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从来没有一个村像大寨一样对中国的农村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

　　她浓缩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农村的发展和变迁，承载了中国农民几代人追求温饱和富裕生活的梦想。

　　在农业学大寨的过程中，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动员了几亿农民投入到农田水利建设中，为20世纪80年代初期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农业生产力的释放奠定了物质基础。

　　在短短的20年间，大寨被时代洪流冲上波峰又跌入低谷。上世纪90年代后，不甘落后的大寨人经历了涅槃般的痛苦转型，努力适应市场经济的规律，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道路。

　　大寨：“昔日圣地”的辉煌、落寞与崛起

　　郭晋晖

　　1963年8月1日，建军节。

　　每年的这一天，山西省太行山深处的小县城昔阳都会举行一场还算盛大的庙会，在商业流通并不便利的年代，庙会吸引着方圆几十里的老百姓。

　　大寨村距离昔阳县城5公里，这场庙会也是村里老百姓的大节日。可是，这一年却让大寨的老百姓有些失望，因为天阴沉沉的，马上就要下雨，他们可能去不了县城了。

　　然而，失望很快就变成了盼望。大寨是一个十年九旱的地方，如果能下场透雨，也就能保证今年秋天粮食有个好收成。

　　“从2号到8号，谁也没有想到这场暴雨整整下了七天七夜，大寨村几乎都被冲没了。”2009年8月17日下午，80岁的宋立英坐在自家的旅游纪念品商店门口对CBN记者回忆起了那段历史。

　　更让大寨人没有想到的是，这场百年不遇的洪灾在给大寨造成巨大损失的同时，也给大寨带来了难以想象的荣耀。在日后的半个世纪中，这份荣耀不仅带给了大寨不尽的鲜花和掌声，更带来了无数的荆棘和泪水。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李留澜说，大寨是一个缩影，它浓缩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农村的发展和变迁，承载了中国农民几代人追求温饱和富裕生活的梦想，今天，这种梦想正在一步步地变成现实。

　　自力更生的富裕村

　　大灾之年，大寨的粮食产量达到42万斤，亩产745斤，卖给国家粮食24万斤，社员人均口粮400斤，各项指标均与上年持平

　　洪水来的时候，新中国最传奇的农民陈永贵不在大寨，他正在昔阳县城开会。宋立英回忆说，陈永贵回来的时候路都断了，村边河沟的水已经有半腰深，是村里会游泳的年轻人把他驮回来的。

　　洪水冲垮了大寨农业合作化以来10多年整修的土地，房屋、窑洞大半坍塌，存粮也被水冲走。据史料记载，1963年洪灾之前，全村共有270多间(孔)房屋和窑洞，且大多破旧不堪，洪水冲垮了190多间(孔)，近半村民无家可归。

　　陈永贵回来以后，村里的老人们忍不住痛哭。陈永贵对村民说，人没有损伤，牲畜也在，这就是大喜事。洪水冲走一个破大寨，咱建设一个新大寨。

　　其实，在洪灾之前，大寨已经是山西省农业的典型。由于地理条件恶劣，为了解决全村300多口人的吃饭问题，大寨人在耕作土地方面发明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

　　最被那个时代中国人熟知的是三战狼掌窝。大寨地处太行山土石山区，大自然的七道沟八道梁将一面山坡的土地分割得支离破碎。狼掌窝是大寨最大的一条沟，1955年、1956年两次治理均被洪水冲垮，1958年大寨提出打弓形坝。

　　大寨村委会会计贾海文对CBN记者说，弓形坝是陈永贵的发明，当年大寨造田的主要方法是在沟里面垒砌石头，再用土来填平，这样就造出了海绵田。但海绵田经不起洪涝灾害，洪水连续两次将石坝冲塌，泥土全部被冲走。

　　陈永贵下雨的时候出来观看，发现之所以窑洞下雨的时候没事，是因为窑洞上面是弓形的，把雨水带来的冲击力从两边分散走了。第三次治理狼掌窝时，大寨人就建了弓形坝，从此，大寨梯田多次经历了洪水的考验。大寨人大战狼掌窝的事迹后来被编入了中小学语文课本。

　　大寨人改造“七沟八梁一面坡”也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原来，大寨最大的地块也只有一亩多，最小的只有几厘，全村一共有4000多块土地。经过改造之后最大的有20多亩，最小的也有1亩多。

　　大寨人还总结出来诸如合理密植、深种深刨、一茬变两茬等等科学种田的方法，使得亩产量超过了平原地区良田的产量。像“一茬变两茬”小麦和玉米套种，一亩地产量达到1600多斤。

