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洪桥 王延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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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09-14

　　姜洪桥 王延春

　　一切都在变化，在达沃斯，争论仍在持续，达沃斯也给不出一个标准答案。但一个有趣的共同点就是，几乎所有人都不敢信誓旦旦说已经重振了增长，但都又满怀信心。信心当然是需要的，难能可贵的是经济界的各种人物预示了不同的潜在危险和威胁，并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开出了自己的药方。

　　就此，本报专访了埃及投资部部长马哈茂德.穆希丁（Dr.MahmoudMohieldin）、微软公司全球资深副总裁张亚勤、安永远东区业务主管合伙人吴港平、埃森哲大中华区主席李纲、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董事长曹德旺，看这些参会嘉宾如何理解“重振增长”。

　　经济观察报：本次达沃斯会议的主题是重振增长，你认为现在我们已经走在重振的道路上吗？你对经济下一步有信心吗？信心来自哪里？

　　马哈茂德·穆希丁：所有的危机总会结束的，问题是它将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危机就像一场战争，战争有赢家有输家，有人得到了一些东西，有人被打败，有人打败了别人，关键是你能不能利用一些很好的机会，让它带给你有利的结果，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但是还有一点大家不要忘记，经济危机对我们来说永远是一种挑战，在经济危机发生之前，我们有各种麻烦和困难，在经济危机之中也有很多困难和麻烦，不是经济危机之后我们就没有困难了。关键是说，埃及要像中国政府1979年那样，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首先把经济秩序理顺了。

　　张亚勤：尽管中国经济发展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遇到了一些暂时性的困难，但对经济和科技发展的未来，我始终是充满信心的。

　　我刚刚读到世界银行的一份新的预测报告，其中提到今年全球GDP总体可能呈现2%的负增长。而金砖四国在全球经济复苏中产生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份报告预测今年中国GDP增长将达到8%，印度为6%。可以看出，全球经济的多极化、多中心趋势更加明显，而此次经济危机的发生，加速了经济发展的重心从西方向东方的转移。

　　从历史发展的经验来看，科技进步从来就是推动生产力提升和社会变革的核心动力。如果回头看看先前的历次经济衰退，包括上个世纪初从美国开始的大萧条，我们会发现，所有安然度过劫难的公司几乎无一例外地完成了两项任务：他们实现了成本控制，并且继续投资于产品开发。微软的注意力仍将高度集中在研究和开发这两个方面。2009年微软的研发投入达到95亿美元，同比增长15%。

　　尽管如此，在乐观的同时继续保持谨慎还是有必要的——我们当然可以战胜此次危机，但以长程的、全球化的视野来看中国经济的明天——很明显，加快信息化与传统工农业的融合、实现产业结构化调整，构建面向未来的创新型经济体系，这仍是政府和各行业、企业所肩负的紧迫任务。

　　吴港平：从经济数据上说，很多经济学家都认为，最坏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比如我问了大连港的出口量，和去年相比尽管还是比较低，但是已经稳住了。不过，经济数据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我认为，再次跌下来绝对是有可能的。但是不用担心，要看长远。从1979年改革开放到现在，中国的经济一直都有波动。在接下来的半年里，甚至一年里经济下滑又能怎样？我相信我们能够扛过去。

　　曹德旺：大家现在都看到GDP增长数据，中国的部分地区增长率能够达到10％。但是我认为现在谈增长为时过早。维持这么高的增长率，是因为政府砸进去了七八万亿，主要是投资于固定资产，还有股市和楼市。老百姓的钱都涌进股市和楼市，说实话，我心里不平衡。把钱投入于楼市，没有再生产再创造。买了房子真的就能保值吗？大家都把资金投进股市和楼市，将来现金都没有了，你卖给谁？谁又会买？最近，美国也在说楼市出现复苏迹象，我告诉你，问题恐怕马上就要来了。黄金已经冲破1000了，美元贬值可能很快就来。

　　泛泛谈经济危机没有意义。美国是消费过头，亚洲是消费不足。这一波过来，美国有点够呛，因为从上个世纪60、70年代开始，美国把高技术产业转移到欧洲，制造业转移到亚洲。它以为只要保留金融服务就可以了。现在我们看到美国似乎在重建自己的产业。这样对亚洲的采购就会减少，这对中国不利。

　　李纲：我认为我们已经走上了重振之路。重振发展的第一步就是树立信心，作为中国的企业管理者，这是大家所经历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危机，但是我们了解这只是经济周期中的一个环节，而商业的发展与历史相同，它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任何一个有远见的企业都不会只把目光停留在眼前的困难或是成就上。

　　这种信心一方面是来自政府的，我们看到各国政府正在不惜余力的挽救经济，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信心来自于日益成熟的多极世界（即经济活动和权力中心多元化和分散化）商业格局，世界的经济发展不再是一两个发达国家的事情。我们称为新兴市场的企业们正在显示出它们的实力与潜力，它们是下一轮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能源”。

　　经济观察报：未来经济增长亮点将是什么？你看好哪个行业哪个地区？

　　李纲：未来经济增长的亮点将新兴市场，它们正在完成从全球化的被动接受者向活跃的全球化塑造者的重大角色转变。新兴市场企业在消费群体、人才、创新、资源和资本这五大赛场上与发达市场公司展开竞争，而这种全新的竞争，正是推动新一轮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张亚勤：第一，IT产业仍将是拉动整体经济提速、提效的重要引擎。我认为对信息化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大胆投入能切实提升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科技实力。这是因为，伴随着信息化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各行各业的发展水平和成长速度都会水涨船高。第二，IT业以外，像数字医疗、互联教育、新能源等产业都有可能孕育出新的经济增长契机。我们也对这几个领域非常的关注。

