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芳卿

　　晋江，东濒台湾海峡，南与金门隔海相望。

　　1966年农历五月，梅雨时节，晋江县安海镇后林村，12岁的少年许连捷开始了“不务正业”之旅。

　　饥饿唯一的动因——卖一天鸡蛋赚七八毛钱，可买5斤地瓜干，足够全家五口人填饱肚子。

　　他天亮后挑着担子挨家挨户收鸡蛋，下午挑到十几里外的石狮乡下售卖。两周下来，他换了50斤地瓜干、两只篮子和几口缸,这改善了全家人的生活。

　　“干这事就像偷鸡摸狗一样，抬不起头。”43年后，已成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恒安集团CEO的许连捷对CBN感叹说，当时，鸡蛋是国家一类物资，不允许个人贩卖。为此，父亲许书典吓出一身冷汗。

　　许家是贫农，容身于一间破祠堂十年。为求生计，许书典尝试着做点小买卖，但1966年被打成四类分子。变成 “兔崽子”的许连捷，虽成绩优良，四年级就被逐出校门。

　　就在少年许连捷为生计奔忙时，在陈埭镇岸兜村，一位比他年长16岁的青年丁和木，也是一名胆大的挑夫小贩。

　　半夜时分，丁和木就起床，挑筐赶路，天亮后抵达15公里外的沿海，将鱼虾挑回陈埭贩卖。与丁和木年纪相仿的陈埭镇花厅口村村民丁志堆，也是一名鱼虾肩挑小贩。

　　“别人不敢做，他们敢做。”上世纪80年代任陈埭镇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的丁显操感慨说，“农民太苦了，没有其他收入。只要上面不开口，镇干部不管农民这点小自由。”

　　晋江大部分是丘陵红壤地和滨海沙质地、盐碱地，新中国成立后28年，农民人均4分多地，许多农村都是“高产穷社”。陈埭镇亩产虽曾跨过“吨粮”，但人均年收入仅52元。

　　因为贫穷，陈埭人丁林两姓械斗了13年，“农业学大寨，打架看陈埭”的顺口溜不胫而走。

　　打架没有出路。饥饿年代，早年漂洋过海的晋江华侨从海外带来牛肉干、罐头、鲍鱼等“极品物资”，极大刺激了村民的神经。

　　“每次村里有海外亲戚来，大家嘴上不说，心里不知多羡慕！”许连捷说。

　　而1976年，晋江农民纯收入仅57元，比“文革”前的1965年还少9.06%。许连捷一天赚6个多工分，工资不到2毛钱，“一包红霞都买不起！”

　　但在以粮为纲的年代，如果擅种经济作物，无异于自找麻烦。看到有人“不务正业”发了，深信“你行我更行”的晋江人也开始冒险。

　　不再挑担的许连捷买了辆自行车，开始贩卖黄豆等国家一类杂粮，天天躲着“市管会”的罚没。

　　但一场“打击新生资产阶级分子”运动，让他在劫难逃：由于骑车贩卖黄豆，又买碳铵转手卖给生产队，新婚3个月的许连捷被同村村民告发，以“投机倒把”关进了镇工作队办的首批学习班。

　　有人还作证称，许连捷结婚买了几间房，婚事花销近万元。

　　明明是全家六人劳动所得，但一旦“万字号”（暴发户）罪名成立，他可能被枪毙。许连捷咬牙交代仅“投机倒把”了250元。为凑“罚款”，许妻变卖了新婚金器首饰乃至床板、凳子，才换来两个月后许连捷重获自由。

　　事实上，同期丁和木等人也用自行车往返于沿海和集镇，贩卖鱼虾，而丁志堆则贩卖手工艺品。

　　学习班之后，许连捷不踩自行车了，他赶牛车拉石头去围海造田。再后来，他卖了牛车买马车。彼时，他的老乡同行中，还有后来创办浔兴拉链的施能坑。

　　这一年，更大的冒险动作陆续出现。

　　在陈埭镇花厅口村，丁志堆悄悄联合11名社员，每人投资1500元，在一家二落三开张古厝内，办起了第一家塑料制品厂。该厂共招收了25名工人，购置了机器设备，生产药用塑料瓶。

