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夏季达沃斯9月10日-12日在中国大连召开，新浪财经全程直播本次论坛。以下为“为全球增长融资”分论坛上嘉宾发言实录。

　　主持人ENGLE：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参加这次下午的会议，我们对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

　　主持人ENGLE：我是在北京的彭博新闻社的中国记者。我很高兴回到大连，我19年前第一次到大连，当时我在沈阳教英文，坐火车到大连来玩儿。我当时是24岁，刚刚从大学毕业，90年代的时候又回来发现大连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可以说去年是这一年中在中国至少是彭博大量报道的主题，如何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融资。大家记得去年天津的会议正好是全球金融危机的高峰，雷曼兄弟倒台很多公司有大幅度的损失，很多人都觉得世界末日已经到了。我带来一本《时代》周刊，我其实不想再这儿宣传我们的竞争对手了，但是大家从这里可以看到它的比较有典型意义的手势就是把手指交叉起来，在英语里代表“祝我们自己好运”。现在的华尔街目前像一切的坏事儿都没有发生一样，而一年前泡沫无处不在，一年前房产、资产、股市的泡沫无处不在。我们今天是不是老路重走，犯了以前的毛病呢？我们今天谈一下。

　　主持人ENGLE：大家都很了解今天特邀的嘉宾是谁，关于资产泡沫和中国市场上的流动性问题，我之前讨论了很多。在经济刺激计划中有很多的资金注入，今年已经有7.4万亿的银行接待，李扬先生是中国社科院的副院长，您是不是给我们讲讲在资产泡沫方面的问题。在中国目前流动性爆棚，它能够帮助中国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吗？

　　李扬：只讲泡沫问题是非常复杂也比较难讨论的问题。我们注意到全球金融危机在美国就是从资产泡沫开始的。这次4万亿的刺激计划对实体经济产生了影响，但还没有达到具体的目标。我们向市场上投放了很多的贷款，增加了很多的货币供应，对实体经济如果不产生非常强的影响的话，它势必会对资产市场产生影响。我想，所谓资产泡沫的问题是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谈到的。但是，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说，我们面对资产泡沫该怎么办呢？我作为一个研究者看到的文献至少已经讨论了30年了，各国货币当局也反复被提到这样的问题，就是各国货币当局要不要对资产泡沫产生行动，迄今为止答案并不统一。但现在我们通过这次危机，并且经过这些年的探讨，我们可以看到对待资产泡沫问题，直接在市场上进行控制恐怕是没有效果的。重要的是要对于参与资产市场的机构和个人的资产负债表进行一些控制。这也就是这次危机中我们最惨痛的一个教训，就是不要太高的杠杆率，不要让人们借钱进行资产市场中的炒作或者是投资。这方面我们的货币当局以及我们的监管当局已经注意到了，就是要从投资者的资产负债表上来看他的投资行为，而不是直接看他的投资结果。因为就像已故的货币学家费德曼(音)所说的，“我从来没有看到谁用自己的钱比用别人的钱更当心”。他说的是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控制资产泡沫主要是从资产负债表的层面上进行控制。而不是简单地说调控股市和房市。谢谢！

　　主持人ENGLE：那么在我们请国外的专家谈谈之前，能不能请朱云来先生谈一谈，您觉得中国的监管当局现在是不是情况很微妙，一方面他们想刺激增长，但是不能够加息，因为已经没有空间了，因为在股市上已经出现了泡沫，尽管现在跌下来一点，但它一度是和去年11月份的水平相比翻了一倍，而且商品价格和房产价格都在上升，现在中国从任职的角度来讲，认为监管当局应该怎么做？是不是应该控制通胀以及资产价格的上涨？

　　朱云来：就像李扬教授所讲，它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很多人觉得我们思想增长，但是你投资在短期能够把生产活动保持，使得产值能保持，但生产的东西能够不能够带来未来的效益是一个问题。所以说仅仅保持产值而不是有更大力度的结构调整，我们长远的问题不太容易解决的。这个问题甚至会更恶化。这是从投资和经济的速度的角度来讲的。