　　吴港平：我接触了很多客户，现在看来，以国内市场为主的业绩都挺好。以出口为主的受到的影响很大，不过也在慢慢恢复。未来几年，只要内需继续改善，我还是很乐观的。至于具体行业，服务性行业和消费品行业都是有发展潜力的。在内需的拉动下，很多行业都会逐步好转。

　　至于房地产业，我还是很担心的。过去的几个月，房价涨的实在太凶了，太高了。现在对政府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确保不要再让投机资本涌入房地产市场。股市和楼市会对经济影响很大。

　　经济观察报：世界各国政府通过大量注资挽救了经济，这样做的利弊在哪里？最大的风险是什么？

　　张亚勤：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DominiqueStrauss-Kahn的看法，经济复苏仍面临着来自金融业的风险。关键的财政调整措施对于确保债务水平可维系性而言至关重要。鉴于这一问题涉及范围较广，现在就需要落实调整计划，以控制市场预期及长期的利率水平。所以我想，政府的大量注资对于低迷的经济来说就像是一针强心剂，但恢复整个经济肌体的健康，还要各行业的长期努力。而且，金融业既是此次经济危机的源头，也将成为我们走出危机的一个关键。

　　吴港平：在金融危机刚刚出现的时候，人们都很担心，赶紧把钱转存到国家银行里。这就是没有信心，这时候政府必须出面。我们也看到了全球多国政府一起努力注资恢复市场信心。那个时候政府要做的是赶紧冲进去救火。当然，这种办法导致的问题也开始展现了。我最担心的是大通胀，虽然现在好像还没有大规模出现，还是要密切监控。我觉得通胀会来的，一点点的通胀对经济发展还是有好处的。

　　还有个难题是，政府大量注资，退出的时候怎么办？金融危机导致了大量的国家企业。英国各大银行的股东都有政府，美国也是这样，政府成了大股东。政府不应该长期持有企业，要想想办法如何合理退出。

　　曹德旺：任何事情都有利有弊。大家都认为，注资经济就会增长，确实，各方面都看到了复苏的迹象。美国的汽车制造业产量也达到了比较好的指标。但是大量放钱，掩盖了深层次的矛盾。我认为，本轮复苏不稳定，因为矛盾没有解决，后面发生的可能会更严重。就复苏态势来看，中国的处境最佳。政府如果采取措施强化资本市场管理，引导民间资本投向健康的资本市场，那么房价就会下来，民间资本也会活跃起来。中国的实体经济也会真正走向复苏。

　　经济观察报：过去的高增长模式还能否再现？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是否要发生变化？

　　李纲：过去高增长模式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受到改革、成本、人口等诸多红利的推动，而这些比较优势正在迅速消失。同时，过去的高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这样的高增长，并不是我们未来想要的。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永远是在变化的，尤其是在今天这种形势下，我们的思想观念不仅要及时跟上外界环境与自身的种种变化，更要超越这种变化，预见到未来。

　　张亚勤：我曾指出，金融危机也有正面的意义。一是遏制了失控的超前消费行为，去掉虚假繁荣的泡沫。二是为企业提供了技术创新和战略布局的好时机。三是实现了人才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四是促使人们对物质的追求回归理性。五是唤醒了人们的危机意识。另外，聚焦高增长的幕后动力，我们会发现“创新”和“全球化”是两个重要因素。所以我想，当经济真正回暖，当新兴产业和整合了IT科技的传统产业释放出巨大的潜力，我们的经济还将迎来新一轮的高增长。

　　我想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的最重要的启示就在于，没有哪一个国家、哪一种经济发展模式是十全十美、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美国以高杠杆为特征的经济模式已被证明存在巨大的隐患，所以我们才会讨论如何“去杠杆化”；亚洲模式则在带来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强化了相关国家和区域对出口、对发达国家消费需求的依赖。这就使我们必须主动去探索新的出路、新的可能——对此，这次夏季达沃斯论坛的议题已给出部分答案，那就是不同的经济体（比如美国和亚洲）、经济模式之间应该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不断创新、着眼长远。所以看待世界最好的方法就是鼓励各个经济体探索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而不再用固有的角度和单一的模式去评价与衡量。

　　吴港平：要想维持以前的GDP高速增长是有困难的。美国目前的失业率是10％，很高。很多人认为美国的GDP能恢复到1％就不错了。中国与过去相比也会有放缓，但是大家认为中国要解决各种问题GDP增长率必须要保持在6％以上。我们当然都希望中国的经济增长能够稳步保持5％或者6％长期增长。但是市场总会有波动的。要么就是一起热，要么就是一块儿冷，我们要乐观看待。

　　曹德旺：增长模式的转变要看中央政府怎么出牌。我认为中国的两个核心问题是资本市场和分配制度改革。房地产为什么可以这么火？落后产能为什么始终淘汰不了？地方政府为了维持税源，它就是不愿意淘汰落后产能，就是愿意楼市火爆。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引进了大批的先进生产技术和产能，原来落后产能却没有淘汰。大厂倒闭了，小厂还在。你说浪费大不大？能耗高不高？在我看来，中国目前的主要任务就是三句话，深化改革，完善分配制度，严打资本市场。

　　来源：经济观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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