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设计的“马歇尔计划”让西欧国家从二战后的废墟中获得新生；它曾经准确预测新中国将跨过鸭绿江支援朝鲜；它们设计的产业计划让日本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他们就是以客观独立的政策分析影响世界的智库。为何这些民间机构拥有超人的研究能力？为什么他们能够深度影响政府的政治决策？他们对于中国智库的发展又有哪些镜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王湘穗，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刘江永，为您解码美日超级智库。

　　主持人：欢迎来到《22度观察》，7月初，首届全球智库峰会在北京召开，在参会者的名单上，我们看到了一串闪亮的名字： 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欧盟前主席普罗迪，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等等。如此高的规格，如此高调的亮相，第一次把“智库”这个概念如此真切地推到了普通大众面前。智库到底是什么，它是如何运作的？在西方发达国家如何影响政府的决策？它究竟又拥有多大的能量？

　　今天我们就请到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王湘穗教授，和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刘江永教授，跟我们共同探讨一起解码美日超级智库。欢迎两位。

　　两位都是跟智库有过密切接触的人，王教授前一段时间才到美国造访了各大智库，刘教授当年在早稻田大学也跟日本有过密切的接触，包括后来一直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两位能不能给大家讲讲你们看到的，了解到的智库到底有多大的能量？

　　王湘穗：也可以说美国政治决策的决定权是由智库来决定的。在中国特别有名的是兰德公司，因为兰德公司有一件非常著名的事跟中国有关系，就是朝鲜战争。美国在战争爆发之后，对于中国究竟会不会出兵实际上是有很大争议的，绝大多数美国政府官员认为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而兰德公司做了分析，认为中国会出兵。当时有著名的七个字——“中国将出兵朝鲜”，据说要把这个报告卖给政府，但是美国政府嫌太贵不要买。但是这件事情使美国政府吃了大亏，他们也感到智库的重要性。在整个冷战期间，兰德公司提出了关于冷战的基本思想，比如说它最早提出人造宇宙飞船的这个概念，而互联网最初的概念也出自兰德公司。

　　主持人：日本相关情况怎么样？

　　刘江永：日本比较出名的就是野村综合研究所，还有综合开发机构。

　　主持人：它们取得过什么样的成就？

　　刘江永：比如说在八十年代初期，那个时候日本曾经提出综合安全保障战略， 由大平正芳首相组织一些班子研究这些问题，另外野村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部门，提出了有关未来国际形势发展和日本的对策。

　　在这个基础上日本制定了运用外交，还有军事、科技、经济等综合力量来维护日本国家安全的战略，不能只靠军事。它特别强调外交要依靠日美同盟，另外要搞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这个思想到今天还是很有影响的。八十年代个日本跟美国的对外贸易战打得比较厉害，日本经济遇到何去何从的转型问题，这时一个姓前川的人提出来一个前川报告，被当时日本政府所采纳，就是强调日本不能只是外向型出口导向，还要同时注意扩大内需；日本不能只是贸易立国，还要科技立国等等。

　　王湘穗：有一点需要重视，就是智库不单在影响世界，影响趋势，它有时还会影响一个国家整个人民的认识和精神状态。比如说兰德公司在美国国内特别出名的就是它提出了一种理性主义。当时美国跟苏联对抗的时候，美国军方经常进入歇斯底里的状态，觉得明天苏联就会向我们进行核攻击，我们也向他们进行核攻击；推算我们可以把苏联人摧毁多少遍，苏联人可以把我们怎么样，等等。这时候兰德公司提出，我们应该理性讨论一些问题，把一种理性主义的精神贯彻到美国人的精神状态中去，这样就使冷战虽然进行了很长时间，但是并没有失控。

