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夏季达沃斯9月10日-12日在中国大连召开，新浪财经全程直播本次论坛。以下为中国银行集团常务副行长朱民在“全球重新设计系列－亚洲管理全球经济的新角色”分论坛上的发言实录。

　　主持人Hiroko Kuniya：大家好！这节讨论的主题是亚洲管理全球经济的新角色，请各位就坐。我来自日本广播公司的Hiroko Kuniya。

　　嘉宾是坐在我左手边的是Muhammad Lutfi：先生，他是印尼投资协调局的主席；旁边的是Jaspal S.Bindra先生，他是渣打银行有限公司亚洲CEO；在亚洲地区银行业有多年工作经验；Alejandro Jara先生，世贸组织副总干事；朱民先生，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目前是中国银行集团常务副行长；最后一位是MoonChung-in先生，他是韩国阎氏大学的教授。

　　我们都已经看到了危机对世界产生的影响，我们要重建信用、信任和信心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我们也讨论到要重新加强监管、问责，但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要加强国际货币机构IMF的作用。如果国际货币机构不能够加强，他们的有效性和合法性都会受到质疑。今天我们要探讨加强这些机构的目的和任务是什么？亚洲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如何更好在管理全球经济方面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国际货币机构并没有反映出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发展中国家需要发出更多的声音。

　　首先我想问朱民先生，中国一直和印度、俄罗斯、巴西配合倡导提高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那么您希望看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中国希望在这个机构当中扮演什么样的新角色呢？

　　朱民：非常高兴能够第一个发言。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客观来讲目前我们所面临的情况非常艰难，因为在经济好的时候没有人想到他们，在经济不好的时候所有人都怪罪他们。目前我们的全球治理还是在以国家为单位的，所以可以在全球做的事情还是非常少的，我们要加强全球金融机构的稳定，首先是储备货币，需要有新的储备货币，不管是美元还是一揽子货币，但是必须要有一个稳定的储备货币，这点非常重要，因为亚洲总的加起来有4万亿的外汇储备，占全球储备的35%，而且这个储备还是动荡的，对亚洲国家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我们是最后的一个借贷者，当然还有很多的问题涉及到了。这次危机中我们知道我们还是需要IMF的，比如说东欧国家和其他的一些岛国，他们也认识到IMF的重要性，IMF必须要很快的采取行动，必须要制定合适的政策，并不一定是一种通缩的政策，但是应该是非常合适的政策。

　　从亚洲来说，我们希望亚洲国家有更强的话语权，有更强的实力，我们希望看到投票权能够有所变化，亚洲的投票权可以有所提升。当然我要强调的是投票权是可以改变的，但是最关键的问题是需要平等的解决各种问题，需要各方都参与进来。尽管我们改变了投票权，IMF还是由美国和欧洲国家所主导的，所以比治理结构更加重要的是让所有人都参与进来，参与对话和决策进程，这点是更加重要的。

　　主持人HirokoKuniya：朱先生，您是不是也忙于让风险多元化呢？

　　朱民：我们忙于建立新的体系，并不是要让印尼买人民币或者是用人民币结算，我们只是希望邻国能够用人民币结算，可以规避汇率和利率的风险，我们并不是让所有的朋友都买人民币，只是希望人民币结算而已。

　　主持人HirokoKuniya：朱民先生，那么您认为中国的战略是怎样的？

　　朱民：我们如果选Moon先生当选IMF的领导的话，这些事情都解决了，他有非常清晰的思路。回到刚才的问题，大家谈到改变IMF的投票权和治理结构，这是显而易见的，现在的投票机制应该获得改变。从亚洲的角度来讲，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也要更多的改变，我们现在在亚洲，我们在谈全球架构，我们这里也要改变。世界现在分为三个团体，美国、英国、澳洲、新西兰他们都是一种消费型的经济，从世界其他地方借钱，那么谁来支持他们呢？出口团体，日本、德国、韩国，中国，甚至包括所有的亚洲国家。第三个团体是资源型以及其他类型的国家。这是谁的损失呢？这是我们这个团体国家的损失，比如说亚洲、南韩、日本、中国都是如此。