　　同期，晋江致富的“地火”趁机燃烧，锁类、铁钉等“小五金”家庭小作坊像蘑菇一样悄然冒出。

　　“他们都是秘密偷搞，上面顾不了。”丁显操说。

　　号角释放

　　1978年12月，中国改革开放号角吹响，虽政令尚未落到晋江，有人已激动得跳起来了。

　　许连捷对父亲说，天不再下雨了，要下金子了。

　　这年年底，他卖了马车，联合两名村民买了一部手扶拖拉机，挂靠上垵大队，交些管理费后，开始搞货运。这个“优惠政策”让他很快收回成本并赚钱。不久，累得胃穿孔的许连捷将拖拉机转给弟弟，转而组织上垵汽车运输队，参股6部车中的3部。

　　运输队为供销社和国营纸厂拉货，信息量面广，不仅开阔眼界，赚钱也更加容易。其间，他结识了后来共创恒安的搭档施能博。

　　1979年初，26岁的许连捷联合几名村民，借助几部缝纫机，悄然在自家厝内办起了后林劳保服装加工厂。他兼任厂长和技术员。由于产品物美价廉，港商订单接踵而至。

　　就在这家服装厂热火朝天时，1979年3月，在报纸上看到国家颁布新政策（凡私人办企业，国家将予以免税三年）的陈埭镇洋埭村村民林土秋也热血沸腾。

　　联想起上海皮鞋热卖的场景，林土秋邀集堂兄弟、乡亲14人，每人出资2000元，在自家琉璃瓦小作坊里办起了“洋埭服装鞋贸厂”。

　　这个晋江第一家鞋厂，从厦门国营皮革厂以每月100多元的“天价”请来两名老鞋匠，招收了三十几名工人，手工生产皮鞋、舞鞋和凉鞋，自带产品到省内供销社、百货商店推销、订货。

　　多年以后，73岁的林土秋回忆说，当年为了买颗鞋钉，他骑车到泉州，再从泉州买车票转至厦门。“每次回来只能摸黑走陈埭那条小路，下雨天满身是泥。”

　　但汗水的回报也是惊人的：每天40多双鞋一出厂就被抢购一空，买鞋的人排队等候，一双鞋出厂价40元，刚出厂门就被炒到50元。

　　林土秋的成功点燃了星星之火，此后晋江的鞋厂如雨后春笋般地遍地开花。

　　资料显示，1976年国家恢复保护侨汇政策后，至1983年，晋江的侨汇总额达2.3亿元，当地侨属侨眷多有置地建房的传统，同时侨商和外商常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这“三来一补”形式试探合资合作。

　　自此，华侨众多的晋江，好强的晋江人利用“三闲”（闲资金、闲房子、闲劳力）起步，小鞋厂等各类企业更加速冒出。

　　据《晋江市志》记载，至1978年，晋江社队企业已达1141家，总产值4212万元，占当年GDP的17.6%。

　　“晋江信奉敢拼才会赢，但改革开放前，谁也不敢放手去拼，改革开放后，就冲出来了。”丁显操说。

　　“一枝花”

　　斗转星移，1983年，30岁的许连捷靠服装厂赚了第一桶金——50万元。

　　而这年11月1日，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参观林土秋的鞋贸厂，并拍着林的肩膀说：“这样做很好！”

　　1984年，备受鼓舞的林土秋与另外4家皮鞋厂联合组成陈埭鞋贸公司。这家陈埭第一家民营公司有着晋江最早的现代化厂房，当年产值即达500万元。

　　事实上，1985年以前，晋江县委、县政府对林土秋们的做法，基本持“不鼓励、不制止”的态度。

　　75岁的陈文敬1985年初任晋江县委办副主任，之后任晋江党史办主任。他对CBN说，早在“文革”后期，晋江一些农村能人就联户集资，挂靠大队办企业，但因“社”“资”争议而遭受打击。

