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9月11日晚，新浪财经与大连万达集团共同主办“达沃斯夏季论坛--新浪万达之夜暨围炉夜话：重振增长的媒体价值与责任”活动。

　　主持人权静：各位尊贵的来宾，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来到新浪万达之夜。首先我们为您隆重地介绍今天来到新浪万达之夜的诸位嘉宾：

　　第一位嘉宾是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先生；新浪首席执行官兼总裁，董事曹国伟先生；中国日报荣誉总编辑朱英黄先生；南方周末总编辑向熹先生；北京青年报总编辑张亚斌先生；中国经济周刊总编辑季晓磊先生；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刘东华先生；下面这位很特别，英才杂志社社长宋立新女士；21世纪经济报道总编辑刘洲伟先生生；华夏时报总编辑水皮先。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大连的媒体朋友：大连新商报总编辑马丽女士；大连晚报副总编辑赵镇江先生；大连电视台财经频道总监杨国谊先生。同时出席此次晚会的还有来自CNN、CBC、道琼斯、美联社、法新社、华尔街日报、商业周刊等全国全球各地的媒体人士。除了媒体界的朋友之外，还要热烈欢迎今晚做客新浪万达之夜的学界和企业家朋友们，欢迎各位的光临。

　　在刚才的介绍当中，我们听到来了这么多媒体界老板们，大家可能已经猜到了今晚的主题是什么，接下来我们宣布今晚的新浪万达之夜正式开幕。

　　好的，大家在我们巨大的背景板上已经看到了今天的主题叫做“重振增长的媒体价值与责任”。首先让我们有请东道主王健林先生为今晚致欢迎词，有请。

　　王健林：谢谢，女士们，先生们，新闻界的媒体朋友们，非常感谢大家来到我们第一个饭店万达国际饭店，参加今天新浪之夜。这是万达1992年建设的第一个酒店，现在我们的酒店已经开遍全中国了，差不多开业经营将近30个，从这点已经反映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个活动是应曹国伟先生之命，曹国伟先生说赞助几个钱，搞一个活动。我这个纯粹是出钱的。挣了钱总是要回报社会，这是回报社会一个小小的方面。跟国伟很熟，说今后不断找点事做做，不管是新浪，还是其他媒体朋友，有需要我支持的，尽管开口。再次欢迎大家来到这里参加活动，希望今天的活动能有一个很好的价值，同时能比较开心一点。谢谢大家！

　　主持人：感谢王先生的致辞，有请主办方新浪首席执行官兼总裁，董事曹国伟先生为我们致辞。

　　曹国伟：各位晚上好，王总晚上好。很高兴今天在这样一个气候宜人、风景美丽的大连能够碰到这么多媒体的朋友以及企业界、学界的朋友，首先我代表新浪和我本人欢迎大家光临今天的新浪万达之夜。就像刚才健林兄所说的，晚上的活动是由他赞助的。今天我感受特别不一样，就在8个月以前，我跟健林兄还有东华兄一起去参加了冬季达沃斯，那个星期，那个地方天气特别寒冷，另外给我感受特别深的是整个的气氛非常的沉闷，应该说有点肃杀凄凉的感觉。今天在大连，一起相聚在这里，共同参与夏季达沃斯，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气氛完全不一样，从刚才的掌声和开幕的音乐声当中，听到的更多是希望，这个希望可能是我们经济的复苏，中国的经济在复苏，全球经济可能也在复苏，这是我们在座每一位所期盼的。

　　今天我们在这里可能要谈一个话题，刚才健林兄已经讲了作为企业应该尽到什么样的责任，就是要出钱来支持我们媒体，我们媒体干什么呢？我们媒体可能要承担更大的责任——我们的社会责任，在经济复苏、经济不断起飞的阶段，我们媒体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是我们讨论的话题，但是我也不希望经过两天的长时间开会以后，在座的各位应该已经非常疲倦，非常地劳累，我也不希望今天的话题太过于沉重，所以我希望我们主持人，虽然我们今天谈的是比较严肃的话题，但是我们尽量能够选择一些比较轻快、比较愉快的话题来进行讨论。谢谢大家，我希望大家能够在这里渡过一个愉快的晚上。谢谢！

