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花馨

　　 在9月4日伦敦举行G20财长会议前夕，英国首相布朗再次试图为月底的匹兹堡峰会定调，这一次他瞄准的议题是国际金融机构改革。

　　 布朗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要解决当前国际金融系统的不平衡，其中“应该有一个‘保障政策’，让拥有巨大贸易顺差的国家不再储备外汇。”但这要求“增加资本后的IMF有能力随时待命”。

　　 增资只是IMF改革迈出的第一步，对以往政策失误的反省也将是IMF改革的必修课。这场改革中最为关键的是，如何调整IMF份额计算公式，以实现IMF份额的重新分配，并消除美国的实质“一票否决权”，这将是一场艰难的博弈。“金融权力的重新分配最终取决于国际政治角力。”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说。

　　 而这或许也是该问题被放入G20峰会讨论的原因所在，因为在当前所有的国际平台中，“G20的代表性是最好的。”美国财政部对华经济金融特使杜大伟向本报表示。

　　 增资自省促改革

　　 8月31日，英国财政大臣达林表示,英国准备再向IMF提供110亿美元资金,以增加IMF可调配资金规模。

　　 余永定表示：“此次危机下，资金紧缺是IMF无法实施大范围紧急救助的原因之一，增资将增强其救援能力。”G20伦敦峰会上各国承诺将IMF可调配资金增至7500亿美元，目前IMF已增发2500亿美元特别提款权（SDR），同时还着手于IMF债券的首次发行。

　　 除了解决增资问题之外，IMF改革还必须对以往的政策失误进行反省。

　　 余永定告诉记者，IMF在过去几十年中为受援国开出的药方（附加条件）被证明是错误的，并且十分苛刻。因此“重新审视自己的政策要求，少一点教条主义、容纳多样化的思维与实用的政策”恐怕是IMF未来履职的更关键所在。

　　 除了金融援助以外，IMF还被赋予了监管和技术援助两大职能，但因受制于内部权力分配不公，也未有良好表现。

　　 而在重要的建议上，IMF则面临着“遇冷”的尴尬。据IMF经济学家孙涛介绍，IMF也曾强烈建议美联储救助雷曼兄弟，但最终未被采纳。“美国就是IMF的‘老大哥’，很少理会你的建议。”孙涛说。

　　 份额公式最关键

　　 “增发SDR应与份额调整结合起来，但很遗憾在这次的增发上没能实现。”余永定认为IMF2500亿美元SDR的增发行动并不能令人满意。

　　 份额的重新分配才是IMF改革的关键所在。但要增加新兴市场国家的份额，则必然要减少某些发达国家份额，协调绝非易事。

　　 对于美国在当前份额分配中“一股独大”，并拥有“一票否决权”的批评，杜大伟表示，美国25％的全球GDP贡献是配得上17％的份额的。杜大伟还强调美国并非特例：“欧洲整体所拥有的份额超过美国，也拥有‘一票否决权’。”

　　 而在余永定看来，问题的关键并不是直接要求某个国家自动贡献出自己的份额，而是要重新设定份额计算公式，以明确显示出份额的公平分配。

　　 “现在的份额计算公式盯住4个变量因素：市场价格下的GDP、贸易总额、外汇储备和经济波动性，这难以完全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应该考虑加入购买力平价衡量下的GDP等因素。”余永定说。

　　 除了份额计算公式的改革以外，IMF的内部治理改革还包括增加基础投票权、引入“双多数”投票机制，并实现机构领导人及高管的选举公开透明化。

　　 国际金融机构“完整版”

　　 但是，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金融机构，为全球金融服务，余永定认为，联合国和其它联合国下属机构应该发挥更多作用。“不可否认，G20比G8更有广泛代表性，但其余的172个国家呢？他们的声音要如何发出？把这些国家排除在决策制定之外是不应该的。”余永定说。

　　 实际上，在危机初期，由于不满于IMF的失职，“有人曾提倡革命性的做法，抛弃IMF，另起炉灶，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组织来进行全球金融协作。”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潘英丽教授早前对记者表示：“例如设立联合国下类似安理会的经济理事会。”

　　 对此，IMF总裁卡恩已明确表态：“我们不需要联合国有一个新的组织，联合国已经有很多组织了。我们要做的，是改进已有组织的合法性和效率。”

　　 2008年底，根据联合国代表大会主席的建议，联合国成立了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为首的专家委员会，以推动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改革。该机构今年6月已经发布报告，建议设立一种国际储备货币，并强调对IMF份额公式的改革以实现公平的份额分配，同时建议将联合国或其下属机构纳入IMF治理。

　　 但美欧却选择以“沉默”来抵制联合国对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改革的介入。作为“斯蒂格利茨”小组成员的余永定告诉记者：“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缺席这场会议，他们并没有派任何代表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