　　朱云来：从资产的泡沫角度来讲，跟货币发行量是很有关系的。另外中国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讲，它的投资的方式也很有限，在大量的货币发行的背景下，要找到一个能够相当于平衡潜在通胀的压力的投资方式确实也很难。但是我觉得我同意李教授讲的，首先从机构也好、个人也好自己通过借钱来投资的方式可能是需要有更明确的管理的框架的。比如说大家都在买房子，后来我们发现其实中国的人均住房已经平均到每人30平米了，中国有一个新的评价，中国从人均的财富水平是中下等的国家，对这样的一个国家，可能人均30平米的住房，农村略高一点，城市略低一点，也说明到了一个相当的水平了。如果这个房子100万一套，花30万从银行借70万，再涨30%，可以用你的30万去赚一倍的话，这个问题因为有这样的房子升值的预期，这样大家就更会这样来走了。所以这机会是一个恶性循环，可能买房子的人并不需要房子，而真正需要房子的人因为市场的结构不合理，他们需要的小户型反而是没有，这些问题都会在各种层面上助长了资产的泡沫。

　　主持人ENGLE：我是不是可以先讲一句，然后再谈到模式。我想问一下我们需要多少监管，私人部门和商业银行在多大程度上自己掌握有多少借贷？我们怎么样来确保借贷不会使钱进入股市或者是其他的热门的资产类别？

　　朱云来：我个人认为，首先政府应该有更为清晰的系统性的框架，在这个框架内，政府主要是控制宏观的比例关系。在具体的细节和投资的选择判断应该是留给个人和商业机构自己来决定。政府对他们管理的条件是要有足够的风险管理，有一定的补偿机制，如果说你做得不好，你需要破产，破产需要其他的清理程序。

　　主持人ENGLE：李教授有没有补充？

　　李扬：市面上流传了很多的故事，认为中国的资金流到了股市和房市上，我觉得有两个问题需要区别开来。一个是用自己的钱来买房和股票。第二是用银行增加贷款的钱去买房还是买股票。如果是前者，就像刚才朱总说的没有权力去组织他或者是鼓励他，是他的自我选择，如果说他取得的是银行的贷款进入股市和房市是应该严格控制的了。现在我们有一些项目的审核对项目贷款的追踪审查，这些都是有的。市面上有流传对金融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估计，这都是不充分的。我认为用银行贷款进入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的情况还不多。所以从管理的角度来说，危险还不是很大。

　　主持人ENGLE：我觉得中国现在是通缩的环境？

　　PLATA：主要是在我们商品和劳务的领域，资产市场和传统的商品和劳务市场的价格走势的差距确实是一个挑战。我们注意到20年前日本政府就面对了这种挑战。目前美国和欧洲也面临着相同的挑战，中国面对这种挑战也有了十几年的历史。如果很好地解决，目前应当说还没有有效的解决办法。总探讨的路子恐怕还是从监管的层面。至少在中国我们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是分开的，它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它的着力点也不太一样。大概能获得共识的就是通过货币政策来调控我们觉得不适合的现象，效果不明显。我们可以通过加强加强监管来实现同样的目标。现在全球都在讨论宏观审慎监管的问题，大概有了300多个指标，10天之后我还会来连和IMF的官员来讨论指标的问题。我觉得简单地通过货币政策提高利率或者是降低利率现在基本上已经不解决问题了，所以要在审慎监管面做文章。而且各位也可以注意到，过去监管是被置于微观层面的，现在叫做“宏观审慎监管”，把监管问题提高到宏观的层面上，我觉得这是一个切实可行的道路。

　　主持人ENGLE：下面有请KENT先生。您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采取自由市场的政策还是加强监管，大政府还是小政府？是不是应该加强对冲基金和商业票据市场的管理？正是因为没有管理导致了雷曼兄弟公司的倒台，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呢？

　　KENT：我觉得在这方面并不是一刀切的，当你环顾全球在中国发生的各种动向以及在海湾地区发生的情况是一刀切的。但是我们却存在着这样的忧虑，各国领导者在上个周末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也谈到了套利的问题。套利让人们能钻监管的空子。这样套利的空间需要最小化，这样一来就让各方不能够有机会去规避这种监管的要求了。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有点像在30年代的时候美国的情况，FDI推出了这种新政。当时的经济像经历了深重的地震，之后提出了诸多的问题。当时就谈到我们不能例行公事，我们不能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不能够再重蹈覆辙。