　　主持人：感谢曹总的致辞，正如刚才曹总所说为了寻求探究媒体在世界经济增长中的价值和责任，接下来进入今晚的围炉夜话环节。

　　接下来要有请我们的特别嘉宾，就是清华大学的李稻葵教授，有请李教授。

　　李教授是教授的身份之外，今天还有另外一个特别的身份，李教授将担任今晚围炉夜话的主持人，相信李教授的智慧将给大家带来一场非常丰富的思想盛宴。

　　参与今晚的围炉夜话的嘉宾是：新浪首席执行官兼总裁，董事曹国伟先生；南方周末总编辑向熹先生；中国经济周刊总编辑季晓磊先生；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刘东华先生；英才杂志社社长宋立新女士；华夏时报总编辑水皮先生；21世纪经济报道总编辑刘洲伟先生。有请各位落座。相信今晚的围炉夜话会非常特别，因为媒体的老板们平时是发问者，他们是去观察你们大家的，今天大家坐在台上，来观察他们，听听他们的讨论，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李稻葵教授，由他来主持今晚的围炉夜话。

　　李稻葵：非常感谢我们美丽的主持人。今天我的感觉非常错位，我觉得这个地方晕，不只是开了一天信息量非常大的会，更是因为在台上，我们完全是角色的错位。我自己平时被媒体包围着，或者经常被媒体提问的，今天让我来提问。各位老总平时是自己来发问的或者是指派自己手下的部下或者部下的部下去发问，今天你们坐在这个地方是被问了，这是不是角色有点错位。但是不管怎么讲，今天这个话题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这么讲呢？金融危机从去年的9月18号开始正式揭开它的序幕，掐指算来几乎快一年了。金融危机发生的过程可以说是各家媒体登台表演，大展它风采的过程，因为整个金融危机的过程是一个穿插着大量的财经新闻、各种各样的社会新闻的过程。所以各家媒体在去年这个过程中，我们各位老总肯定是感想良多，所以今天选这个题目意义非同一般。下面我想就过去这一年我们发展的一些重要的环节，来一个一个拷问各位老总。但是拷问之前，必须要给听不懂中文的来宾解释一下背景。

　　(以英文介绍围炉夜话背景)

　　我们回忆一下，将近一年多前，金融危机几乎是一夜之间爆发了。那个时候我可以讲它是金融界的危机，但是可能是媒体界的“节日”，不能说灾难，在我看来甚至是“狂欢节”，各种财经媒体找到了大量的流量，大量的读者，点击率、收视率都提高了。我想请教咱们的老总们，在这么一个环境下，在危机的时刻，你们怎么平衡社会责任和企业利润。毫无疑问，当危机发生的时候，你们的流量、你们的被关注度都提高了，相应你们各种各样财务指标也应该提高了，取决于各个媒体了，我知道CNN、CBC在座的老总他们是提高了，在危机时刻，你们是怎么样权衡这两个目标：社会责任和企业的财务目标。如果时间再倒回来一年，你们会不会采取不同的方法，先请教一下曹总。

　　曹国伟：看来我们的李总真得不是经营媒体的，所以他问出来的问题不够专业。因为新浪是综合型的门户网站，做网络媒体，但财经是我们重要的组成部分，当然在金融危机来临的时候，我们财经频道的新闻、我们的资讯、我们的很多报道吸引了大量的眼球，这是没有错。的确我们财经点击量上去不少，但是我们受到的影响在广告上非常明显。去年应该来说，是冰火两重天，上半年的时候，前三个季度是我们历史上最好的三个季度，增长最快、广告收入巨大增长的三个季度。但到第四个季度的时候，一下子跌入冰点，这就是拜金融危机所赐，金融危机来到的时候，是两个情况，一个是点击量，特别是跟财经有关的点击量有大幅的上升，另外一方面，也看到了整体的业务，整体的广告业务出现了很大的危机，也碰到了很多挑战，但是我想作为媒体的人经常碰到这样的问题，也就是说经济的周期跟金融的周期是息息相关的，经济好的时候，我们自然会增加，经济比较差的时候，下降的时候，我们也会受到一些负面的影响。