　　据《大寨村志》记载，1960年大寨人均收入突破百元大关，劳动日分值达到1元，成为昔阳县首屈一指的富裕大队。

　　大寨村的事迹引起了山西省委、省政府的关注，1960年8月3日，《山西日报》发表社论《陈永贵——支部书记的好榜样》。此后，省内去大寨参观的人就陆陆续续地多了起来。

　　宋立英说，1963年的大寨虽然土地耕作得非常整齐漂亮，但村容村貌依然是破破烂烂的。突然而至的洪灾，让大寨人不得不重建家园。而这个时候，陈永贵做出了一个决定，提出“三不要三不少”的口号。

　　“三不要”是不向国家要粮、要款、要物资；“三不少”是，当年卖给国家的粮食不少、分给社员的口粮不少、集体收入不少。

　　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当时昔阳县送给大寨的救灾物资已经运到了村口，陈永贵让他们拉回去送到受灾更重的地区。宋立英还记得当时的情景，为了鼓励村民，陈永贵提出了自力更生十大好处。陈永贵吸烟且不识字，他想到一条就说一条，下乡干部就记在烟盒上。

　　重建大寨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过程。在1963、1964、1965这三年，大寨村民白天在地里劳作，晚上就盖房子，有时一天只休息三四个小时。

　　贾海文还记得儿时的情况：早上天还不亮父母就下地了，然后再派人一家一家把做好的早饭端到地里去。有时候要干活还得等一会再吃，如果是冬天，就这么一会的工夫，饭就冻了。大寨人把这个叫做“冰碴饭”，吃过以后接着再干。夏天也是下午1点多才回家，春秋冬三季早晨、中午根本就不在家吃饭，到了晚上八九点才能回到家。

　　大灾之年，大寨的粮食产量达到42万斤，亩产745斤，卖给国家粮食24万斤，社员人均口粮400斤，各项指标均与上年持平。

　　大寨人艰苦奋斗的精神传到了北京。1964年2月10日，《大寨之路》在《人民日报》头版刊登。当年12月底召开的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总理把大寨精神总结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

　　大寨是个名副其实的小山村，迄今仍然只有216户，523口人。无论是从地理方位、土地、人口、粮食产量以及工业产值等等方面来衡量，大寨都没有优势能让自己从中国64万个行政村中脱颖而出。

　　然而，大寨又是那么的不平凡。1966年8月12日，经毛泽东同意，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公报中第一次向全国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作为全国农业的一面旗帜，在最辉煌的时代，大寨一天接纳各地参观的人数有2万人。

　　据官方资料统计，从上世纪60年代中叶到70年代后期，大寨共接待来自全国参观者多达960万人，其中1967年突破100万人，1968年突破200万人，1969年超过276万人。

　　去过大寨的人都可以想象那会是一个多么摩肩接踵的场面。因为大寨村占地面积只有1.88平方公里，而且绝大部分都被虎头山占去了，村委会前的小广场也不过几百平方米。

　　宋立英家就在小广场西侧的山坡上，与郭凤莲和陈永贵相邻而居。宋立英和她的丈夫贾进财是当年大寨村里最有名的老劳模。

　　宋立英是大寨第一位女共产党员，多年担任大寨村妇女主任。贾进财是1945年大寨解放后第一任党支部书记，他发现陈永贵的能力之后就主动让贤，从而成就了新中国历史上最传奇的农民陈永贵。

　　陈永贵的不平凡早在大跃进时期就已经显露出来。在浮夸风最严重的时代，陈永贵顶住压力，坚持把大寨的亩产数字500斤上报，这在昔阳县只此一家。而同一时期将玉米产量报为2000斤、土豆1万斤的村庄比比皆是。

　　来大寨的人都想看看陈永贵，但很少有人能够如愿。因为陈永贵制定了非常严格的管理制度，不能因为外边学大寨而把大寨的生产秩序搞乱。

　　1975年到1980年，陈永贵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达到了其政治生涯的巅峰。他始终保持农民本色，一块白毛巾、一件对襟衫、一双农家鞋是他标志性的装扮，即使在中南海，这种装束也从来没有改变。

　　在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期间，陈永贵提出“三三制”的工作原则，即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中央，三分之一的时间在面上跑，三分之一时间回大寨蹲点。在任时，他一回大寨就下地干活。

　　从一个普通农民，一跃而为国家领导人，后又复归于平民，陈永贵这一生是中国特定时期政治的缩影。大寨的命运和陈永贵个人起伏紧密相连，随着1980年陈永贵从国务院辞职，大寨也迎来了最落寞的十年。陈永贵辞职后在北京定居，一直到1986年3月26日因肺癌逝世，再也没有回过大寨。