　　所以我觉得对于整个人类精神状态的影响也是智库发挥作用重要的方面。

　　【短片二】

　　智库的称呼，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听起来并不熟悉。但是它的一系列主张，已经深深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中美关系中，一系列的重要内容，都可以寻到智库的影子。2008年实力排名全美第一的布鲁金斯学会，就网罗了美国一半的“中国通”，它提出的中美合作反恐，将apec中美峰会升格，就被布什所采纳；而兰德公司早在1971年就提出了“一个中国，但不是现在”的主张，也迅速为尼克松政府接纳，写进了《中美联合公报》。从智库到媒体，再到国会，再到政府，最终政策实施，被看作是一个完整的美国式决策链条。有鉴于此，诸多专家呼吁，我们的对美政策，一定要注意影响这个“影子内阁”。

　　美国的智库对于政府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呢？在我们今天的嘉宾看来，首要一点就在于智库和政府之间的人才互动。智库是美国政府人才的储备库，最为典型的是80年代，从1981年到1988年，大约200名保守派智库成员在里根政府任职或者充当顾问；而政府的高官卸任之后，也选择在智库栖身，以图东山再起。

　　主持人：通过刚才那个片子我们也看得到，智库对于美国来说人才是第一位重要的问题，两位老师了解到美国智库到底人才的规格有多高，人才的状况是什么样子呢？

　　王湘穗：我可以讲一个小故事，在霍普金斯大学战略研究所做访问的时候，接待我的是学院前任院长沃尔福威茨，他当了美国的副国务卿。老先生告诉我，在里根总统时期他就做过这个职务，在美国智库中经常遇到一些人曾经在政府中间任过职。所以我觉得他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既有学者的角度，也有作为执政者的角度，这一点对于一个学者完成研究来讲是极其有好处的。

　　主持人：正如王老师所说，我们也看到这样一些数据，在这个表格上可以看到很多显赫的名字和同样显赫的职位，比如说美国新任财长盖特纳，在总统奥巴马上台之后成为全世界经济界最关心的人物，他曾经就是美国外交学会的一名智库；还有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同样还包括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琼斯，他曾经是美国大西洋理事会的主席，这些同样显赫的人和显赫的职位都跟智库有联系。但是我们关心的问题是，这些优秀的人才怎么会集合在智库里面，是否智库里面就包含美国最优秀的人？

　　王湘穗：我去访问过外交学会，对此印象很深。他们在智库人员遴选的过程中间就非常注意，首先是选拔很好的人到这里面进行锻炼，然后在这个智库过程中间又接触大量的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宏观的问题，参与这些国内决策，使他们的素质得到很好的提高，因此他们进入政府部门的时候并没有觉得是一条鸿沟，而可能就是一扇旋转门而已。

　　刘江永：所谓的旋转门，就是说在一个时期他做美国的高官，甚至做它的领导人，在另一个时期他可能摇身一变又成为一个学者教授，或者一个CEO，过了十年八年他又回来了，这叫旋转门。

　　【短片三】

　　美国的旋转门制度，无疑值得我们借鉴。刚刚成立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被称作是中国的超级智库，是目前中国最高级别的智库。理事长为原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同时汇集了诸多的卸任高官。这一点，也是人们对于这一智库充满期待的原因之一。但是在我们今天的嘉宾看来，中国目前的“旋转门制度”还没有形成，这也是中国智库未来发挥作用的一大挑战。

　　刘江永：我认为中国目前存在的问题是，我们还做不到旋转门，可能叫做是半旋转门。这些高官他们退休下来之后，应该给他一个发挥余热的地方，不是简单到一个部门去挂名，去给那个部门抬点色，而是真正地做研究，能发挥出来余热的一个平台，所以我觉得目前我们国内成立这个机制是非常好的。

　　主持人：我们是里面的人可以转出来，但是学界的人很难转进去，原因是在这里么？

　　刘江永：应该是有这个问题，比如说在制度上，在我们国家的研究机构他是国家公务员，要通过考试，有从科员到副科长到局长这样一个体系。如果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谁来聘用你，你是属于哪个层级，是不是教授相当于处长，等等有一系列问题。