　　KENT：再看看现在，现在的情况要比30年代的情况更加地复杂，30年代的时候FDI提出了新政政策，罗斯福提出了新政。在90年之后，在推动医保改革方面并没有更加地容易，奥巴马也面临更多的挑战，对中国、欧洲、美国来说存在着一个共同的平台，一个共同的标准。我认为这个标准必须要得以通过。这将会让我们更加靠近我们的目标。而政府在这方面也是有着坚定的决心的。

　　主持人ENGLE：一年之后我们在雷曼兄弟那里学到了什么呢？我采访中听到这样的话，一年后政策制定者并没有从雷曼的倒台中汲取足够的教训。

　　KENT：我觉得不能太早说，毕竟只过去了一年。如果你看看罗斯福的这种比喻，当时是花了八年的时间才把美国金融体系的基石建立起来。当然这基石在之后的80年后发挥了作用，其中包括美联储和其他的机构。这一次的情况更加地复杂，我希望我们的政府不会受制于这种民粹政治。目前有很多的新闻都是涉及对于高管薪酬的限制，说银行的高管薪酬过高。我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主持人ENGLE：RODRIGUES我们两个之前探讨过这样的问题，特别是关于资本的可得性，信贷市场现在依旧是冰冻着的是吗？

　　RODRIGUES：我觉得存在一些解冻，很显然我们不拥有一个完全开放的信贷市场。有一个银行家刚刚在去年10月份为我们公司融资，我们当时共进晚餐。他提到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他说过去20年身处商界的人有一个前提假设，他们认为公司有一个好的资产负债表就一定赚钱，因为有充沛的流动性。然后他又说，如果你能够让那些有债务的公司走出危机，在提供贷款的时候设定比较合适的重点，就能够帮助申请债务的公司走出困境，这样的一些假设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我觉得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在西欧他们遇到了巨大的、真真切切的压力，他们很难获得增长需要的资金。如果无法获得增长所需要的资金，你甚至很难找到资金来解决你在资产负债表当中的债务，就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公司正向的现金流为公司成长筹资。至少从中期来看很显然增速会放缓。当然这只是我们西欧的观点。当资本稀缺的时候，你会让资本的回报率最大化。十年前人们根本就不会问这些问题，当时人们问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去哪里投资，因此商界的语言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转变。

　　主持人ENGLE：JANAHI你觉得私募基金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JANAHI：我认为股权资金是新模式中的重要解决方案。之前您说的非常有道理。在伊斯兰世界，目前他们关注的并不是这些公司的盈利或者是亏损，作为私募股权公司我们鼓励贷款但并不鼓励私募投资。从短期来看这会对经济产生积极的作用，但从长远来看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因此股权投资是行之有效的，当然这是我们的观点。我们国家、政府以及我们地区的感觉当局都有这样的观点。我们地区大部分的国家是石油比较充裕的国家。我们用私募股权基金为银行贷款和坏帐提供支持，为实体提供帮助。

　　再谈到你刚才的问题，我认为私募基金在未来的五年肯定是步履维艰的。因为信息是非常重要的。上周的G20会议上我们也强调了这一点，会议上作出了一些决定，但在需求方和供给方都没有表现出信心，很难弥合两者之间的差距，除非有人愿意筹资来为这些项目来提供资金。

　　除此之外我们也会看到很多政府的开支会进入实体经济，之前您也谈到了这个问题，我们不希望看到钱进股市，我们更愿意看到的是政府贷款、银行贷款进入实体经济，进入农业。我们认为基础设施是当务之急，但研发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政府是非常重视研发的。在未来能够为发展铺平道路。

　　我们认为私募股权是下一个时代的解决方案。

　　主持人ENGLE：那PLATA部长从哥伦比亚您的角度看怎样呢？哥伦比亚是全球的重点地区，从短期来看解决方案是什么？目前的信贷紧缩限制了出口商扩张的能力。对贸易起到了遏制作用。