　　第二个问题作为媒体，特别是作为有影响力、有责任感的媒体来说，这个对我们来说有没有金融危机是没有关系的，作为负责任的媒体，有影响力的媒体来说，长期的竞争力、长期的影响力、长期的生命力，就在于它不断地、始终不渝地坚持它的公正性、它的客观性、它的专业性，只有这样的话，它才会有长期的竞争力，才有长期的盈利能力。在座很多老总跟我一样都是做媒体的，特别是很多人都是做财经媒体的人，都会有相同的信念或者感觉，也就是说，只有坚持我们自己的公正、公平、公开、专业的报道，我们长期才有真正的盈利能力。所以我们从来不把我们所说的公正的报道跟我们的收入、盈利能力对立起来看。我的观点认为这是相一致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没有任何矛盾。

　　李稻葵：非常好，同一个问题请教一下刘东华刘总。

　　刘东华(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刚才曹总回答的已经比较经典了。我原来经常非常骄傲的说，我们媒体有一个好处，企业好过的时候需要我们，因为他需要过得更好，我们比较擅长锦上添花，企业不好过的时候，更需要我们，因为他要知道怎么走出困境，好的媒体一定更善于雪中送炭，所以当危机发生的时候，对媒体来讲，的确是一个机会，正像曹总讲的，如果你是财经媒体，如果企业日子都不好过，虽然你给他雪中送炭，送得也不错，但是他没有能力，他感谢你，他感谢你只能用微笑，用掌声，但是不可能像王总用钱，用广告费。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对媒体来讲主要的是要体现自己的责任，就因为企业不好过，即使感谢你，他也提供不了经济上太大的支持，他好在哪儿，好在这个时候那些滥媒体、不太负责任的、也没有能力负责任的媒体，这个时候就不仅仅是日子不好过，很多可能连生存都是问题。日子不好过，不但在企业界，在媒体界也是洗牌的过程，我觉得洗牌很好，承担不了责任，他坑蒙拐骗，说假话，单纯谋取瞬时的利益，包括点击量，这些人死了，这个舆论环境才会更健康。在座的也有些朋友也知道，去年自从金融危机开始，我们一直说，金融危机是大好事，眼前看是坏事，长远来看一定是好事，因为人类的商业模式出了很大的问题，早就该出事了，就一直憋着，那个病灶开始爆发了。我觉得人类关键是怎么用好它，如果用好它，眼前的坏事可以变成长期的大好事。如果你用不好，好了伤疤忘了疼，甚至我们现在没怎么用好它，伤疤没好，疼就忘了，本来跌了跟头应该坐下来想为什么跌跟头，怎么避免跌更大的跟头，现在根本不想，现在赶紧想爬起来继续跑，把更大的隐患留在后面。这也是我们媒体人非常大的责任。当那些掌握权力、掌握责任的人，眼前很大的困难使他只能顾到眼前的时候，我们媒体，我们要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多提醒提醒他们，在你克服眼前困难的时候，不要忘了给未来铺路，不要为了解决今天的难题，给明天埋雷，这是媒体应该承担的重要责任。

　　李稻葵：非常感谢刘总，你这个回答，我的感觉好像是有一点把媒体跟学者的角色结合起来了。把媒体两个字换成学者，我看一样说得通。

　　刘东华：把最好学者的观点推广和放大，是我们媒体重要责任之一。

　　李稻葵：我同意你的观点，待会看看听众有没有不同的说法。刚刚这个问题，我问的不仅开始有点错，而且还太容易一点，我下面会问更难一点。各位老总，平时你们记者拷问我，现在我要好好“报复”一下拷问你。下面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21世纪的刘洲伟刘总，我作为读者，作为学者，在我看来，咱们的媒体，不是在座的，为了追求短期的吸引眼球的注意力，你们会把一个经济现象包括社会现象夸张一点，把观点夸张，我们学者讲一句话，你夸张一点，这样的话更容易获得读者的注意，至于说这个观点对不对，那是另一码事。怎么平衡这个事情，就是短期吸引眼球的注意力经济和媒体的社会责任。

