。第二世界上最大、追强的国家，最强的人就是有需求的消费者，他们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我想让消费者们来解决这个问题，政治家们把消费者看成是公民、选民，企业把他们看成是消费者，因此他们的声音是非常清楚的。首先在哥本哈根，还有多哈，都需要他们的声音，不再相互勾心斗角了。

　　Nik Gowing：最后是科学和技术怎么促进全球的竞争性？

　　刘积仁：科学技术将会进一步推动我们竞争性的提高，促进经济的发展。如果我们看过去30年，信息技术还有很多新技术的发展，这是真正推动了世界快速发展经济，同时彻底改变了整个世界。因此，它帮助我们带来了很多新的消费。但是有一个问题，到底在危机之后，哪种方式最好可以帮助我们让科学和技术能够带来真正的价值，帮助我们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带来更多的创造机会，推动增长，这是第一点，很重要的是我们要改变过去创新的模式以及改变我们研发的模式，我们要开放的研发、协作性的开发，这是一种发展的方式。

　　第二点，我们也需要知道怎么样把资源整合起来，特别是人力资源和天才的整合。尤其是全球性的科研资源的整合，这样给他们的市场提供服务。日本有各种不同的非常好的技术，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新技术。但是在中国，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怎么样能够建立一个平台，让科学技术真正地能够被使用，推动这个世界经济的发展。这是一个要值得讨论的问题，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的问题。

　　Nik Gowing：你说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的问题，实际上还有更深刻的东西。

　　Verwaayen：我们看看我们的人口，今后的人口和现在不一样，我们一定要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正在造成的东西，这个东西必须要实现他们今后希望自己的声音得到倾听的希望和需求。我们现在有很多新的技术，我们要意识到的问题是，现在我们准备一个重大的变革，创新不仅仅是技术。如果大家看看通讯现在如何使用呢？我们这一代用了很多词来表述，现在他们使用一个图像、一个视频就解决了，而且他们对我们的期待就是我们应该给他们一些东西，让他们有所期望。因此，创新不仅仅是技术，而且是我们整个使用技术的环境。这还牵扯到全球竞争力的问题。世界是多极化的，而且我们的思想、智慧是没有边界的。长期以来人们的智慧是有界限的，需要离哈佛很近才能有这样的智慧，你不再需要说去什么地方，离什么很近，你只要上网联系起来就可以，无论你住在哪儿。

　　因此，下一代有更多的竞争，他们第一次有了这样的机会。

　　Kennedy：还涉及到政策科学，即使在哈佛我们也意识到，全球关于结构知之甚少，而且确实需要一些新的创新，而且我们也知道知识如何在全球是平衡的，技术上的创新是不一样的。这也是我们在今后几年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Nik Gowing：你们这6个人是否认为在过去在这45分钟必须要解决而没有谈到的？

　　Sultan Al Essa：科学技术是关键，但是我们不能忽视消费者，消费者感到困惑，不知道如何做出决定。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信心。因此，关键还是像哥本哈根，我们是否有这样的系统，让消费者更有知识，让他们能够推动这样的变化，给他们供应链。因此，长期来说这是惟一的解决办法。

　　嘉宾：整个经济方面提高能力的问题，我们尽可能建立这种激励机制，如果没有平衡，我们长期以来就不会成功，因此这一点我们必须反思。

　　Burrow：我非常同意，但是我还想质疑企业领导人，我们在今后需要更多地了解科学技术，但是我认为专业知识是有界限的，比如在印度、巴西或者美国，他们可以上网，可以寻找到服务。

　　Nik Gowing：我们在45分钟进行了总结，非常感谢各位能够按时结束。

　　谢谢各位，我们给大家一些希望，让大家了解。尽管你们在会上有不同的收获，最后结束的时候请施瓦布博士、夏德仁书记致词。

　　夏德仁：尊敬的施瓦布主席，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晚上好

　　第三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圆满完成了预定的议程，承载着与会者对世界经济新的期望，即将落下帷幕。我们经历了令人难忘的三天，这三天是充满着激情的三天，也是硕果累累的三天。由于施瓦布主席卓越的领导和1600多位国内外嘉宾的重要参与，新领军者年会再次在中国·大连绽放出令人瞩目的绚丽光彩。我们看到如此众多的政要、学者、商界和媒体领袖聚首大连，在平等、友好、和谐的氛围中共同把脉全球经济，探索复兴之路，使达沃斯精神在这里得到了彰显。我们的会议高举重振增长的旗帜，围绕绿色、科技、创新这一核心，交流和探讨如何化危为机，探索政府在投资构建绿色经济过程中带来的新商机。了解与展望科技创新助推经济增长之路。

