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晨 曾临

　　在这一轮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尚未过去的时候，此次夏季达沃斯论坛已经开始关注下一轮危机的可能爆发点了。

　　“以创新满足社会需求” 是此次论坛的五大主题之一。

　　应该说，早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人类已经面临各种显性和隐性的危机。而伴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到来，一时间所有危机均显性化了，均充分展露在人们面前，甚至已经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不少参会代表表示，在金融危机过后，人们还应该关注其他的危机，例如水资源、粮食、空气这些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的议题。金融危机过后，人们其实更应该去思考“人的危机”。

　　“这些议题都是非传统安全威胁，他们是未来人类的‘杀手’，因此需要重视。”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主任Roben Niblett在一个分论坛结束后对CBN表示。

　　“在关注经济发展的同时，要关注社会需要。”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开幕式致辞后，向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表示，“这样达沃斯会办得更好。”

　　水危机

　　世界经济论坛曾为未来的水危机发布过警报。今年1月30日，世界经济论坛在瑞士达沃斯年会上发布报告说，全球正面临“水破产”威胁。报告说，水今后可能比石油还昂贵。

　　实际上，在中东很多国家，水已经比油贵了。中东国家中，零售油价最高的是以色列，98号汽油（品质大约相当于我国97号汽油）均价约合人民币13.5元/升；而当地矿泉水价格约合人民币31元/升，是汽油价格的两倍多。参会代表、以色列工业与贸易部副部长Orit Noked对CBN说，正是因为长期饱受缺水之苦，以色列才发展出若干相关的技术革新。

　　世界经济论坛的前述报告预测，不到20年内，全球水资源短缺将导致大面积农田消失，消失面积相当于美国和印度两国农田面积总和，“人类不能像以往那样使用水资源，否则全球经济将崩溃”，报告还称，人类围绕水资源的“竞争”将更加激烈。

　　“亚洲，包括中国，都面临水污染和缺水的问题。这将带来严重的健康问题。”参会代表、全球水资源合作项目（GWP）资助人卡尔松夫人对CBN说。她特别提到“污水农业”的问题，即用生活甚至工业废水进行灌溉。

　　卡尔松夫人认为，要解决当前和将来的水危机，光新技术和技术进步并不能解决大部分问题。她认为，水危机的“全盘解决方案”还有赖于建立统一的水管理部门，“我们将通过改变我们的用水方式和水管理办法来达到目标。分散的部门管理只会导致对水资源开发和管理的不协调。”

　　数据显示，我国水资源总量达到2.8万亿立方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是水资源大国——平均到13亿人口上，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只有2200立方米，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同时，我国水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分布不均匀：夏多冬少、南多北少、东多西少。此外，环境污染正严重影响中国的水资源供给。

　　除此，众多野心勃勃的国际水务巨头对中国水资源行业正虎视眈眈。全球最大的三家水务公司法国威立雅、苏伊士里昂水务集团、泰晤士水务公司，他们凭借在资本、技术和管理上的优势，打入北京、上海、天津等10多个城市的水务市场。与此同时，西门子、陶氏化学等和水有关的跨国巨头也纷纷“淘水”中国。可以预料，中国可能很快就会爆发一场水资源争夺战。

　　粮食危机

　　今年年初，联合国粮农组织曾发出警告，鉴于国际金融危机和正在显示出来的全球经济衰退，2009至2010年前可能会发生一场粮食危机。

　　参会代表、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惴阁尔对CBN表示，气候变化将对粮食特别是亚洲的水稻造成很大影响。他介绍，该所在未来几年时间里，需要至少2500万美元来研究气候变暖、极端异常天气等对水稻产量的影响。他说，该所正在研究抗旱水稻品系并已开展耐高温水稻的研究工作。

　　他说，全世界有30多亿人口以米为主食，其中大部分分布在亚洲。国际水稻研究所科学家正在开展研究，应对发展中国家人口迅速增长而产生的对全球水稻增产的需求。

　　全球气候变化也给粮食生产带来不小的压力。该所彭少兵研究员早先做的一份研究显示，平均夜间最低温度每升高1摄氏度，水稻产量就下降10%。 今年1月9日美国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称，到2100年，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温度急剧上升的可能性是90%。届时，因谷物种植严重受影响而将导致全球一半人口面临粮食危机。

