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封锁考验着“红色管家”。

　　叶季壮，年轻时因个子矮小，被拒入军门。参加革命后他却成了红军的高级将领。他在革命军队中长期做后勤工作，被誉为军队中的“红色管家”。

　　叶季壮长期在后勤战线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了把这些经验上升为理论，他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从1939年到1941年，他先后发表了《八路军的供给工作和供给制度》、《延安各军事机关部队查账运动的总结》、《论战时供给工作》、《八路军的后方勤务工作》。对革命军队的后勤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作了深刻的阐述，形成了符合革命军队特点的供给制度。在《论战时供给工作》一文中，他对战斗的准备工作、战斗时的供给工作、战斗结束时的善后工作，都有详尽的经验总结和评述。这是他对革命后勤工作的最大贡献之一。

　　医疗卫生工作是军队后勤工作的重要组织部分。叶季壮又是一个爱兵如子的人。他提出了“保障没有一个伤员遗弃于战场上”的口号。提出这样的口号容易，要变这个口号为现实谈何容易。这既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作基础，又要有相当高的思想觉悟作保证。为了创造物质条件，叶季壮通过国际、国内统一战线工作，争取了一批批物资和一些技术专家，开办了一所医科大学和一批卫生学校或训练班，为八路军、新四军培养了急需的医药人才，建立了一批医院。为了保证伤员的运送，他发动地方政府动员民众，组织担架队、运输队，及时运送伤员。在提高思想觉悟方面，叶季壮教导全体医护人员发扬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尽力救护伤员，把伤员当成自己的兄弟子女对待。正是因为这样，在战场上，八路军、新四军从来没有发生过遗弃伤员的情况。

　　这个奇迹与叶季壮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叶季壮所创造的这个奇迹受到党中央领导的高度评价，它成为我军士气高昂的重要原因。

　　抗日战争胜利后，东北成为国共两党争夺的焦点之一。为了建立和巩固东北根据地，中共中央决定派强有力的领导力量和部队到东北开展工作。叶季壮和彭真、陈云、伍修权、段子俊、莫春如等6位同志为先遣队先期到沈阳与苏军取得联系，为大批干部和部队进入东北地区创造条件。由于苏军实行了军衔制，为了方便工作，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决定授予彭真、陈云、叶季壮三位同志中将军衔，伍修权少将军衔，段子俊、莫春如上校军衔。这是在革命军队中，由中共中央授予的第一批军衔。叶季壮身着中将军衔服，非常威武。这不能不让他想起当年他报考军校时的情景，那个时候完全是以貌取人，因为个子矮小而被拒之门外。现在他在人民军队中建功立业，为人民军队的后勤工作作出巨大贡献，成为人民军队的高级将领。

　　到东北后，叶季壮担任东北民主联军(后改为东北人民解放军，即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后勤部长、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东北人民政府财政部长兼商业部长等职，作为陈云的助手参与东北解放区的财政领导工作。

　　当时东北的情况十分复杂，美国支持蒋介石拼命争夺东北，并对人民大肆掠夺。苏军根据1945年签订的《雅尔塔协议》有部队驻扎在东北，东北苏军的后勤供给是就地取材。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建立了人民政权，但受各种因素的制约难以有效地开展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开展财政工作无疑会遇到许多困难。叶季壮在开展工作时，首先想到的是人民的利益。当时根据中苏有关协议，苏军在东北可以发行少量的军票作为筹集给养之用。但是，苏军违背协议大量发行军票，造成军票贬值，群众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失。为了稳定金融，叶季壮提出发行人民币来取代军票。通过这种办法，稳定了市场物价，维护了人民的利益。

　　新中国成立后，叶季壮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贸易部部长。不久，又任外贸部部长，还先后任政务院财政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协助周恩来、陈云、李先念抓财政工作。这是叶季壮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一个幼年丧母的孤儿，曾经挣扎在死亡线上，受家乡有钱有势的地主豪绅任意欺凌的穷人，现在成为人民政府的部长，为人民掌管贸易大权，如果不用好权，怎么对得起含辛茹苦的父母和养育自己的人民。