　　刘洲伟：教授你刚才讲英语的时候，是不是又加多了一些。(笑)我觉得世界上有两种媒体，一种是挣钱的，一种是不挣钱的。我的意思不是说它在商业上是不是成功，我的意思是一种它是商业媒体，它一定要靠广告费来支撑它的发展，应该是西方包括中国很多媒体都是这种特征。另外一种是属于非营利组织，比如像英国的BBC和日本的NHK属于类似的模式，当然它也不是我们的官报，同时也是非政府组织，就是这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如果媒体不挣钱，它怎么活，它一定会完蛋的。它一定要想办法取悦读者，不是媒体要夸张，而是读者需要夸张的内容。它一旦存在，就始终存在。我当时在创办《21世纪经济报道》的时候，我们认为可以用两分法，所谓让凯撒的归凯撒，让耶稣的归耶稣，就是达到一种平衡。所有的商业媒体都在寻找平衡，刚才李教授讲的所谓的社会责任与商业本能之间的平衡，但这种平衡是非常难的，就好比是用一句不好听的话，那句不好听的话我就不说了。我的意思是我们可能要多多发展一些非营利的组织来做媒体，现在这种组织形态太少了，在中国媒体人，包括刚才教授您的提问，我注意到第一个提问，您不知道您是在向媒体提问还是向企业提问，这不是您的口误，它跟第一种模式有很大的关系，我希望第二种模式的媒体能够多一些。

　　李稻葵：非常感谢，下面把同一个问题扔给今天唯一一位女总裁，英才的宋立新女士。

　　宋立新：社会变革的时候，就是检验媒体最好的时候。刚才三位都已经讲了他们心目中一个好的媒体的标准。我想这也是他们做媒体的理想。因为曹总说了，今天我们开了一天的会，希望晚上更轻松一点，所以我想用一个禅的故事来说明我认为什么是我们心中好的媒体。这个故事是佛教禅宗上很著名的一段公案，一个小和尚跑去问老和尚，他说大师你能不能告诉我我如何才能够解脱？老和尚看了看说是谁束缚了你？他又不甘心，他问，那么大师你告诉我，我如何能够往生西方净土，老和尚跟他说，是谁弄脏了你？最后他说我再问你一个问题，您能不能告诉我，我如何能够超越生死？老和尚跟他说，是谁把生死给了你？所以我想一个好的媒体在这样一个已经没有盲从的时代，它更重要的是启发人们内心的力量，而不是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他。我们媒体去表达自己见识的时候，应该想一想在顺民意厚民生最本质下面是修民德启民智，这一点也是我们这些年在遵循的一条路，就是说一个好的媒体应该能够发现社会价值观的本质，同时让人们在阅读它的时候，不断地去找到自己内心的力量，而不是媒体的影响力。一个只想建造自己影响力的媒体不是一个好的媒体。所以我很高兴教授能问我这个问题，我们也希望在大变革的时候，我们媒体能够起到启民智修民德的这样功用。谢谢。

　　李稻葵：非常感谢，你是讲了一个非常有哲理的观点。等会我试图用英文总结一下，很有挑战性。不过在总结之前，还是先把在我看来更难的问题丢给下一位嘉宾，下面想问季晓磊总编，我想问一问，接着刚刚刘洲伟刘总的话题，他说成熟的社会有两种媒体，不赚钱的公共媒体和赚钱的商业媒体，在我们国家如果从远处看我们也有，人民日报党报，不能以赚钱为目标，但是我们同时也有一些以自负盈亏、比较商业化的媒体。在我们这个环境下，是不是很难分清楚这两类媒体，是不是我们商业媒体也要承担一部分的所谓不赚钱的公共媒体的责任？

　　季晓磊：正像刚才李教授所说的那样，中国现在的确存在两种媒体，一种是赚钱的媒体，一种是不赚钱的媒体。如果说这两种哪种多，哪种少，我可以说不赚钱的媒体多，赚钱的少。为什么这么说呢？就说报刊吧，中国报纸有二千多种，杂志有九千多种，就是刊物有九千多种，两千加九千就是一万一千家报刊里，非企业的，就是我们说不赚钱的是占绝大多数，不是说这些刊物不想赚钱，是他的现状不能赚钱，还有它的体制决定的。从2009年开始，这个状况可能会得到根本的改变，从今年开始到明年底，经过这么一年多的时间以后，中国只有一种媒体，就是企业，都是赚钱的媒体，这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改制，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的报刊改制。改制的核心内容就是转企，所有的报纸和刊物都要改为企业。大家以前可能知道我们一个报社会分两个部分，它的广告发行是企业，它的采编不是企业，可能是事业。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明年底，我们全国都要做一个工作，就是把所有的报刊，把每一家报刊的整体都改变为企业。从后年初开始，中国只有一类报纸就是赚钱的报纸，就是所有的报纸都是企业，就像在座的各位企业家一样，就像你们手中的企业是一样，都是一个性质。那个时候如果你不赚钱，那就只能是死路一条。