　　去年，大米、小麦等农产品价格曾创出历史新高，由此导致海地、埃及、孟加拉国等国家发生暴乱，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30多个国家也在呼吁粮食援助。

　　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显示，受饥挨饿的人数在2008年增加了7500万，近10亿人食不果腹。德国媒体调查的数据显示，全世界挨饿的人中有63%生活在印度、刚果、孟加拉国、印尼、埃塞俄比亚。

　　国际稻米研究院院长齐格勒（Zeigler）对CBN表示，如果出现经济紧缩，粮食危机对低收入群体影响会更大。因为他们买食物的钱减少了，经济紧缩有时甚至会促使粮食价格上涨，这时低收入群体更买不起粮食。

　　国际水稻研究所曾经以科技创新解决过局部性粮食危机。上世纪60年代，因为亚洲遭受天灾和其他原因，国际米价曾攀升至战后新高。1966年，该所推出了“IR8”三季稻，从种到收只需120天。它不仅比当时所有的热带水稻品种都高产，而且适应范围很广，被誉为“世界稻”。

　　齐格勒指出，亚洲生产率的增长已逐渐放缓，粮食的价格也在上涨。由于对新技术研发和农业的投资减少，所以造成了农产品供给的减少。

　　“加上水、土地和劳动力的有限，导致了粮食供给面临很大的压力。”齐格勒表示，“在过去20年中，粮食的增长主要来自于填海造田，如果海平面上升，土地就会被淹没。所以必须寻找解决方案。”

　　环境危机

　　在论坛的文件中，对环境危机有如下表述：近百年来，地球气候正经历一次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显著变化，这个变化是由气候波动和人类的各种活动效应共同引起的；近50年的气候变暖，主要是人类使用化石燃料排放的大量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增温效应造成的；气候变化已给全球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带来重要影响，预计未来50~100年全球气候将继续向变暖方向发展，并将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数据显示，我国的煤炭消费量占世界的27%，是全世界少有的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大国。现在，在我国一次性能源生产和消费总量中，煤炭的比重仍高达69%。但是，在各种化石燃料中，煤炭燃烧对温室气体增长的贡献率比石油高29%，比天然气高69%。

　　据参会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杨志教授介绍，我国CO2和SO2的排放总量已远远超过了环境承载能力。如果我们依然走“先污染、后治理”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坚持现行的产品、产业、污染排放控制标准，那么，即使实现了污染源的达标排放，要实现排放总量削减10%的目标依然压力巨大。

　　“如果自然灾害造成的影响是20亿元，也许不是很多，但如果损失越来越大，大家会慢慢重视这个问题。”在“管理全球风险”论坛上，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风险管理及决策过程中心执行董事Michel-Kerjan说。齐格勒则认为，“我们应该把农业放在日常当中，但是农业和环境问题应该联合起来进行讨论。”

　　在应对气候变暖上，欧盟已决定对发展中国家提供150亿欧元的援助，但是这离发展中国家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

　　对此问题，联合国副秘书长沙祖康告诉CBN记者，应对气候变化需要解决的是融资和技术转让，这是解决问题的首要手段。“气候变化主要是工业化造成的，但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必须共同承担责任，这是一个原则。”另一个原则是，发达国家必须在资金和政策上起带头作用。

　　另外，沙祖康表示，像可再生能源、增强能效和植树造林完全可以成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合作的点。

　　社会危机

　　参会代表、牛津大学21世纪项目主任Goldin认为，人类除了需要面对气候变暖所带来的危机外，人口老龄化和帕金森病正普遍发生，很多新的疾病即将到来，其中包括人为造成的疾病。

　　参会代表、Qiagen公司首席执行官Peer M. Schatz表示，人口的平均寿命已从200年前的40岁上升到70岁，在很多国家，人口的出生率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人类正面临着各种潜在的危机。

　　“男性的肌肉越来越少，人们的生育率在下降，虽然这些变化只是在缓慢发生，但是几百年后则将成为巨大的变化。”Schatz说，“上一次流感大流行发生在100年前，而如今我们面临的流感不知道什么时候过去，也不知道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人们需要解决的不再只是温饱问题，越来越多的人正面临着疾病的危险。“如同当更多的国家变得更富有时希望保护自己的文化一样，我们希望能够保护我们的人群。”Michel-Kerjan说，“如果某种保险能使一国人群在危机中得到保障，那么国家应该对此提供额外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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