　　建国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既企图用军事手段把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地球上抹去，又企图用经济封锁的手段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中。他们对中国实行“禁运”政策。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叶季壮破“禁”有良方。

　　良方之一，就是利用矛盾，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开展贸易往来。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铁板一块，一方面它们不能不听美国主子的使唤，对中国“禁运”，另一方面，它们从本国的利益出发，需要同中国贸易。这个机会被叶季壮利用起来，成为破西方国家禁运的出路之一。

　　另一个良方，就是发展同亚非国家的贸易往来，当时没有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锡兰(后改为斯里兰卡)产橡胶，因出口不畅，价格下跌，眼看就要遭受严重损失，而且由于粮食歉收，粮价上涨，影响人民生活，甚至影响政权的稳定。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土地改革，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中国粮食丰收，但因各种原因国内急需橡胶。叶季壮从各方面了解到上述情况后，大胆地向政务院提出同锡兰开展以大米换橡胶的贸易，得到周恩来的大力支持。在他的主持下，中国同锡兰进行了谈判，并签订了大米、橡胶换货5年贸易协定。这一举措，被称为创造了未建交国家之间开展贸易的范例，为打破西方国家的“禁运”提供了经验。

　　1954年4月，叶季壮等陪同周恩来到万隆参加亚非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的外交才华得到充分展示。叶季壮从周恩来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他在中国代表团中负责起草有关经济问题的决议。他利用会内会外广泛地同亚非各国的代表接触，宣传加强相互经济合作的重要意义，探讨进一步扩大中国同亚非各国发展贸易的可能性，显得十分活跃。这次会议形成“万隆精神”，对当时，乃至对现在都产生重要的影响。会后，叶季壮率领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了一些非洲国家，扩大了中国在非洲的影响。由于他坚定而又灵活地执行国家的对外政策和贸易政策，同许多国家签订了贸易协定。这对新生的中国是何等的重要。

　　李先念说：叶季壮呈报的文件，是最可以放心的做。

　　经济工作往往要同数字打交道，从经济数字中判断形势，作出决策。因此，叶季壮深深地认识到数字对党中央、国务院在制定政策时的重要性。他提出经济数字上决不能马虎。他说，搞经济工作数字很重要，数字反映事物的发展过程和性质，中央主持财政工作的领导，有时要依靠我们提供的数字来决定政策，采取措施，决不能马虎。因此，他听别人汇报时，一听到汇报的人使用“大概”、“可能”、“估计”等字眼时，他的眉头就锁得很紧，甚至会打断汇报人的话问：“这个数字到底是多少？”如果汇报的人回答不出来，准得挨批评。因此，凡是向叶季壮汇报或参加由他主持的会议的人，事先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否则就会“考试”不及格。

　　叶季壮是这样要求别人的，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他给国务院的呈文，要反复核实，他批复的文件必须有根有据。正是这样的工作作风，赢得了中央领导同志的信任。周恩来在处理和决定关于财政方面的重大问题时，总是先要征求叶季壮的意见。长期主管经济工作的陈云和李先念，更视叶季壮为左膀右臂，信赖有加，陈云常常同叶季壮讨论问题至深夜。李先念则说：“叶季壮呈报的文件，是最可以放心的。”

　　在叶季壮看来，外贸工作必须解决好进口与出口的关系。他主张，以出定进，进出平衡，积极可靠，留有余地。进口用汇要保证重点，补助一般。在外汇使用上，主张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他对外汇平衡工作抓得很紧，隔几天就要找有关人员谈一次，如发生外币贬值或收支不平衡时，就天天抓，经常盘算怎样增加出口，怎样把人民用血汗换来的外汇用在刀刃上。叶季壮主持外贸部工作10多年，非常重视处理好内销与外销的关系。他的指导思想是，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原则下，根据国家经济建设和外交政策的需要，按照需要和可能，有计划地组织进口和出口。他强调，在制定外贸计划时，既要照顾人民当前的生活需要，又要照顾人民的长远利益。

