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徐立凡

　　今年的达沃斯夏季论坛仍然高朋满座，但阵容不如2007年首届时鼎盛。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爆发两年，时间长得足以让一批经济精英倒下，却还不足以让新的一批经济精英登台。今年论坛召开的时间，正处于一些旧的游戏规则、旧的盈利模式失效，新的游戏规则、新的盈利模式还没有找到的阶段。不破不立，现在的问题是破以后怎么立，全球经济精英都在寻找答案。

　　现在的经济形势提供了一些初步答案。工业化以来的每一次大危机，不是靠科技发明就是靠战争解决。前者的例子是罐头和互联网，后者的例子是两次世界大战。这在这次金融危机前算得上是一个规律。而这次危机的解决办法突破了这个规律，既没有新的科技产业诞生，也没有引发新的大战。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对经济做出悲观判断后，主要经济体都放弃了当时大行其道的市场完全自由主义思维而积极开始政府干预，全球性的危机导致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采取了近乎完全相同的经济政策。全球经济大国经济管理的趋同性和兼容性产生了放大效应，从而迅速遏制了金融体系的崩溃势头，甚至有条件把退出机制提到案头讨论。这是一次突破历史定律的拯救。但是，这是经济“重振增长”的最终答案吗？不那么让人放心。

　　原因有多方面。首先，人们还看不到一个支撑经济强劲反转的产业出现。低碳经济作为一个可选答案，从一开始就被充满算计的政治图谋和自私心态涂改。其次，历史上时间更长的市场经济运作规律表明，政府的过多干预和反周期的刺激性经济政策尽管可以起到重要作用，但从中长期看负面作用可能更大。由于不能指望政府永远发挥大股东的作用，所以人们还得找市场认可的传统股东。但现在，来自民间资本的反映仍然很不积极。中国的民间资本是参与度不够，美国的民间资本则似乎还是愿意在传统投机领域转圈。这直接升高了人们对源自期油、粮食和其他大宗商品交易造成的通胀忧虑。第三，尽管金融体系站住了脚，但是在实体经济方面的乐观消息还不够多。实体经济不景气的最直接反映，就是各主要经济体就业率的疲弱上。即使是人们可以松一口气的金融体系，各国的稳定程度也相差很远，这致使共同应对危机的立场开始分化，今年4月伦敦G20峰会时表现出来的那种抱团取暖的心态已经看不到了。第四，改善国际金融秩序失衡的问题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和推进。比如，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IMF的投票权没有增加，按照现行改革思路，即使增加也很有限。作为危机中被重新认可的全球金融体系的监管者，IMF的这种消极现状不仅难以引入新的资金，也难以引入新的监管理念，反而增加了IMF成为危险的、陈旧的金融规则守望者的可能。

　　人们一边为形势变好而松了口气，一边又惊疑不定是有道理的。

　　这种忧虑同样适于中国经济情况。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多次看到以下风景：在产业结构升级的进程中，还没有看到多少科技含量的升级，已经看到了重复建设水平的升级；一些中字号企业不仅没有在产业升级中起到领头作用，反而出现倒退——利用国家资金的优先占有地位在楼市、股市兴风作浪，加剧了经济结构的失衡；民间资本因为规则的制约无法有效地进入市场，无法接过政府主导投资的接力棒；有的地方政府将扩大内需这一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看做战术手段而不是战略举措，没有寻找扩大内需的行动，反而为增强民众的消费能力设置了路障，重新固化了旧的财政模式；有的部门过多着眼于部门利益而在政策制定上出现摇摆或模糊化倾向。

　　金融危机的见底不代表反转的必然到来。如果政策制定不能坚定，企业的投机牟利行为不能制止，那么经济复苏的势头就有可能减弱甚至中止，特别是在外部经济环境仍然不稳定的时候。今年达沃斯夏季论坛举办前后，中国模式或亚洲模式的提法重新叫响。事实上，亚洲发展模式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经验。这是一个与“北京共识”相类似的、令人兴奋的提法，也确实是中国发展所必须具备和创新的内容。中国发展的经验对于后发国家具有借鉴价值，但是对于全球性的竞争对手来说仍然极不丰富。完善中国模式需要跨越应对危机过程中的种种不足。就目前来看，还有许多结构性的难题等待克服。

　　从这个角度说，在达沃斯论坛坐席的背后，不光是打造大连名片的问题，也是如何打造一张更好的中国名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