　　PLATA：非常感谢。我是唯一的一位在这里不太懂金融的人。我想从贸易的角度来谈一谈这个问题，谈一谈现状。

　　从各个角度来看，我们似乎都在危机中，在出口方面已经触底了，7、8月贸易都在反弹。在危机的前一个阶段，贸易的下降要比1929年的时候更快，因为世界比当时更加相互关联。现在已经开始复苏了，在1929年的时候用了34个月的时间才完成了复苏，但这次的贸易只用了12到14个月的时间就已经完成了复苏。现在已经到了转折点，我认为贸易将会以健康的速度增长。即使不快也可以稳步定增长，每年2%、3%。我们看到贷款也会继续增长，资本的获取不会是一个太大的问题，至少我国不是这样的，但在其他的国家有这样的挑战。此外我们看到了贸易迅猛增长，此外也会带来越来越多的贷款。资产负债表的情况也在改善，这是好事情、好消息。在整个流程中，我们需要我看到多边贸易体系、世界贸易组织起到积极的作用，此外多边融资机制也应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看到多边金融机构确实保持了流动性，确保了收支平衡。这些都是中国的考量因素。再回到世界贸易组织和多边贸易体系，人们担心这方面的讨论是陷于僵持阶段的，G20的讨论也无功而返。

　　PLATA：我还看到一个可能的趋势，目前有很多保护主义的声音甚嚣尘上，在年初的时候有人说购买美国产品、购买哥伦比亚产品，购买玻利维亚产品，购买英国产品的趋势。这样的声音现在是弱了下来，我觉得我们已经迈过了这个坎儿。这种保护主义的政策，在只有一个国家做的时候没有关系，但如果其他国家纷纷效仿，那走出危机会更加地艰难。因为这会限制总的贸易额，当你说购买哥伦比亚产品的时候，其他的国家也会推出同样的政策，这很显然会让其他的贸易体系受到重创。

　　我觉得我们最严重的坎儿已经过了，我们正在复苏，信贷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当然是随着事情的演变公司会有更多的信贷和消费。但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世贸组织还面临着很多的困难。我们需要在今年的多哈回合中要取得突破。至少在2010年要取得突破。最近有消息说14个月的僵局已经打开了，我们应该可以重启谈判。希望多哈回合可以取得成就。

　　主持人ENGLE：那怎么样能够让世界经济再重回到世界的轨道呢？

　　PLATA：很快会有部长级的会议，我们应该积极地借鉴多哈回合的势头。目前我们发现由于多哈回合的进展让很多人失望，因此很多国家就开始去选择双边的贸易，在国家之间达成协议。但是一些国家，尤其是欧盟事实上它提出了很多的条件，而且它把一些谈判的条件又取决于多哈回合的一部分内容讨论结果。这些双边的东西反而让多哈回合取得进展变得更加地困难。

　　主持人ENGLE：我再问一个问题，之后大家自由提问。我们再讲一下股票市场，现在已经过了一年，纽约泛欧交易所在需求方面是不是有排队等着上市的局面呢？

　　KENT：我们感谢我们阿布扎比的朋友讲到在下一个循环中股本融资的重要性。如果我们看一下在上一个周期中资本来源的话，我们考虑是不是在明年有同样的周期和条件，我觉得不大可能。因此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这种举债或者说与银行达成条约来进行接待，或者是通过对冲基金提供资金已经不再合适了。所以说资本的真空必须要让股票市场来填补。我们现在确实也看到市场在复苏。在IPO这块市场中很难说它已经恢复到一两年前晴空万里、一片大好的形势下，但我们也确实看到等待上市的公司在增多。从我们交易所来讲，我们可以和之前的周期进行比较。在上一个周期，新兴市场复苏的比较慢，而发达国家比较快。但到2009年，我们不知道仍然有这样的大归类，就是所谓的新兴市场。但是在我们现在的上市中很多是来自中国和巴西的。这是金砖四国中的两个国家。这两个国家的经济表现得非常好，尽管其他的经济体还在疗伤，这两个基础体已经蓬勃发展了。恐怕我们预期这种情况会更多地出现，这将成为我们整个复苏、整个疗伤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特点。我们预期，有很多的资金确实是需要很多的增长。