　　显然亚洲的制造能力不是为了本国的消费，而是为了世界市场的消费，我们现在的库存就会上升，然后原材料也在累积。因此，美国和英国在去杠杆化，我们就要去产能化，那么我们怎么做呢？这是不可避免的问题，一万美元的消费需求就不回在回来了，当然我们可以指望拉美和中东，但是要补足美国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就很难，这是我们今天面临的重要的模式，这也是亚洲需要首先改变。

　　但是在这样一个金融市场，过去10年内亚洲地区区内贸易迅猛增长，大概达到了53%，我们再看看资本流，区域内部的这种投资由资本流仅仅占11%，我们出口到美国和英国是1.4万亿-3万亿，但是区内的流动是非常少的，所以我们面临了贸易不平衡很经常性账户不平衡，这是非常困难的局面。我们再回到IMF，很显然IMF有责任和预测，不是说预测危机，而是预测经济。此外IMF也应该负责调整和监管全球失衡问题，我们也应该从自己做起，解决全球的失衡问题。在这里我们需要采取非常有益的措施，此外IMF的改革不应该是自上而下的，而应该是自下而上的，我们所有人都要参与进来。

　　朱民：他说的我都同意，所以大家看到了，他更适合做IMF的总干事。对于亚洲来说，我们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储备货币，如果世界不能给亚洲提供一个稳定的储备货币的话，亚洲必须要自己创造一个稳定的储备货币，我们不能依赖别人来做这件事情，而且不能永远的依赖。

　　在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我们的有毒资产仍然是受到了影响。美国、欧洲以及英国，GDP增长都是非常缓慢的，有的甚至是下滑的，但是韩国和日本都增长不错，为什么在那次以后，他们开始了危机，而我们受到了这么大的影响。我们在资金方面一直是净流出，缺少了稳定性，这是一个概念。

　　此外我们需要一个稳定的储备货币，我们就必须要把亚洲资本留在亚洲，而不能让亚洲货币飞到其他地区去，再以外国直接投资的形式回来，任这些货币让我们的股市动荡不休。这些外资都是来了又走，我们需要一个长期的本地区的债券市场，亚洲债券市场来留住亚洲的资本，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就要求我们有一个稳定的储备货币。

　　主持人HirokoKuniya：教授讲了非常重要的一点意见，那么您觉得是否要加强清迈协议呢？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地区采取多边货币的方式来稳定地区金融，您也同意亚洲货币基金吗？

　　朱民：亚洲的增长还是不错的，在这个危机中我们的区域核算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在未来我们要让大家都能够接受一个平台，进一步加强亚洲之间的合作，实现结构改革。

　　现场提问：我来自央视。很多中国人觉得我们一直在学习西方金融体系，他们说什么我们就小心的记着，听着，但是好像现在这个老师犯了一个错误。那么请问朱民先生，西方金融体系让我们很难再信任它，这对中国的决策者，比如说您和您的朋友之间，在决策方面的讨论有什么影响呢？

　　朱民：我觉得有两个不同的方面。第一，我们非常吃惊的看到这些公司，这些样板垮台了，我们信仰的那些原则都已经无影无踪了，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因为对于我们，尤其是在金融界的人来说，确实从外国模式、外国市场原则方面受益很大，但是现在他们摇摇欲坠，使我们充满疑虑。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今天仍然是学生，因为如果我们看一下银行界，全世界最大的十佳银行当中有三、四家是中国的，但是这并不是意味着我们的银行本身有多强，而是意味着市场很庞大。这意味着我们的竞争力真的那么强吗？我们在国际市场上是否有了国际一流的基础设施呢？并不如此，也并不意味着我们有着特别的公司治理，我们可以改善和提高的地方还很多。确实有几个人，几家公司犯了错误，导致了金融危机，但是从总的原则来说，中国的金融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要去追赶和学习，才能追上世界先进水平。

　　第二，我们今天也看到还有很多好的金融机构屹立不倒，有很多好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在过去30年中，人人都在谈中国改革的成果，我在这里特别想强调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学习能力。因为我们是开放的，我们是不断学习的，我们总觉得自己是世界课堂里的小学生。所以很多世界发生了改变，但是我们更加强烈的感觉到我们是学生，正是靠了这一点我们才能不断的增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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