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报记者 鄢建彪

　　一幢80年代修建的3层半楼房，经久岁月，建筑已呈土灰色，外表镶嵌的瓷砖也都斑驳。出狱以后的戴国芳，大多数时间是和家人居住在这里—常州市武进区东安镇渎南村的家中。

　　与5年前落难时相比，此时的戴国芳显得悠闲而又漂浮不定，昔日的“钢铁梦”早已覆灭，如今他能做的，仅仅是希望政府在对铁本清算时，能考虑到他的利益。

　　据常州武进区人民法院公告显示，由于债务人三友轧辊厂、常州鹰联钢铁有限公司、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下称铁本)已资不抵债，符合法律规定的破产条件，现裁定上述公司破产，并依法成立破产清算小组处理清算工作。

　　至此，历经5年跌荡、曾被称为2004年宏观调控标志性事件的铁本案，终于要划上句号。

　　对于5年的牢狱生活、未来如何安排等问题，戴国芳均以沉默或者“再说吧”回复时代周报记者，一旁的戴妻有些愤懑地补充：“过去的事情就不要谈了，我们要看未来。”

　　对于戴国芳来说，铁本的清算结果仍将深刻的影响其命运。闲呆在家中的他，仍然牵挂着铁本的清算结果。如果他能得到相应的权益，未来或许还有再起的机遇；假若清算最终和他无关，戴无疑再次掉入沟壑。戴告诉记者，在结论未定之前，不会发表看法。

　　“我现在应该平静”，当时代周报记者问及铁本清算事宜时，戴国芳有些刻意轻松地说。

　　老铁本的关键人物

　　要理清铁本的整个清算过程，有一个人是绕不过去的。

　　2004年4月初，中央九部委组成专项检查组对铁本进行全面检查，19日，戴国芳等人因“涉嫌偷税漏税，且数目可能巨大”被拘捕。由此，东安镇另一个从事钢铁行业的人士，开启了接下来的铁本时代。

　　按照东安镇安北大队村民的叙述，如今铁本老厂的负责人刘建刚出生在渎南村的隔壁村，家境和戴也颇为相似，早年生活穷困，辍学后，却不断进取，2002年，刘也有了自己的钢铁厂——鑫瑞特钢。

　　刘和戴早年就相识，且多有来往。2004年铁本遭遇清查后，两者的命运轨迹从此交叉在一起。

　　彼时鑫瑞特钢年产约40万吨，而铁本老厂年产已达150万吨。按照刘建刚对时代周报记者的说法，当时铁本被查后，正处于敏感时期，且很有风险，当时无一人敢接手，相关政府部门领导亦多次登门造访鑫瑞，几经考量，鑫瑞最终“迎难而上”。“我想我是在帮政府的忙，几千人的钢铁厂，倒闭了是会引起动荡的”。

　　但刘建刚的这一做法，在长时间内被视为落井下石，且有侵吞铁本资产的嫌疑。即便是东安镇的普通老百姓，都以“蚌埠相争，渔翁得利”来形容两者的角色变化。“刘建刚无疑是个获利者，因为经营铁本，刘建刚已迈上了一个台阶”，原东安镇一政府部门负责人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按照当初政府部门的安置办法，鑫瑞2004年中旬入驻铁本老厂，年租金仅为10万元。鑫瑞和铁本两者的租赁“纠纷”更多是因当地政府处置“不当”而起，其实，正处于清算关键的老铁本，如何顺利“交接”、如何权衡好戴国芳的利益，才是老铁本总经理刘建刚亟待面对的问题。

　　刘建刚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戴出狱后，刘曾主动和戴见过几次面，但都是在有关部门人士的陪同下，“还是应该走正常的程序，不是我和戴国芳应该怎么沟通，而是戴怎样和相关部门沟通，我只不过是个中间人。”刘强调说。

　　据最新的消息显示，目前清算小组和鑫瑞在老铁本的财务数据的核对已完成，鑫瑞只需等待最后老铁本挂牌拍卖，完成交接。“我肯定会按照法律流程办事，现在外界对我的传言都是污蔑，时间将会证明一切。”