　　主持人ENGLE：中金公司一直是在16个月中来负责了中国国家建设公司的上市，那么中国股票在美国上市也是你们来做的，我想请问您，您认为在中国股市给中国提供资金方面做得怎么样？

　　朱云来：我们确实需要股市为发展提供资金。长期以来确实是如此，比如说中国海外建设，今年上市确实融资规模是非常大的，是过去来讲规模最大的上市。我们过去的四五年中也做了很多的大交易。我认为我们还是有一些非常强有力的基本面的增长因素的。至少在中国是这样的，因为中国还是处于发展的早期有很多的社会需要以及经济机会。但是这是花时间的工作。要花相当长的时间，能够掌握怎么样更好地管理资产，才能够保证获得长期的回报，使投资真正有意义。

　　朱云来：现在，就像刚才其他的嘉宾所讲到的那样，如果是钱多得让大家只是想把它投出去，就没有竞争了。如果忘记了这些规则就很容易陷入产能过剩这种怪圈，而忽视了基本投资的原则。回答你的问题，答案是肯定的。我认为对长期的增长来讲股本融资是必需的，只是我们需要更多的市场纪律。

　　主持人ENGLE：现在资本这么短缺，我们目标的投资回报率应该是多少？

　　RODRIGUES：确实这是各个公司必须要面临的，也是董事会讨论的主要的决定。因为它会影响到公司运营的做法。我在听我们讨论的时候觉得有一点很有意思。在亚洲经济很均衡，现在不管是从政府还是从一些银行或者是从一些税收的角度来讲都是困难重重。如果在税收方面加税的话，他很难平衡各个方面不同的目标，所以来到大连是挺愉快的，好像情况没有那么艰难。

　　中国大家长期把它叫做“发展中市场”。但我们现在发现，它在增长方面是一个加速器。

　　主持人ENGLE：从短期的消费信贷入手就是你强调的东西，你觉得它是不是可以升级，在数量上可以提高的？

　　RODRIGUES：我觉得我们有点像雅芳，只不过我们不是卖唇膏的而是给妇女提供小额贷款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模式。这有点像孟加拉的小额贷款银行一样，补充了主流银行的空白。因为现在这个市场出了问题，主流银行会退出，这时候让小额银行进入是一个非常好的做法。我觉得好像大家觉得在这种市场上钱贷不出去。我觉得大家需要钱的地方多着呢，就是看谁有火眼金睛可以看出来的。

　　主持人ENGLE：我知道你们正在筹建服装城，你们觉得贷款困难不困难？

　　JANAHI：我们贷款的时候股本融资是80%是股权，20%是债务。我们要找到一些成熟的投资者，并且要让他们来亲自地考察这些项目。我们现在是面临一些困难但还不是很严重。比如说4个月前我们筹了1.2亿美元支持我们的项目。这确实是艰难了一点，以前用一个月可以筹到，现在有比较困难。这是我们对市场的看法。

　　主持人ENGLE：你现在的风险偏好怎么样？你讲到IPO，或者是有没有想到收购一些？我想你们主要的业务是不是股票承销？你们现在的风险偏好怎么样？会不会考虑进入IPO市场？

　　朱云来：我们主要是做专业的金融中介。我们主要是要懂市场、懂客户。所以我们做得只是专业的金融工程服务。

　　主持人ENGLE：请前排的先生提问。

　　Q：我第一个问题要问阿布扎比的JANAHI先生，你们公司的投资方向是什么样的。第二个问现在美国政府是债务重重，你们认为美元的表现以及在接下来的四年中，美元和美国国库券的表现如何？第一个问题是到底那个领域是你们在全球市场上投资的目的领域？

　　JANAHI：目前我们在全球市场上投的公司，先谈一谈刚才的问题，目前我们在研究不同的经济体，在我们地区的国家，政府鼓励私募公司能够在西半球投资。我们在卡塔尔已经有一个投资项目了。另外，在美国也有很多的收购项目。确实，美元的估值是一个问题另外还有流动性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全球经济应该浑然一体。谈到我们的投资目的地，我们关注美国、关注亚洲，亚洲是我们非常感兴趣的一个投资地区，监管非常重要，特别是我们进入到这个市场后，特别是中国和周边地区，我们要确保有很好的法规和很好的监管制度到位，因此我们是纵观全球来进行投资的。