　　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经济体制框框并未消除。当年被打击的人能再搞企业吗？人们议论纷纷。但晋江县委的态度是，只要不是经济犯罪，“完全可以”。

　　1980年8月，晋江县委在福建全省率先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多种经营和社队规定企业的若干问题的规定》，宣布允许农民集资办企业、集资企业雇工、股金分红、供销人员按业务量提成和价格随行就市。

　　这意味着，原先处于体制外的小企业，可以浮出水面。

　　然而，看到由于搞来料加工而越来越多的工人，许书典仍劝儿子及时罢手。许连捷嘴上安慰父亲，心中也不免打鼓。

　　1981年，丁和木也在岸兜村参与创办了一家鞋厂，儿子丁志忠自小在鞋作坊里长大，为后来成立安踏埋下伏笔。

　　时间还是印证了晋江县委乃至福建省委的“护苗”思路。

　　1982年初，由于各地在“三来一补”中存在一些走私活动，该业务被要求全国暂停。而在晋江，县政府仍然继续保护着它的发展。

　　中国改革开放闯将、1981年1月就任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的项南，更是晋江社队企业（1983年后改称乡镇企业）的坚强后盾。

　　丁显操称，1983年，陈埭公社已办起各类社队企业300多家，一时姓社姓资争论剧烈。此时，项南亲自带人到陈埭蹲点调研。

　　1983年5月17日，项南在陈埭亲自主持有200多名各级领导参加的全省社队企业现场会，明确指出陈埭群众集资办社队企业姓社不姓资，并赞誉陈埭社队企业是福建农村经济“一枝花”，要求“这枝花要开遍全省”。

　　一夜之间，人们如获大赦。

　　1983年8月，项南又在全省乡镇企业工作现场会上指出，当年上半年福建经济形势很好，形势最好的、打头阵的是乡镇企业，“今后更要靠乡镇企业打头阵”，乡镇企业尚处幼年，“作为父母的要特别关心、爱护、扶持。”

　　1984年，晋江县委、县政府作出了《关于大力发展乡镇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开始大力扶持乡镇企业。

　　很快，在陈埭等重点乡镇，出现了“家家点火、村村冒烟”办企业的奇景。

　　丁显操难忘的是，这年12月，陈埭乡镇企业达702家，成为福建省首个工农业总产值“亿元镇”，收到了省政府颁发的“乡镇企业一枝花”锦旗。当年，人均年纯收入达806元。

　　韧性互动

　　然而，不到半年，一场灾难从天而降。

　　1985年6月上旬，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药品订货会上，有人指责晋江制售假药，并送走私雨伞、手表，给回扣。随即，中央一些媒体连续发文批评。

　　7月4日，更大的风暴来临：中纪委在党报头条发表了致晋江地委的一封公开信，要求严肃处理。

　　“虽然只有寥寥数百字，但措词严厉！”陈文敬说，晋江地委感到了空前压力。随后调查组、记者纷至沓来，一时间，晋江恶名传遍全国，退货浪潮殃及各类产品。

　　事后查明，陈埭镇涵口村等一些联户企业以冰糖、银耳等饮料加上“卫检编码”，作为药物全国销售10万多箱，销售额达2000多万元。

　　彼时，许连捷已成立恒安公司，受该案影响，其产品包装地址及业务员介绍信上只标注“泉州安海”。“如标注晋江，连旅社都不让业务员住。”他说。

　　此案彻底改变了晋江官方的“无为”，县委书记齐世和与班子达成共识：仍要坚持联户集资办企业的路子，处理企业、干部不要扩大，举一反三，总结教训。

　　于是，包括陈埭镇党委书记、涵口村党支部书记在内的17名干部被判刑或处分，200多家企业被停办、撤销，县镇两级质检机构随之成立，晋江到全国各地举办商品展销会，以消除影响。