　　王湘穗：这就说明让学者在智库发挥作用，一定要废除官本位制，不要拿学者行政化的方式来办学校，更不能往行政化的方式去办智库。如果用这种方式办智库，那么做出来的，首先是没有独立立场，又没有天下情怀，更多地就变成按照政府的一些决策去进行研究，去论证，去阐释，而不能够提出真正的影响国家未来，或者民族未来的一些大政方针的思想。

　　主持人：王教授刚才给我们提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智库学者独立性的问题。其实人才固然重要，但是人才背后更重要的是经费问题，因为有多少钱决定于能找到什么样的人才，也决定于是不是拥有真正的独立性，我们下一面来看一段小片，看看经费对于智库是什么样的作用。

　　【短片四】

　　2.51亿美元，这就是总人数仅1600人左右的兰德公司在2008年度的预算总额，与国内一所重点大学相当。实际上，经费的充足，被看作是美国智库能够保持独立性的一大保障。而独立性又被看作是智库最重要的品质。

　　但是，在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看来，没有钱是不行的，但是只为钱，也是万万不行的。对于金钱的追求，已经侵扰到了一些国外智库的独立性。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刊登的“全球智库影响力研究”报告中，给出了美国的智库实力排名。规模最大，经费最为充裕的兰德公司仅仅位列全美第四，就是一个明确的信号。

　　主持人：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提供一个最新的数据，从这里我们看到布鲁金斯学会年度预算是6070万美元，外交学会3830万美元，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是2200万美元，传统基金会是4480万美元，兰德公司特别突出，年度经费达到2.5亿美元。

　　王湘穗：关于兰德公司我可以讲一个具体的事，我到美国去做访问的时候，特别要求要去兰德看一看，他们负责安排的人说不要去，“因为兰德已经过于商业化，已经不是一个出色的智库了，我让你看更出色的智库。”

　　就是说他们衡量一个智库的好坏并不是完全看经费，用中国的一句俗话来说，没有钱是不行的，光有钱也是不行的。

　　兰德公司为什么钱很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承担大量美国军方的项目，据说军方项目占到70%，从中有35%是来自美国空军。我也看过兰德公司一些报告，就发现有一段关于恐怖主义战争的内容，中间有一段专门讲美国空军，当时觉得讲的非常牵强，好像有点硬嵌进去的感觉，后来发现因为空军是他的东家，而在一个巨大的事情面前，绝对不能让东家权利旁落，因此必须在后面加一段话。这就是拿了别人钱的时候容易嘴软。所以才有美国政府机构对他们的评价，说他们已经不再是第一流的研究机构，不再像以前那么出色了。

　　刘江永：我觉得本身作为智库也有一个信誉问题，应该说一个好的智库还是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所以我觉得真正的智库集中的智囊人物既要有一定的学术水准，还要有一定的道德水准。

　　【短片五】

　　对于研究水平的珍视，对于独立性的追求，无疑形成了一个智库与金钱之间的防火墙。2008年美国最佳智库被布鲁金斯学会摘得，而该组织的口号就是“品质，独立，影响”，而在排名第二的外交学会，也将“独立”作为自己追求。

　　美国的智库，被钱多所困扰；而中国的智库，则为钱少而忧虑。即使是新近成立的超级智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也不能避免。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也坦言，最大的困难就是经费筹集。

　　而国内的著名经济学家梁小民就指出，中国智库的发展急需补“钙”，必须完成经济独立，然后才能研究独立，以提供更有质量的研究成果。

　　王湘穗：我觉得这种设计在体制上是有缺陷的。比如布鲁金斯学会就在清华大学办了一个中国研究中心，根据前两年的数据它的年度预算据说是250万美元，大致相当于2000万人民币；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部掌管我们国家进行软科学研究的经费，一年也是8000万人民币，也就是一个布鲁金斯学会中国研究中心的经费，相当于全中国软科学研究经费的四分之一，当然国家还会有社科基金，和其他的一些钱，但是总体上来讲这笔钱是非常少的。