　　刘建刚，四十出头，中等身材，说话间透露出性格强悍的一面。他不断强调，时代周报记者为数百家约访约访媒体中唯一见面的记者。在其豪华的办公室座位的背后，雕刻有几行字，“一个人的暂时成功靠的是聪明才智，而一生的成功靠的是做人”。

　　对错仍存争议

　　因铁本事件而起的讨论，曾持续多时，一个几乎被公认的观点是，铁本是为2004年国家宏观调控祭旗，在某种程度上，对铁本事件的处理，暗示着国家为抑制国内钢铁行业乱象而做的“杀鸡儆猴”的惩治。

　　为此付出5年牢狱之灾的戴国芳，面对记者就此提出的问题，多选择沉默，他一再表示，目前还不宜作出评价，“等结论出来后，我会主动和大家联系，不会很久。”

　　今年4月17日，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铁本及戴国芳等8名被告人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案，进行了一审宣判。判处戴国芳、张锡清有期徒刑5年，另有6人获刑事。至此，毫无悬念的“铁本案”终于收场。

　　不过，围绕着判决本身的质疑仍旧存在。事实上，这也关系到以后出现类似案件将如何判定的问题。

　　5年前，中央九部委对铁本调查后，定性为“一起典型的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严重失职违规、企业涉嫌违法犯罪的重大案件”。而后，新华社亦下发了关于调查组认定的铁本所涉及的五大问题：地方政府越权分22次将项目化整为零分拆审批、违规征地、铁本提供虚假财务报表骗取银行贷款、铁本违反国家固定资产审贷和现金管理规定，以及大量偷漏税。

　　而现在，戴国芳却以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案而获罪，这一结论虽在案发后被外界所猜到，但却引发了关于以后国家应该在多大程度重参与市场调控，以及对被调控对象身份的选择上的讨论。

　　“戴国芳出事后，据我所知，没有一个官员是因为受贿贪污、官商勾结的问题落马。戴出事前我和他见过几次面，他这个人说话很直，不懂讨好领导。”曾担任湟里镇主要领导的一位人士告诉记者。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贯穿在“铁本事件”中，公众往往以“法不责众”来看待戴国芳的不公待遇。导致戴国芳锒铛入狱的新铁本项目无疑存在诸多违规之处，（比如非法征地、政府越权审批、以及银行授信的不规范等），但恰恰在地方政府推动下，此种快马加鞭的上马大项目在国内已成为常态。不幸的是，铁本被区别对待，因此，戴国芳也成为了“法罪错位”的又一“试水者”。

　　戴国芳的未来

　　原有的铁本有两处资产，一是东安老厂，另一是位于常州市以北长江边的铁本新厂。老厂现仍由鑫瑞经营（江苏沙钢2007年收购鑫瑞特钢后，实为沙钢经营），新厂则已破败不堪，最有价值的一块资产是6541亩土地。

　　据上述原湟里镇领导认为，由于新厂没有拿到土地使用证即被叫停，按照通常做法，这6541亩土地被认定为铁本资产的可能性比较小，且当初购入土地却有非法占用耕地之嫌，因此，铁本资产可能只剩老厂了。

　　老厂占地约800余亩，钢铁产能约130万吨，分析人士认为总资产可值10亿元。而刘建刚则认为，“老厂很多设备都已废旧，连前苏联的设备都有，都基本淘汰了，而且污染严重，如果买下来，光改造费就得数亿元，” 刘建刚强调说，“至少我不会买”。

　　毫无疑问，对于戴国芳来说，最有可能的资产也许就是老厂拍卖后，政府授予他的权益，据接近铁本决策人士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目前各级政府已基本达成共识，老厂拍卖了，除了返还部门债权人的债务、银行欠款以外，将留有部分资产留给戴国芳。

　　据刘建刚透露，自戴国芳入狱以后，戴的3个子女所花费用均是他负责，“每次都有戴国芳的老婆签字，可以查证”，并且为他们配备2部小车，而戴国芳本人亦能每月领到2.5万的工资。这和外界所称的“自戴被拘押，子女和家人都落难”的描述并不一致。

　　记者离开时戴一路相送，问及为何还居住于此，戴颇为感叹的说，“那是80年代建的，院子里的矮平房是最开始的工厂，以前都忙于事业，没顾及到房产的事。”戴回避了记者关于其未来打算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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