　　落寞十年

　　1980年是大寨的转折点，陈永贵去北京了，郭凤莲也离开大寨去昔阳果树研究所当了副所长。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的批语》对农业学大寨运动功过进行了总结，清除了农业战线上的“左”倾错误。

　　文件指出：“在某一地区的实践，证明是先进的、有效的经验，在其他地区推广，就不一定是或完全是先进的、有效的。”

　　这个文件把大寨推下了神坛，大寨从人声鼎沸很快就转为“门庭冷落车马稀”，大寨村民承受了极大的心理落差。

　　大寨旅行社是大寨最豪华的酒店，是在大寨最兴旺的时候建立的，用来接待党和国家领导人。随着大寨被冷落，大寨旅行社空无一人，以前用来招待全国各地的参观者和外宾的巨大餐厅落满了尘土。其中一个大礼堂，已经年久失修，从那个破窗户往里边看，甚至可以看到鸟在里头飞。

　　在这十多年中，大寨的经济止步不前，村民的精神面貌整体表现出一种时代大潮退去之后的迷惘。大寨村第一个从事个体经营的村民赵华晓对CBN记者说，当年大寨人出去都不说自己是大寨人。

　　贾海文回忆当时的情况说，由于实行了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村民能粗粮换细粮，还能种小菜园。生活水平比以前好了很多。但集体经济非常单薄，工业企业和集体福利基本上没有。

　　“从各个新闻媒体报道中看到人们对大寨的说法、看法，说村民‘敢怒不敢言’，但其实是没有地方听我们说，我们也不知道如何才能把大寨当年的荣誉夺回来。”贾海文说。

　　2006年，时任大寨森林公园经理的贾新文在接受山西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口述大寨史》课题组成员董永刚采访时说，大寨上世纪80年代初停下来的原因，一个是当时老百姓转不过弯子来，二是社会对于大寨宣传不公正。

　　宋立英说，大寨十年间换了四任党支部书记，但始终不见起色。上世纪80年代初曾任山西省委书记的王谦去大寨的时候对宋立英说，如果想让大寨振兴起来，还是要让郭凤莲回来。

　　从1990年开始，宋立英和贾新文等人多次向昔阳县委提出要求请郭凤莲回来主持大寨的工作。1991年11月15日，郭凤莲重返大寨。这个消息甚至被《人民日报》报道，连郭凤莲自己都感到有点震惊。

　　二次创业

　　赵华晓是大寨村第一个个体户，1983年他不顾家里的阻拦辞去村办工厂的工作，开了一家小卖铺。当时村里只有一家供销社，供销社上下班的时间和村民在地里干活的时间一样，给村民购物带来很大的不方便。

　　赵华晓瞅准这个时间差，卖的都是村民必需的日杂货。一两年下来就赚了两三万元钱。“虽然心里高兴，但我从来都不敢公开承认自己赚了钱。”赵华晓在接受CBN记者采访时说。

　　在当年村民的观念中，个体户是很丢人的，社会地位甚至不如村办工厂的临时工。曾经的荣耀让大寨村民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大部分村民的思想观念僵化，在新一轮的时代大潮面前无所适从，像赵华晓这样对于市场经济有着天然嗅觉的人更是凤毛麟角。

　　解放思想成为郭凤莲回到大寨之后面临的首要难题。1992年初春，郭凤莲让大寨一户出一人前往河北省高迁村学习，一共去了130个人，租了两辆公共汽车。贾海文是其中一员，他去了之后深受触动，高迁村工业企业已经形成规模，村民们住的是“小二楼”。

　　之后郭凤莲又多次组织老党员、老干部、村委会骨干到大邱庄、华西村、南街村、刘庄等地学习，这些村庄当年都是“农业学大寨”的先进村，而如今他们都成了大寨的学习榜样。

　　考察回来之后，郭凤莲对村党支部进行了新老交替。大寨新党支部确定了“发展商品经济、非农兴村”的思路。1992年，大寨经济开发总公司成立，郭凤莲出任总经理。

　　大寨羊毛衫厂是大寨经济开发总公司的第一家企业，之后又建了大寨制衣公司、水泥厂、酒厂、农牧公司、旅游公司以及核桃露厂等等。在这17年中，这些企业发展有好有坏，但总体来说，大寨的集体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

