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伟

　　在欧美等陷入金融危机之时，出口导向型的中国经济顿时面临产能过剩危机，从下游制造业到上游能源、资源、钢铁等行业。然而，中国政府采取了限产保价措施，并实施国家收储计划，保护产能，消化库存。但是，经济刺激创造的需求与价格干预等因素结合，形成了产能重新膨胀。全国人大财经委日前在一份调研报告中披露，有19个行业呈现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

　　在西方国家，产能过剩是经济周期的一个表现，但在中国更主要是由相关管制造成。比如2004年，中国出现的电力、钢铁等短缺，是因为此前政府为防止重复投资而多年停止审批所导致，即所谓的规划跟不上市场变化。一旦为了缓解供应紧张而暂时放开管制，则会刺激一窝蜂的投资，并形成产能过剩现象。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是投资膨胀的主要原因，为了GDP业绩，各地在政策、融资、土地等方面，鼓励投资，钢厂、汽车厂全国遍地开花。

　　因此，产能过剩顽疾如何解决，首先必须解除具有计划经济色彩的审批制度，计划跟不上市场，就不断会有短缺与过剩之间的过山车。其次，需要打击地方主义。在行业产能过剩的背景下，市场经济是不会有新产能投入，但中国市场分割，全国看可能总量过剩，但区域不平衡，地方利益至上就会造成重复投资，加剧产能过剩。

　　应对产能过剩的唯一办法，是通过市场力量淘汰掉那些落后产能，在通胀期间根据虚假泡沫制造的产能必定被随之而来的通缩淘汰。但中国上游行业属于国有经济绝对控制，因此，当全球经济需求和价格下行之时，中国则通过行政指令，保价限产，从而阻止了过剩产能的淘汰。甚至，通过短期的财政投资与银行大肆放贷政策，又刺激新的产能投资。这是折腾的表现，最终更不会改变过剩产能被淘汰的命运。

　　目前，中国采取增量上的限制，即提高审批标准，限制投资，基本还是管制的老路；在存量上，则推进企业重组，并政策性淘汰中小企业。我认为，应对落后产能根本手段应是适当放开审批管制、打击地方主义与适当放开价格，让市场淘汰那些落后企业和产能，即在通缩的环境中放开价格，通过竞争，以生存能力最强的企业去兼并那些亏损倒闭的企业，淘汰陈旧设备，增加技术水平更高的新设备，为未来的竞争做准备。

　　目前行政主导式的企业重组是穷折腾的典型表现，对消除过剩产能基本无益：其一，由于存在地方利益，跨区域重组很难淘汰产能；其次，客观上导致“国进民退”，不利于作为“鲶鱼”的民营企业，比如钢铁行业；其三，增加了管理成本，甚至因利益和文化不同产生矛盾，可能导致企业生产效率更低；其四，大部分重组并非强者通吃，而是弱弱联合，为联合而重组，这与企业效率和淘汰产能有何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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