　　各界精英在智慧碰撞中捕捉灵感，在思想交流中形成共识，这是达沃斯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盛会，必将坚定国际社会战胜金融危机的信心，为推进世界经济复苏与增长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我们相信与会者都会感到，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进一步突出了中国元素，展现了大连风采。我们从温家宝总理的主旨演讲中已经体会到，中国政府为克服金融危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中国经济的企稳回升为全球经济重振增长树立了典范，坚定了大家战胜金融危机的信心。在此过程中，大连市也取得了更大的收获。通过夏季达沃斯这样一个宽广的国际平台，我们共享了丰富的思想盛宴，获得了难得的合作机会。

　　开放的大连将更加智慧地走向世界。同时大连也充分展示了自己独特的城市的个性和魅力，向国际社会展现出一个生机勃勃、蒸蒸日上的新领军者城市的形象。

　　新领军者年会从2007年首次在大连举办，到2009年重回大连，大连与夏季达沃斯论坛已经两度牵手，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们共同感到大连与达沃斯论坛有着愉快而成功的合作，默契的配合，双赢的成果。大连因夏季达沃斯而更富魅力，夏季达沃斯也因大连更加精彩。

　　我真诚的代表大连市委、大连市人民政府和大连市600万人民发出共同的心声，希望大家与夏季达沃斯再度牵手，长期合作。我们将经过不懈的努力，使大连成为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新领军者城市。

　　女士们、先生们，会议马上就要结束了，但是我们的友谊、达沃斯精神没有终点。在这依依惜别的时刻，我将再次感谢我的老朋友施瓦布教授所给予大连的信任。感谢所有与会者、各位嘉宾、朋友们对本次论坛的大力支持。感谢所有的工作人员，特别是我们可爱的志愿者为本届论坛所付出的辛勤劳动。我真诚的希望朋友们记住大连、关注大连，并广泛开展与大连经贸合作和友好往来。我热切期待与各位朋友再次相聚在大连。

　　祝各位朋友旅途愉快，健康幸福。谢谢各位。

　　施瓦布：朋友们，如果让我再次做总结的话就有点没有必要。在过去的两天中充满激情，就像我们的夏书记所讲的那样，我们做了很多承诺，做了很多接触。

　　首先我要感谢诸位，感谢这些与会者，你们的光临使这次会议获得了成功。我认为这个成功的因素之一就是我们这些新领军者他们的到来，这些全球性增长的公司，还有科学方面的先驱者，还有全球的青年，他们花了很多精力、时间和很多创新的精神，来共同开展这个相互的交流。我想说这些新的领军者、新的增加型公司，还有技术的先驱，请你们站起来。同时，所有这些利益相关者的组织，他们都积极参与了讨论，参与了交流，他们这些人都值得我们诚挚的感谢，值得我们鼓掌感谢。我想再次感谢我们的成员、我们的合作伙伴，感谢他们使这次论坛获得了一次成功，变成了一个事实。

　　另外，我还要感谢我的工作人员，这些人在日内瓦工作非常努力，在大连、在北京办事处做出了非常多的努力，为这个会议做准备。同时以一种非常顺畅的方式使得会议得以召开。我想点几个人名，实际上这里有很多人，都应该点名，但是我要专门点一个人，杰里米·日尔根先生。杰里米·日尔根在我的同事施奈德的领导下做了最多的工作，但是我认为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我们得到了大连的合作和支持。夏书记、理事长，还有大连市政府，你们真正应该值得我们的感谢。还有上百名志愿者，还有大连的市民们，你们热情的接待了我们，你们接待我们的时候是非常开放、非常友好、热诚的，你们这些人才真正值得我们有种的感谢，感谢你们。

　　我们绝对不会放弃这三天，我们肯定要牢记这难忘的三天，在今后做决策时，为未来做决策时，一定要记住这三天。

　　女士们，先生们，这次会议非常成功，我期待着再次明年的时候见到你们，我认为夏季达沃斯年会本身已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期待着明年再次见到你们，我也希望大家一路顺利！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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