　　这少就导致大量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得不到国家的资助，而学校把如何申请经费作为衡量一个学者够不够格的标准。他的逻辑非常简单，你的课题很重要吗？如果重要那国家应该支持你，如果没有得到支持，那你的课题就不重要，或者你就不是一个好学者。

　　我觉得这是一种政策导向，是我们的社会科学，包括今天讨论的智库不发达，或者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原因之一，因为在这方面也是有缺陷的。

　　主持人：我们也看到美国诸多智库有非常丰厚的经费，那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么多钱，他们的钱从哪儿来？

　　王湘穗：主要是基金会。

　　主持人：那为什么这些企业，或者是公司愿意捐这些钱？

　　王湘穗：美国的制度可以抵税。如果把这笔钱作为税收，那就交给国家了。另一方面给他一个符合美国公众利益的选择，就是捐给一个基金会，他因此可以得到免税的待遇，同时可以资助一个特定的研究机构，形成一个比较好的互动。

　　主持人：我们刚才讨论过美日超级智库除了拥有高端的人才和丰厚的经费之外，其实他们发挥作用更大的在于和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

　　【短片六】

　　根据统计，美国有1777家智库，其中有350家集中于华盛顿特区。因为其立场的不同不可避免的在同一个研究方向上，其主张也是千差万别，甚至是尖锐对立。以对中国的研究为例。美国传统基金会和企业研究所是右翼保守势力的喉舌，是绝对的反华思想基地；卡托研究所是提倡孤立主义的，对华看法比较自由化；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和布鲁金斯学会是民主党和自由主义势力的代表，相对比较温和。那么对这些纷繁复杂的声音，作为政府是如何与之互动，以选择自身的政策走向呢？

　　主持人：美日智库之所以能够发挥这么大的影响力，很多时候在于他能说服政府去接受他们的想法，你们觉得他们的途径和方法是什么呢？

　　王湘穗：我在美国做访问的时候经常碰到一件事，正在开会的过程中间突然有一个教授或者研究人员打断你，说马上要到国务院开会，想确认一下您的看法，他会把你刚刚的阐释重新说一遍，然后发表他的看法，问您怎么评价？评价完了之后他会问，介意不介意他把这个看法拿到政府去。从这里你就会感到他们跟政府的交流，政府经常倾听他们的意见，包括政府官员会到他们这里来阐释政府的一些想法，这个交流的渠道是非常畅通的。

　　主持人：作为政府怎么来做选择呢？

　　王湘穗：美国的情况是，研究机构往往会提交一些报告，有的时候就影响特定的一些政府部门，或者影响公众的，然后去掉一些他们自己认为内部一些数据。也很注意去影响公众，影响政府部门去发挥这种影响。

　　刘江永：实际上日本有这么多的研究机构，有的研究机构本身并不出产品，他是一个发包商，他决定和制定一些重大的研究课题，他能了解政府意向，他也能知道学术界的水平，去制定一些研究题目，有些就是风险投资性的题目；另外他要给研究成果。实际上确实在日本也有这种情况，就是在他的领导人周围，有私人咨询机构，或者是由他下面的职能部门推荐一些信得过、有学识、忠于国家的这些人组成一个政策智囊团，他随时就重大问题去咨询和倾听这些人的意见。

　　【短片七】

　　媒体舆论，旋转门制度，人际沟通，培训政府官员，被看作美国智库影响政府决策的几条主要途径。而这种影响力，无疑都建立在美国智库超强的独立研究能力，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上。

　　与美国相比，中国智库的数量并不算少。有统计表明已经高达2000家，超过了美国。而即使是根据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刊登的“全球智库影响力研究”报告，中国智库也有74家，排名亚洲第三位，仅次于印度和日本。但是，中国智库的研究质量却备受争议。在王湘穗和刘江永看来，专家的水准并不是决定因素，而问题发生在制度体系上。

