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言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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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09-14

　　汪言安

　　“8·26陆良事件”发生后，中共云南省委、省政府领导随即指示曲靖市委、市政府启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也第一时间介入陆良事件的处理工作。

　　就在事件的第三天，8月28日，伍皓以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的名义发了一个后来被媒体和社会舆论广为赞扬的通知：大多数群众的共同诉求有合理的地方，各级党委、政府一定要多从自身找原因，真心正视、回应和解决群众诉求，以此为中心工作，不能一味指责群众，甚至给上访群众乱贴 “刁民”、“恶势力”、“不明真相”、“别有用心”、“一小撮”等标签。

　　这个通知后来被舆论评价为 “省委要求不乱贴标签，完全一改过去的传统做法”。据了解，就在陆良事件发生后，当地曾有个别媒体的报道中依然沿用“不明真相”等传统的表述来描述这次事件。

　　在明确上述处理原则之后，陆良县委、县政府首先开始多渠道征询群众诉求，而不是像过去一样采取追查“聚众闹事”原因和责任、深挖“幕后指使者”的传统做法。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这一群体性事件得以快速平息，冲突双方的矛盾和诉求也得到有效解决。

　　日前，本报记者就这一事件的处理以及云南在探索处理群体性突发事件新机制方面的话题专访了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此时，距离伍皓由新闻工作者转任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整整过去9个月的时间，他第一次成为公众人物是因为“躲猫猫”事件。

　　伍皓说，处理陆良事件的一些思路正是受到了他正在看的一部官场小说《一把手》的启发。小说中有个章节，新任市长上任第一天遭遇毛纺厂群众上访，因为上任市长的承诺没兑现。参加劝返群众的副市长说：“当时也是权宜之计”。而新任市长很坚决：“既然答应了工人们的要求，不管合理不合理都要兑现，否则，政府怎么取信于民？”副市长说：“那要一千多万呀，不是个小数字。”市长说：“就是两千万也要拿，谁让我们的决策人犯下了这么低级的错误？”

　　“处理群体性事件就是要坚决谢绝‘权宜之计’，不能靠哄骗老百姓求得暂时的事态平息和稳定。解决群众的诉求，应该推行无条件兑现承诺机制。”伍皓在书角上方写道。

　　比“孟连事件”更进一步

　　经济观察报：“以群众诉求为中心”的原则成为有效解决陆良事件的关键性原则，在此之前，云南的“孟连事件”、“躲猫猫事件”以及小学生卖淫事件都曾引起外界对云南的广泛关注，云南是怎样突破传统的处突机制的？

　　伍皓：其实这起群体性事件跟孟连事件至少有三个相似之处，比如它发生的原因都是因为群众和企业主的利益纠纷。孟连事件是胶农和橡胶企业利益上的一些纠纷，而陆良是当地村民和煤矿企业利益的纠纷；都发生了村民聚集跟企业发生激烈的冲突。孟连当时有几百个群众，陆良这个事也是有近200人的冲突；第三个共同点都是村民在发生与企业的冲突以后，同现场维持秩序的警察也发生警民冲突，都有受伤。

　　我们也正是延续着当时处理 “孟连事件”的方法，包括信息的公开透明这样的思路，所以在陆良事件里面我们做了进一步的探索。

　　前两年，同样是在曲靖市，富源煤矿发生矿难，众多媒体记者都到那里，基层干部一味地躲、回避，生怕这个事家丑外扬，当时这种思想非常严重，结果反而闹得沸沸扬扬。

　　所以在这次陆良事件处置中，可以看到比“孟连事件”更进步了一层。“孟连事件”当时也非常注重解决群众的一些具体实际困难和诉求，但是当时还没有提出一个明确的理念性的和机制性的东西。这次在陆良事件处理中，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就是处置突发事件和公共群体性事件时，“以群众诉求为中心”的新机制。

　　其实“孟连事件”一开始也没有这么激烈，矛盾也没有发展到激化，实际上是胶农和橡胶企业之间的一些摩擦冲突和利益的纠纷，但当地党委、政府就把这个事件错误地定性为 “农村恶势力操纵的事件”，结果反而激化了矛盾。所以，我们也不断总结这些经验教训，这次陆良事件中，宣传部门发了一个通知，禁止媒体以后再使用“不明真相”、“刁民”、“恶势力”、“一小撮”、“别有用心”等这些给群众定性、扣帽子式的词汇，这些探索确实给我们这次成功处理陆良事件埋下了很好伏笔。