　　Q：大家好我来自和讯网，我想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问给李扬教授，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的风险正在消除，中国经济正处在复苏的途中，请您预计一下，随着经济复苏的步伐第四季度中国宽松的货币政策会不会改变？比如说有没有加息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的预期。第二个问题我想问给朱云来先生，在您的工作过程中，民营企业是不是正在逐步地走出困难的时期。在此过程中是不是存在大家现在热议的“国进民退”的现象？

　　李扬：首先涉及到形势的判断问题。我想多数人是同意危机的下滑趋势是止住了。但是对于它是否从此就走向了复苏之路意见是不相同的。我本人持这样的看法，下滑的趋势是止住了，但可能在比较低的水平上延续一段时间。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能够刺激、引导我们包括中国经济在内的全球经济成长的新因素，现在全球都在探讨。如果说是这样的判断，对于宏观政策的态势也就有了答案。因为政策是应形势变化而变化的。我们想G20会议之前，全球包括中国很多的媒体都在预测，认为这次应当讨论宏观政策的转变问题。结果大家都知道了，会上大家都宣布刺激性的宏观政策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要继续维持，我想在相当程度上是基于对形势的判断。如果是这样的话，下半年对货币政策大规模的调整可能性就不大了。

　　当然我这里想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微调是肯定会有的。而且微调过去就已经发生了。我刚刚在会议之前有很多的记者采访我关于利率的问题，我说大家不妨观测一下中国货币政策的操作。前八个月我们的利率没有变化。但大家所关注的利率指的只是官方确定的存款利率的上限和贷款利率的下限。但在中国市场上发挥利率作用的利率很多。比如说我们有回购利率等等。这些的利率变化是很大的。在官方的利率没有发生变化的时候，这些利率在下走。另外就看官方利率，我们现在对官方利率给了一个所谓的基准但同时给了一个围绕基准可以波动的范围，于是要观察中国利率的走势还要看在这个范围内商业银行怎么现在。我们看到1到8月份，先是选择向下浮，现在少了一些。但是所关注的利率指标不发挥变化，其他的利率也会发生变化。基于这样的操作格局，我认为下半年没有特别重大的事情就不会有特别大的变化。谢谢。

　　朱云来：第一我很同意李教授对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现在虽然说世界快速下滑的风险已经逐渐地消失了，但对于经济的恢复现在停止了快速下滑的风险，但经济实际上不要忘了，现代经济时代的操作水平和运作水平是跟它过去的峰值时期或者是危机之前的峰值比较起来低了一个相当的水平。这个水平恐怕要持续相当的一段时间。而且现在全世界都有过剩的问题，如何进行调整这需要相当一段时间的市场的寻找才能找到这样的平衡点。

　　朱云来：这位女士提到的民企的问题，它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第一个阶段也是这样的，至少是迅速地变化这样的风险减小了，未来长远发展的问题 ，本来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的生态环境。在中国的情况下大型的国企和民企也应该是互补的状况。大型的国企的发展也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当然这里面有不平衡的问题，应该说首先它发展大不是坏事，这也是代表国家经济成长的很重要的部分，也就是代表国企改革提高效率的部分。但随着我们快速增长的过程，民企的成份包括大量在国企里工作的职工，还有从国家的股东的角度，企业发展大了是不是要把过剩的资本回馈给国家，是不是应该提高员工的薪酬水平？可能企业每年增长25%-30%以上，但企业职工的薪酬可能只是10%左右的增长，按理说大家应该是比较一致地增长。“国进民退”不一定对，但是客观发展的现象。从长远来看，我们应该认识到民企是很重要的社会经济的一部分。而且它也是有很多很积极的部分。民企的创造力，工作的努力的程度也是很难能可贵的。我们从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角度来讲，可能会有一些行业政策的系统的审查、制定、调整，税收的问题、薪酬的问题等等，还有一些行业的不合理的垄断，还也一些不合理的壁垒，新市场分割的问题，各地区的市场的分割，有一些行业的垄断事实上还是有一些垄断因素在里面的。这些因素应该有一些系统的讨论，这样我相信中国的经济还会有更好的发展，民企有广阔的天地，同时国企也还是有一些非常重要的骨干性的企业甚至是基础性的企业，国企也给国家经济带来了很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这也是不能忽视的。