　　对于增加出口，他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思路。他认为，建立出口生产基地，是发展出口商品生产、组织出口货源的重要途径和发展方向，对于做好外贸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为了增加出口，他向国务院建议，对部分出口换汇率高的农产品实行奖售；对部分国内原料供应紧张的工业品，采取进口原料加工成品的方法，扩大出口；对出口矿产品给予必要的经济扶持。

　　这是叶季壮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

　　这些真知灼见对当时的外贸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即使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仍然有借鉴作用。

　　叶季壮提出过，做外贸工作“要摸着石头过河”。他的这一提法，同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时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

　　为了摸着石头过河，叶季壮十分注意国际市场和世界经济的调查研究。在他心中时刻有一本世界经济发展的账，也有一本中国经济发展的账。

　　叶季壮担任革命军队的“红管家”长达数十年，又担任新中国贸易部部长和外贸部部长10多年，按传统的观点“近水楼台先得月”，叶季壮一定捞到不少好处；按现在的世俗观点，叶家可以走上先富起来的道路。但是，叶季壮严格要求自己，他教育家人说：“近水楼台先得月，那是剥削阶级的格言。近水楼台不得月，才是我们无产阶级的格言。”

　　作为外贸部部长，外国朋友常送给他一些礼品，但他都如数上缴。他有许多出国的机会，但从不给家人或亲友购买进口货。按照规定，他出国访问，可以做两套料子服。回国后，他坚持要把做衣服的钱交给公家。有关方面的同志反复解释，叶季壮还是要交。这位同志只好说：“如果一定要交的话，就把衣服交给公家好了，反正你平时不爱穿料子衣服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叶季壮受到了冲击。一些造反派认为，叶季壮担任10多年的贸易部长和外贸部长，家中不仅有很多财宝，而且还会有大量的“洋货”。他们组织一些人到叶季壮家去抄家。但是，结果令他们非常失望，在叶季壮家，既没有发现“洋货”，也没有发现其他财物。但是，他们还是不甘心，怀疑叶季壮把财物转移到了老家，派人到新兴县叶季壮的祖居进行搜查，尽管他们把死去多年的叶父的坟墓都挖开了，但还是没有捞到半根稻草。

　　让叶季壮更伤心的是他的一些老领导受到空前的冲击。

　　他曾经在邓小平领导下参加百色起义。在革命实践中，叶季壮认识了邓小平，对邓小平的雄才大略非常佩服。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侧重于党务工作，但同叶季壮还是有些接触。“文化大革命”发生后，邓小平作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第二号代表人物被打倒。但是，林彪他们也知道，他们要打倒邓小平的证据不足，因此，到处收集所谓的证据。为了这些证据，他们不惜使用法西斯手段。在他们看来，只要叶季壮能说出一点东西，就可以打倒邓小平。因此，他们三次派人找叶季壮“查证”邓小平的问题。

　　叶季壮也明白他的意见的分量。当来人询问他时，他缄口不言；当来人要他签字时，他顶着不办。他对自己的家人说：“我决不能做亏心事。”表明了一个共产党员光明磊落，为真理而斗争的崇高品德。

　　叶季壮不明白，为什么毛泽东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他写信给毛泽东，在信中谈自己的想法，吐为真理而战斗的心声。

　　他不仅为自己受到种种诬陷而忧愤，更为祖国的前途和命运而担忧。他期望为党工作更长的时间，但是，病魔悄悄进入他的体内。

　　叶季壮第二次中风住进了医院。

　　他曾经在1961年第一次中风。那时，尽管条件很艰苦，但党和人民的关怀，使他很快康复。在卧病期间，叶季壮也没有停止工作。在医院里，他向有关同志了解情况，交待任务，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

　　但是，这一次住院已与前次不能同日而语了。国家开始动乱。叶季壮的心情更坏，病情终于恶化。1967年6月27日，叶季壮带着忧愤，告别了人世，享年74岁。

　　但是，林彪仍然不放过叶季壮。葬礼非常冷落，连个签到簿都没有。前来参加追悼会的周恩来等不满意这种做法。他对到会的同志讲起叶季壮在建军、后勤、外贸、外援等方面的贡献，流露出对这位老部下的深切怀念之情。 (摘自：《开国部长》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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