　　经济观察报：有人认为，陆良事件的成功处理只是个案，因为突发性群体事件的诱因各不相同，其复杂和严重程度各异，由此处理的难度和方式也不可能完全相同，这意味着，云南的这次探索并不能推而广用之？

　　伍皓：处突新机制还只是处于探索之中，在“躲猫猫”事件之后，我仍然能够按照我的想法、按照这些新的理念去处理 “小学生卖淫”、“法官铐律师”等公共事件，直至现在的陆良事件，而且一次比一次处理得更为圆满、成熟，公众的评价和对云南的印象也越来越好。即便是“躲猫猫”事件，随着时间的推移，几个月过去以后，大家再回过头来看，很多人也能够更加清醒、更加客观地来看待这个事件，认为确实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也推动了中国的司法文明，推动了全国开展打击牢头狱霸的行动。我们省委书记白恩培同志接受香港记者采访时，他就明确表示，这是一个积极的尝试，也是一个积极的姿态，表明我们的政府是阳光的，阳光的政府不怕被追问。

　　慎用警力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提高维护稳定、化解矛盾纠纷、妥善处理群体性事件的能力，已成为摆在各级官员面前的时代课题。可否进一步谈谈你对这一课题内涵的理解，或者说，陆良事件圆满解决给我们提供了怎样的新经验？

　　伍皓：9月5日，我专门去了陆良，对就这一事件的处理做了一次比较详细的总结，概括起来，有6点。

　　第一，过去处置群体性事件，政府及其官员要么是对事件麻木不仁，要么就是无所作为，由此导致了很多矛盾冲突的发生。关键是看我们用什么样的理念、方法和态度来对待，这才是对领导干部执政能力的考验。

　　第二，过去很多地方，只注重抓经济发展，盲目追求项目开工建设的力度和速度，但却忽视了社会建设，忽视了社会民主的构建步伐。“8·26”事件的成功处置，以群众的诉求为中心，将维护稳定提高到维护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来处理问题，这是理念上的根本转变。

　　第三，在很多干部看来，理顺群众情绪需要花时间、花精力，这会对经济发展的速度有一定影响，殊不知，群众情绪若是没有理顺，民意没有得到尊重，背后将隐含着更大危机。无数的危机累积之后，量变构成质变的结果，就是大规模的矛盾冲突的爆发。

　　第四，过去，在处置群体性事件过程中，由于怕直面群众，因此就将公安民警推到前面，领导干部缩在后面，这样处置的结果就是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党政领导干部冲在一线，这就意味着是化解矛盾的力量冲在一线，而非对付群众的力量冲在一线，这也是理念上的根本转变。再者，此次事件最值得肯定的一点是，在处突过程中慎用警力。慎用警力，善用法律给予的保证，是此次处突过程中最需要学习也是最值得借鉴的方面。

　　第五，以往突发事件发生后，大家都会习惯性地把追查“聚众闹事”的原因和责任、深挖“幕后指使者”当作工作的重心，但此次事件，陆良县委、政府一改过去的传统做法，是把摸准、摸全群众诉求摆到了首要位置。当然以群众诉求为中心不是无原则的让步，否则会给群众造成误解，以为不闹不得、小闹小得、大闹多得。对群众合理的诉求积极回应，对一些不合理的诉求也正面回应。

　　第六，这次事件的成功处置，其中也凸显出了宣传部门在进行舆论引导过程中的高超技巧。其一是第一时间公开信息，做到不遮不掩；其二是敢于公开“亮丑”，并在此过程中学会“将坏事变为好事”的智慧。特别是8月28日省委宣传部不能给群众乱贴 “刁民”、“恶势力”、“不明真相”、“别有用心”、“一小撮”等标签的紧急通知，更是凸显出党委、政府在处置群体性事件中的积极态度，这一做法收获了很多的正面评价。

　　经济观察报：云南省委省政府将在未来的处理突发事件新机制上是不是已经形成一个系统？

　　伍皓：提高维护稳定、化解矛盾纠纷、妥善处理群体性事件的能力，已成为摆在各级官员面前的时代课题。在突发公共事件特别是群体性事件中的官话式表达，不仅无助于疏导公众情绪，无助于公共事件解决，反而时常起到激化社会矛盾、加剧事态发展的反作用。这不仅不能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反而把群众与党委、政府的距离越拉越远，甚至推到对立面。建立和完善 “以群众诉求为中心”的处突机制，是执政理念的转变。“维护群众权益机制”不能只写在文件上，在云南省委、省政府领导下，云南各地将会有更多尝试。

　　来源：经济观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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