　　Q：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李扬先生，大连在前不久明确提出了建设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和物流中心之外，还要建设区域性的金融中心。我知道李扬先生是我国金融界的权威专家之一，能否请您解释一下大连提出这样一个目标，以其外资银行的密集程度，与沈阳和天津相比是否有比较优势？

　　李扬：一句老话说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我对大连和沈阳的比较没有调查就很难作出评论。当然，这些年来我对我们国家很多的城市提出建设金融中心的要求做过一些研究，我只能说在这些研究过程中的一般性的看法，我很难对大连的事情作出非常针对性的评论。我想在网络经济时代，金融中心恐怕并不完全依赖于物理的条件。另外，在这样一个网络经济的情况下，金融中心恐怕不只是一个。尤其对于中国这种国家来说，它分成非常明显的、有区别的几个部分。对每个部分来说有一个相对集中的融资的中心也是非常必要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中国会有若干个金融中心的存在。但这种金融中心恐怕不是完全的排他，像过去的上海是完全垄断金融的发展，其他地方不能进行发展，这种情况恐怕是不存在的。但每一个城市都会发展自己有特色的金融。我注意到2005年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评出全球最有活力的十个金融中心，这十个里面有七个是新的。包括好像是法国旁边有一个小岛，它也是一个金融中心，包括像悉尼，我们知道这个城市其实不是很大，过去金融并不突出，现在也是了。所以世界上发展的新的模式，我觉得也可以昭示中国，只要创造出特色来就可以在我们的定义上是金融中心。如果大连和航运、物流相结合，提供很专业的物流服务，从而吸引中国乃至全球的航运业和物流业到这儿来就成了具有大连特色的金融中心。谢谢！

　　主持人ENGLE：非常感谢我在沈阳生活过，沈阳是一个很好的城市，大连也是一个很好的城市。最后我想请每位嘉宾都有机会来说两句。请大家把你们的发言限制在一分钟以内，一年之后何去何从

　　PLATA：希望我们可以谈多哈回合如何结束。

　　RODRIGUES：我们会认识到衰退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仍然在欧美持续的。

　　今年是L型的，我想人们都在谈到底是L型的复苏还是W型的复苏，有人说如果是要画一个平方根的富豪大概是最准确的，因为确实平方根符号倒过来挺像的。在增长的过程中不会一帆风顺的，在世界各地增长的规律和模式都不太一样。我觉得这不是坏事，但是在讨论新的范式和常规，我想在银行界大家回到了以前的做法，我欠的钱是不是可以还？

　　JANAHI：我想明年我们会比较平的，不会像今年是下滑的，否则对长期的经济来讲还是会有负面的影响的，我认为我们明年在达沃斯会探讨全球融资，同时我们也会更多地探讨在实体经济中投资。

　　朱云来：我从来没有想预测，因为觉得预测是不可能的。

　　主持人ENGLE：那你就猜测吧。

　　朱云来：我觉得经济仍然在调整，但明年会有更多潜在的机会。恐怕我们明年也会应对一些通胀的挑战。我觉得这是一个实际的通胀问题。

　　KENT：我觉得我们应该谈还债的问题了，随着经济刺激计划的结束，帮助我们这两年能够存活下去的做法要结束，我们应该再探讨在一些重要的经济中怎么样还债。

　　主持人ENGLE：我们恐怕给明年找一个主题，您觉得主题是什么？

　　KENT：我觉得是可视性。也就是说政府在讲金融改革的时候，讲是不是会有共同平台的问题，我们是不是会在金融改革中更加强调可视性。

　　主持人ENGLE：李教授你来谈一谈。

　　李扬：现在刺激政策有序地退出，以及宏观审慎监管恐怕会是明年的主题。谢谢！

　　主持人ENGLE：多谢各位嘉宾，感谢各位的评论，感谢各位听众，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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