　　主持人：现在有很多问题，大家觉得中国的智库目前广泛受到人们诟病，就是在过去的五年甚至十年当中，我们回顾一下类似智库这样的机构，这些经济学家和机构，他们对宏观经济的很多预测和判断往往是错误的，我们在时候回头看，很多人会觉得当初的说法很可笑，大家也在讨论中国的智库是不是研究水平比较低，两位怎么看待这样的问题？

　　王湘穗：中国的智库，我觉得大概至少有三类，一类是大量的在政府机构内的智库，这个可能我们很清楚叫各种各样的研究室，可以说这就是政府背景的这种智库。还有一类就是大学的，就包括像江永教授和我们的研究中心，他都是带有智库性质的，但是在很多大学里。第三种是一些社团性的，比如说这一次就是我们被誉为超级智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这是不同类型的，那么这种不同类型就导致他们有各自的一些特点，有长处，比如说政府部门的长处是什么呢？他们掌握的资料比较多，拥有比较雄厚的行政资源，这是好的，但是他们又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容易受特定的立场，容易影响到它的得出的结论，这一点是使它的研究质量有时候不够高的一种原因。第二种像大学的，大学的好处就是立场比较超脱，因为他是学者，但是缺点是原来很多大学的一些学者他缺少从政的经验，也缺少参与决策的经历，也缺少一些必要的资料，甚至也包括一些经费，因此他们比较做一些学理化的研究。

　　主持人：比较脱离实际？

　　王湘穗：相对来讲比较书生气，第三类像社团的那些，往往是半官方色彩，同时这些人往往都是一些有过丰富从政经验的这些老的官员，他们的好处是知道哪些问题是比较富有全局战略意义的，但是缺点就是一个可能是跟国际上的交流相对欠缺一点，同时他也要受的一些立场的限制。

　　主持人：您觉得研究者本身其实并没有太多的问题，更多是我们整个系统的问题？

　　王湘穗：我觉得这是一个体系的问题，在讲体系的时候不能够否定个人水平的差异，或者说我们水平需要提高，指责个人的时候我们不要忘了，个人要想发挥，比如说我们讲到智库，他就是一个思想工厂，他并不是几个个体在这个地方就能发挥作用，他需要整个工厂，一个机制，甚至后面还有思想的营销要把它给推销出去，这些我觉得在这方面应该说中国差得还是比较多。

　　主持人：刘教授，您同意这样的观点吗？

　　刘江永：为什么有些预测是不准确的，民众是不满意的，中央领导也是不满意的，为什么？第一个我认为是我们研究对象、课题它的复杂性跟过去不同了，第二个就是我们人的认识能力，包括经济学家也好是有局限性的。比如说去年，那么石油价格上到147美元一桶以上，有多少人预测到了？那么此后在7月中旬以后又开始回落，到了年底几乎掉了一百美元谁预测到了？为什么没有预测到？并不奇怪，因为我们的专家学者他长期有自己的研究体系和路数、思维方式，只是从经济谈经济已经远远不够了，必须从国际政治变化角度来看石油价格、期货的变化，目前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在机制上没有这种综合性的这种研究机构，到目前也没有，所以也没有出现一个具有综合性的战略报告，也没有，都是各个单位在做自己的。

　　主持人：各位朋友今天我们讨论了美日智库是什么样的，我们也听两位教授给我们详细解密了美日智库详细的情况，在7月初的时候这场全球智库峰会，把智库这个词第一次如此之近地推到我们大众的面前，但是通过刚才的讨论我们发现，其实中国智库的发展还需要有很长的道路要走。但是我们毕竟很欣喜地看到中国智库的发展已经取得很大的进步，我们希望未来中国智库能在独立性上，能在研究方法和成果上，走得更好更远，给我们国家的决策提供更多科学的理论的建议。谢谢两位，也谢谢您收看今天的《22度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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