　　“事实证明，县委头脑是很清楚的。”陈文敬称，此案极大教育了晋江人要讲诚信，到了年终，全县企业反而增产。

　　非常时期，项南也多次到陈埭调研鼓气，指出陈埭出现的问题，“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提出要“治虫护花”。

　　是年，据《晋江市志》记载，全县GDP达5.42亿元，比1980年年均递增17.5%，农民人均纯收入525元，年均递增32.41%。

　　1986年，受假药案影响，项南退居二线。回京之前，他再度来到陈埭。当调研结束，中巴车驶出镇政府大门后，获知消息的陈埭人沿途点燃了手中的鞭炮，“项南你好！”的喊声响彻上空，而项南摇下车窗，只默默挥手。

　　项南走后，晋江官方仍“护花”不止。

　　1989年，晋江决定将联户集资民企纳入集体企业或港资、合资企业加以保护，戴上“红帽子”或“洋帽子”。 当年，企业数激增至4000多家。

　　是年，戴上集体企业“红帽子”的恒安加速扩张，次年就跨出福建进入重庆，随后布局全国。

　　1990年，晋江县委提出晋江精神时，将“诚信”排在“谦恭、团结、拼搏”之前。

　　1990至1991年，中国再现姓社姓资大争论，不少人责难晋江。为此，晋江县政府提出“四个有利于”：利于发展生产；利于国家富强；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生活；利于机体积累。这就又为乡镇企业吃了“定心丸”。

　　“假药案给晋江农民上了一课，让大家上档次、提高品质。而没有政府帮助戴红帽子，就没有今天的晋江。”至今，许连捷仍感叹说。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至此，民营企业政策真正明朗了。”许连捷说。

　　这一年，晋江经济名列全省县市之首位，并撤县改市，政企互动渐入佳境。

　　1994年，中国社科院调研组前往晋江，归纳出“以市场调节为主、以外向型经济为主、以股份合作制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晋江模式”。从此，“晋江模式”与苏南、温州、珠江等发展范例并称为农村发展的“四大模式”。

　　1995年后，晋江提出打造产业集群，经济首次“飞跃”。与1990年相比，GDP达128.01亿元，年均递增58.1%，而农民纯收入4321元，年均递增达33%。

　　1998年12月8日，许连捷创办的恒安国际在港上市，拉开了晋江企业上市的序幕。

　　1999年至2004年，据晋江市委书记杨益民介绍，晋江对企业甄别“摘帽”，鼓励创牌，并使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接轨，推进企业上市。

　　2004年8月6日，又一家晋江企业七匹狼在香港上市。

　　2007年，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原所长陆学艺在《晋江模式新发展》一书中指出，当年的晋江模式，已成为晋江全面进入现代化的原动力。

　　同年，丁和木任董事长的安踏体育在香港上市，成为中国最大的体育用品企业之一。

　　次年，民营经济为主体的晋江市GDP达690.52亿元，连续16年为福建县市首强，列全国百强第六，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近1.8万元。同时拥有19枚中国驰名商标、8件中国名牌产品、36件国家免检产品，成为“中国品牌之都”，并形成证券市场的“晋江板块”。

　　如今，当年的“兔崽子”许连捷，命运已巨变：2006年和2007年，他先后被选为泉州市政协副主席和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拥有数十亿财富的他，已成为闽商“教父”式人物。

　　“最早我只想有套房子，没想到会有今天。”起身走到办公桌对面的书架前，许连捷捧起一尊雕像说，“从1992年起，它就在我这里安家了。”

　　CBN记者看到，那是一尊惠安影雕，上面刻着的老人，是邓小平。CFP图

    新浪声明：此消息系转载自新浪合作媒体，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