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意愿形成新共识是中日韩三国密切经济合作的前提

　　本报记者 兰晓萌 大连报道

　　 随着金融危机警报开始解除，亚洲发展模式再次成为达沃斯夏季论坛上人们的口头语。

　　 亚洲发展模式的核心内容，其实就是中日韩模式加印度模式。但相对于欧美经济体，具有相同或近似企业文化背景的中日韩之间的合作仍然进展有限。货币互换协议和亚洲共同基金的设立虽然初步强化了区域合作的趋势，但无论在规模还是实际效果方面还差得很远。不和解的合作总是有限的、战术性的合作。飘荡在东北亚三国上空的历史争议和领土争议阴云，遮盖了三国深化战略性合作的阳光。

　　 在达沃斯夏季论坛开幕前11天，日本政坛发生了战后史上最大的一次变革。取得大胜的民主党提出了与美国关系平等、重视对华关系、弱化历史问题等一系列对外主张。这一变数对东北亚有待加强的区域合作意味着什么？就此问题，记者在“东北亚的未来”专场讨论会上，采访了中日韩三国学者。

　　 “三国考虑结成一体化经济的时机已经到来。”韩国首尔大学赵东成博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做出了这样的判断。他认为，中日韩进一步密切经济关系的条件已基本成熟。“比起欧盟40年前成立之初，这三个国家之间有更好的机会和条件去实现联合。三者的文化、哲学、思维方式、意识形态等本身已非常接近。经济危机的降临也是一个重要的机会，这种外来的威胁促使三国寻求合作共对危机。东亚三国一旦结为一体，将会变得更加强大，甚至超过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阎学通教授的态度要相对谨慎一些。他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亚洲不需要一个整体的发展模式，因为每个国家的发展方式不尽相同。但阎学通也承认，亚洲需要区域合作，因为这才是它最缺的东西。“区域合作发展不起来，亚洲国家就无力抵御全球化的经济危机——1998年就经历了一次，这次又败下阵来。”阎学通说。阎学通表示，要建立区域合作，第一步需要达成一个全区域的自由贸易协定，就像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一样。东盟“10+3”里面，中日韩都已经分别和东南亚国家达成了自由贸易协定，可这个框架仍然推动不起来，原因就在于，中日韩三国之间没有自由贸易协定。“如果他们三者之间能达成这样的协定，再加上他们已经跟东盟签订的协定，就很容易发展一个区域性的自由贸易协定，如此就能推动区域合作，并且抵制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日本国家政策研究学院黑川清教授同意中韩学者的观点。“中日韩的关系已经越来越紧密，应该加强合作，在促进亚洲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他对记者说。

　　 尽管在加强区域合作的重要性上没有分歧，但受访的学者同时也承认，经济领域的合作需要政治意愿的支持才能达成。在阎学通看来，历史问题和经济危机并不是关键，日本政府的政治意愿才是决定因素。对这个地区来讲，最大的问题就是在政治上不能合作，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美国跟其中的一些国家有军事同盟，跟另一些国家没有军事同盟。这样就导致这些国家在政治上分成两拨。缺乏政治互信，区域化就无法取得成功。现在，区域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新政府能否改变过去对区域化的政策。如果日本政府不把日美同盟看得重于一切，而选择积极同中国和韩国合作，区域合作就有希望。特别是中日，一旦这两国率先合作，区域化就会启动。

　　 但是，接受采访的几位日本参会者却表示仍需要观望。与记者交谈的日本企业界、医药界高管以及日本国会议员都认为，需要继续观察鸠山政府今后的行动，尤其要看他在明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后能否完全掌握权力。日本自民党参议员川口顺子对中日韩三国建立贸易共同体似乎并不抱太大希望和兴趣。她说，由于历史、民意等种种原因，这个想法短期内难以实现——虽然中日在经济、文化等很多领域的联系已经越来越紧密。更何况，这三个国家在已有的东盟“10+3”平台上也能够发挥作用。

　　 尽管中日韩区域合作前途未卜，但不可否认的是，东北亚目前的经济形势之所以显得相对较好，正是得益于联系越来越紧密的地区经济的发展，得益于邻国中国经济的拉动。中国庞大的潜在市场与内外需空间都不大，但产品相对高端的日本和韩国可以形成互补，在全球贸易疲软的情况下，可以满足区域内的自给自足。显然，正在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一点。“我曾对他们说，‘我们有这么多科技，快去发掘中国市场！’”黑川清语气热烈地对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