　　最近大家都知道一个新闻，8月28号，新闻说中国第一家中央级媒体倒闭的报纸，叫中华新闻报，倒闭了，这是破产清算。这在中国60年新闻史上是第一次，刊号也没了，吊销了。从现在开始，中国的媒体环境会发生剧烈的变革，会发生根本性的变革。我认为因为报刊改制，因为我们变成了一种身份，会持续引发三种变革。第一种就是在今后中国的媒体、产业，资本的力量会越来越强，如果说我们以前的报刊都有主管单位，都有行政命令的主管单位，今后资本对媒体的主导能力会越来越凸现。这是第一个变化。

　　第二个变化，也许我们的媒体监管的机制也会发生变化，会向着依法监管的轨道去演变。

　　第三个会引起的变化是媒体的兼并和重组会正式拉开序幕。就像刚才刘社长说的很多媒体会死掉，很多会因为这个改制而消亡。中国的媒体会迎来一个大发展的时候。正因为如此，我总结一句，今天的话题，媒体的社会责任的问题，以后所有的报纸都变成企业了，每个报纸都要为自己的生存而操心的时候，尤其在这个时候，媒体的社会责任感将是所有的媒体共同面对的问题。

　　李稻葵：非常感谢。下面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向熹向总，沿着李总的方向发展，今后的媒体都是要自负盈亏了，全世界的媒体它的行为方式我总结有三种方式在约束他们，一种方式是靠政府来约束，如果报道不实，出现违规的报道，政府可能通过法律监管来约束你。第二种是业界媒体界自己组成协会，通过媒体协会，你们行业内部搞认证，自己自我约束。第三种模式是自我约束，曹总我总结你的发言是自我约束，要追求长远影响力，自己约束自己。三种模式，问一下向总，中国特定的社会环境下，哪一个更加合理，哪一个可能会出现？

　　向熹：这三种约束在中国的现实的存在，我认为行业的约束是最弱的。举个例子，中国报纸的发行量，我不知道哪张发行量对外公布是它的真实发行量。中国的政府部门也出手过，行业部门也出手过，有谁真正在这个过程中得到约束呢？行业的约束是最弱的。政府的约束应该说是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内容方面的管理，另外一个是通过行业法规、产业方面的管理，这中间有些东西不可能在论坛上来讲，但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强有力的。中国过去改革开放30年，南方的媒体不只是南方报业集团，以整个中国南方媒体发展历程来看，是什么推动他们的发展，是两个力量，一个是市场的力量，还有一个是新闻本质回归，新闻专业回归之后的理想主义的力量，这两种力量推动中国的媒体成就到今天，为什么这次经济危机刘总说了是自然淘汰的过程，是大浪淘沙的过程，为什么显得惨烈，我们最担心的一点是未来中国的媒体继续发展，它的动力从什么地方来？刚才季总也说了中国媒体都将转成企业，企业是给股东创造价值的机构，如果媒体仅有这个目的的话，那我不知道单纯的一个媒体会向哪里发展。刚才洲伟回答李教授关于媒体表达他自己给出的解决方案，对媒体表达而言，他并不是一个唯一的解决方案，因为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你说得不好，说得不惊人，不可能有效的，公益媒体出来，不可能全部通过平淡无奇的表达来传播一些事实。我插这个话想说如果中国有一部分媒体是公益的，另外一部分媒体是以盈利为目的，这是需要的。另外也不能排除以盈利为目的的媒体里，自身对自己的约束会成为刚才李教授提出的三种约束中间最有效的。自己对自己的约束有商业方面的要求，就是曹总谈到的长远利益和近期利益，公信力是长远利益，不可能为短期利益牺牲公信力。第二，也有一个新闻专业主义的要求，假如说有新闻方面的追求，就不会放弃新闻方面的追求，仅仅为经济利益去考虑问题。说这么多，总结起来一句话，如果三种约束都现实存在的话，我更看重的是通过主观努力能够实际起到约束效果的媒体的自我约束。这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

