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苏颖

　　 宽松货币政策不宜过早退出

　　 我国自去年11月以来就一直贯彻落实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似乎正在遭受来自各方的舆论检验。借着G20财长峰会把“退出政策”当做目前世界经济面临的一个重要议题讨论，国内学界关于建立宽松货币政策“退出机制”的讨论日渐升温，甚至有学者认为考虑“退出机制”的时机已经到来。

　　 实际上，关于定量宽松货币政策退出机制的讨论应定位在未雨绸缪上，不宜放大乃至影响当前的货币政策。

　　 2008年9月以来，为应对金融危机，防止经济陷入长期衰退，美联储、日本银行、英格兰银行、瑞士央行和欧央行，相继实施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以稳定金融市场以及宏观经济。一年来，伴随着美国金融市场的逐步稳定以及若干宏观经济指标的反弹，全球范围内出现了美联储是否会启动救市政策退出机制的争论。

　　 美国时间7月21日，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半年度听证会上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总结和澄清了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机制”。他关于“退出机制”的陈述向市场传递了明确的信息：目前距离货币政策转向还较远。伯南克将收紧货币政策的时间定在通胀威胁逼近时，从现在看，存在的是未来通胀预期，通胀威胁实际逼近预计还会有较长的时间。

　　 近期，美联储又表示，经济复苏的基础尚不稳固，目前尚无明显的通货膨胀风险，因此美联储将会在较长时期内将利率水平维持在低位，并继续实施定量宽松政策。

　　 类似地，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日前曾撰文表示，“美、日、欧等国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基础货币供应的数量宽松，而不是货币供应的数量宽松。”而我国宽松的货币政策则属于“货币供应的适度宽松”。尽管两者的处理方式不同，但都遇到了保发展和防通胀的两难问题。国内更有学者认为，目前，我国经济复苏迹象明显，国际金融体系动荡局面也基本结束，考虑“退出机制”的时机已经到来。

　　 事实上，我国的情况有所不同。我国经济增速的下滑固然有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更多的是因为中国自身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存在的问题。因而，目前对中国而言最重要的是将重点转向着力调整经济结构，而不是考虑“退出机制”；而且，目前我国中长期贷款占比达到51%，不继续增加贷款供应，必然有一大批项目要断掉资金链而成为烂尾工程。

　　 正如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罗默夫人所言，政府应充分吸收1930年代大萧条的教训，不要轻易让紧缩性宏观经济政策扼杀了经济复苏的“嫩芽”。

　　 因此，我们对现实情况的判断是，经济复苏基础尚不牢固，仍将继续执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

　　 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保持全年10万亿平稳的节奏放贷实属合理。

　　 前八个月我国的信贷新增规模大概在8万亿左右基本已是预料之中，这使得“保增长”的目标基本实现：GDP同比增长7.1%，接近全年设定的8%的目标。其中二季度该指标为7.9%，国家信息中心预计三季度同比增长约8.5%。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经济增长的基础尚不够稳固，下半年“保八”还需一定量信贷支持。考虑到前八个月8万亿的信贷规模已经实现全年的信贷投放目标，银行下半年整体放贷冲动不大，加之上半年信贷投放规模大于下半年是行业内的惯例，因而年增10万亿信贷资金是较为合理的。

　　 “货币政策的松紧不能简单的只从信贷规模的高低来进行判断，关键在于信贷新增规模是否满足实体经济的需求。”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一针见血的表示。

　　 总之，无论是从当前通胀压力的现实性分析，还是国际经济与金融机构复苏的态势来看，学界关于定量宽松货币政策退出机制的讨论应定位在未雨绸缪上，不宜放大乃至影响当前的货币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