　　李稻葵：水皮先生，你是最后一个要提问题的，我要提难问题，你自己写专栏，你的报纸华夏时报在写专栏，你的观点也非常有特色，非常鲜明。我就想问你一个难的问题，在媒体业有两种不同的哲学思想，一种思想是客观全面报道事件，让听众，让观众，让读者去判断，启发他们的智慧，启发他们的心智。另一种说我要保护一下，要帮助一下我们的读者，让他们尽快达到一个境界，甚至于有助于整个事件的解决，把社会上发生的很多矛盾，通过你的报道，通过你的评论来化解，你认为这两个不同的哲学，你更倾向于哪个，你的理由是什么，你的观察，你的同行们大部分采取第一个方式还是第二个方式。

　　水皮：我首先要表扬一下稻葵教授，这个问题问得太好，等于是为华夏时报准备的。我们办报宗旨理念就是思想创造价值，用一句话就可以回答你刚才第一个提问，我肯定不是倾向于第一类的，主要是倾向于第二类。大多数同行恐怕是第一类的，因为他们也没有错，传统新闻学告诉你就是客观公正报道事实，传播的主要目的就是这个。但是在互联网时代，在信息充分泛滥的时代，怎么梳理这些资讯，就是体现媒体价值的所在，特别对我们非互联网的传统媒体来讲，在这个时刻是体现我们价值的地方。要体现这样的价值需要相对的专业知识，同时也需要一点勇气。比如说在去年底今年初出年报的时候，我们打出了一个主打报道是“中国不要拿华尔街来吓唬自己”，我们做了一篇这样的报道。这个报道中间还引用了一段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在东华企业领袖年会上一段讲话，这个讲话带有点玩笑性质，实际上讲出很有见地的见解，就是我们没有必要更多围绕华尔街风向转，自己跟自己过不过去。不但在读者中共鸣，也引起温总理共识，总理专门做了批示。现在回过头来看说这样的话好像没什么了不起，当时在那样的情况下，整天在风声鹤唳，基本上西风苦雨环境下，你站出来说一声不要自己吓自己，太阳明天照样会升起，我觉得这就体现了我们的价值。我们在今年做了两件事情，性质都是一样的。先是请了克鲁格曼，就是200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来中国，后面是请了《伟大的博弈》作者戈登来中国，克鲁格曼对危机是有预言的，两次金融危机都沾上边，获得了2008年诺贝尔奖，我们把他请到中国来，既然能够预测到危机，怎么走出危机，这个人的判断对我们来讲是最有价值。我们请了稻葵教授跟他一起做对话，现在回过头来看，他带来的信息非常重要，我是5月10号请他过来的，5月8号在美国刚刚跟奥巴马吃完饭，带过来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是，5月份他做演讲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读者，9月份美国的官方数据会宣布美国结束衰退。这个信息非常重要，事实上8月22号伯南克宣布美国经济跟世界经济处在复苏的边缘，到了9月份财政部长就说，我们的确是应该结束衰退，对于我的读者和我的听众来讲，我们提前整整四个月告诉你来自美国官方，而且也得到所谓独立经济学家所认可的基本判断，这个价值就很大。

　　戈登写了《伟大的博弈》这本书，这本书对中国资本市场启蒙意义非常大，很多领导是人手一本。通过这本书去认识华尔街，我把他请过来，因为他最大价值是写了这本书，他还活着，他只有60来岁，他还很敏锐。他对中国新兴资本市场的建设一定是有发言权，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启发。我们把他请来，对受启发的，收获最大的还不是我们的听众和读者，应该是尚福林尚主席，尚主席一听他来了，先把他揪到自己办公室，说了两三个消息。因为他是来自华尔街，而且他又是一个学者，是近距离在观察，对于以后中国资本市场怎么规避风险，都是很有价值。这就是企业办报宗旨的实践，在这个时代，媒体的生存也的确是一个大问题，按传统的模式，可能很多媒体是活不下去的，在互联网时代，在经营模式上，也有一个转化，当然可能不是今天的话题，我们就不多讲了。

　　李稻葵：水皮先生讲得非常好。我非常好奇，在座其他几位老总，你们在多大程度上是同样的模式，你们同不同意刚刚水皮兄替你们的总结，他们总结说你们是第一种模式，你们是客观报道，不搞观点，你们同不同意？

　　宋立新：本来不想多说，因为在新浪，说一句话都会被放大，我必须要声明一下。刚才所说的，我说一个好的媒体不只是关注见到自己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启民智，让人们在内容里找到自己内心的力量。刚才水皮说的恰恰是这点，通过他自己的内容的传播，他的观点提出，实际上让人们找到自信和信心，超越变革所带来的危机。所以我觉得刚才把这个和客观事实报道和提出自己的独到独立的见解割裂开来，这点首先是对台上所有这些媒体们的不公平。所以我特别强调说客观公正的事实，独立的见解，都会有助于人们去发现自己内心坚定的自信和吸引他的力量。谢谢！

　　曹国伟：用两句话来结束，做个总结。李教授说的问题，他所说的两种新闻观不同的见解，这是一个世纪以前我们新闻观辩论的问题，在新媒体时代，这个辩论应该已经不存在了，也就是说未来的媒体发展，一定是我们的传统媒体，我们精英媒体，一定是以深度报道，以解释为主，不再是以报道事实为主的，将来的报道事实能是谁？是在座的每一个人，如果你们每一个人有新浪微博的话，今天就可以把事实，通过新浪的微博向全世界发布出去，所以不再需要新闻记者在这里记录，在这里写，回去写一下，让总编辑看一下再发。我们精英媒体干嘛，互联网媒体为每一个用户，为每一个在座的事件参与者已经提供了这样的自我平台，去发布他们的事实，所以精英媒体要干吗？主要是为了解释事实，为了把很多的事实做分析，做深入报道，让观众，让受众，让读者更好的理解事实，了解事实，从事实中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信息。实际上我们从网络媒体的角度来说，我们现在做的很大的社会责任感的问题就是现在网上有大量的事实的报道，有大量的各种各样的杂音，有正面的，有负面的，有正确的，有不正确的，还有很多流言蜚语。在一个事实面前，在很多大的事件面前，我们干什么？我们做得很重要一点，就是把不同事实的不同观点，全面展现给大家。让我们的读者，让我们的受众自己去评判，这个事实他去怎么看，我们也不做解释，也不会说今天新浪对这个问题发表评论，在历史上有两件事情，我们做刘翔突然不跑的时候，在历史上可能产生最大影响的评论，让我们的中国的观众能够正确对待这个事情，这是在奥运非常极端的时刻，我们做了一件极端的事。但是我们通常不会做这个事，我们一定让读者的观点，让专家的观点能够非常全面的平和呈现给大家，这是网络媒体要做的。在座的精英媒体可能做的就是发布这样的见解，发布他们的观点，让我们的读者，让我们的受众自己去评论，自己去评价。

　　李稻葵：谢谢曹总。这个观点能够作为共识们，各位有不同的意见吗？这个事情不能搞民主。鼓掌是不行的，刚刚有一位老总没鼓掌，你同意吗？

　　刘洲伟：互联网技术代表民主的技术，将来媒体往公民媒体方向发展，恕我直言，如果希特勒是一个媒体的话，那他在那段时间获得点击率是最高的，接下来的结果，也能够看得到。我举的这个例子可能有点极端了，当多数人的声音盖过少数人的时候，所谓的多数人暴政就发生了，我们一方面要避免让少数人来代表一些东西，另外一方面也要避免少数人的权利受到一些伤害。所以我觉得尽管从商业上来说技术的发展一日千里，我们仍然很难看到它是不是代表光明的未来。

　　李稻葵：还有一点时间，提两个问题。(没有提问)你们都同意老总们的意见。没有问题，我想谢谢大家的参与，谢谢各位老总。谢谢！

　　主持人：感谢各位嘉宾参加今天的围炉夜话，接下来是非常轻松的鸡尾酒会交流，希望大家在美丽海滨城市大连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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