　　2008年，大寨年产值达到3亿元，人均收入1万多元，经济收入比1980年增长1400多倍，人均收入增长54倍，上交国家税金1791.4万元。

　　郭凤莲表示，大寨经济开发总公司从2005年开始进入了回报期，近年来每年能够向大寨村委会上交纯利润500万元，用于改善村民的社会福利。

　　大寨村民享受的社会福利让邻村人颇为羡慕。1993年，郭凤莲就向大寨村年满60岁的老年人发放养老金，从每人每月40元起步到2008年已经涨到60~69岁每人每月200元，70岁以上300元，大寨村每年在这一项上支付24万元。

　　大寨村在1998、2003和2009年分三次新建了近100户住宅，村民只需要支付相当于房屋总价的三分之一就可以搬入新居，集体补贴三分之二，总补贴金额达1000万元。

　　此外，大寨实行从幼儿园到初中的免费教育，对每个考上大学的学生给予每年800~1000元的奖学金；除去国家统一的农村合作医疗之外，大寨村委还给予每人每年1000元的大病现金补助等等。

　　大寨的发展带动了当地和周边村民的就业。大寨村基本上没有闲人，有近200人从事个体旅游业，每户年平均收入能够达到2万多元。而在大寨的工业企业中，周边村民占到了大多数。

　　大寨的新挑战

　　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大寨陆陆续续将480亩不便于机械耕种及土壤土质不太好的地退耕还林，现在大寨可以耕种的土地只有510亩，人均不到1亩，主要用来种植玉米、杂粮和豆类。

　　曾经为大寨带来无限风光和荣耀的农业已经在大寨的经济总收入中变得微不足道，只占到0.3%。工业所占比重超过40%，每年到大寨旅游的人数将近30万，给大寨村带来100多万的收入，占到总收入的将近40%。

　　中国知名村庄如大邱庄、华西、南街等都存在一些共同点：一个强势而智慧的领导者；以经营企业的思路来治理乡村；工业，尤其是重工业是这些村庄的经济命脉。

　　大寨与它们有类似又有不同，最大的不同在于，大寨的工业发展并不太理想，这些年来并没有形成主导产业和核心支柱产业，虽然企业不少，但企业之间的关联度很小，形不成具有规模效应的产业群。

　　目前大寨经济开发总公司旗下最大的企业是大寨中策水泥有限公司，1994年由香港中策投资集团与大寨合资开办，目前年产值3000多万，实现利税400多万元，每年向大寨经济开发总公司上交100万。

　　创立于2001年的大寨核桃露是一个成功的例子。阳泉盂县南娄村的煤老板李进章赚到钱之后进行产业转型，生产铝塑管和核桃露，他向郭凤莲提出以大寨品牌入股，核桃露每年向大寨村交60万元的品牌费。

　　郭凤莲在接受CBN专访时也表示，大寨驾驭工业不太容易，未来大寨将更多地走与其他企业联合发展的道路，而不会单独开办大型企业。

　　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员、《口述大寨史》副主编刘晓丽在接受CBN采访时表示，在大寨的八大产业中应该重点发展旅游业，尤其是应该和山西省红色旅游项目以及文化产业发展结合起来，大寨精神是独一无二的，应该重点以此为特色来发展。

　　旅游业将是未来大寨重点发展的龙头产业。今年6月，大寨成立了大寨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全村216户，每户出资2000元入股，今后每年将大寨旅游收入的30%用于村民分红。贾海文说，这是一个长远的打算，只要大寨的旅游业能够发展，村民就能分享到发展的成果。

　　大寨旅游经过这十多年的发展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从景点布局来说，大寨本身空间并不大，景点相对集中，旅游中留不住人的情况严重。

　　很多客人早晨从太原出发，中午到达大寨，下午游览虎头山，还能赶上下午5点公交回太原住宿。这成为大寨旅游投入与发展餐饮、住宿的瓶颈。大寨对这个问题思考多年，并没有找到好的解决办法。

　　

　　大寨缺什么？

　　郭晋晖

　　我们第一财经采访小分队大寨之行的最后一顿午餐是在大寨饭店吃的。 大寨饭店就在大寨村口，老板娘李巧荣是大寨村第一个开饭店的人，她和第一个开小卖铺的赵华晓一样，几乎都可以被写入大寨村志了。

　　李巧荣很不简单，她虽然没有赵华晓那种对于社会转型先知先觉的敏感，但她却在务实而略带“狡猾”的天性指引之下，懵懵懂懂地开始了市场经济之旅。

　　吃完饭的时候，李巧荣让我们带一袋洗过的李子上路，这是她从大寨村里的李子树上摘的。条件是，让我们在稿子中提一提她的大寨饭店。

　　我对她的这种行为并没有什么反感，相反，我认为这可能是大寨目前最缺乏的一种精神。历史赋予了大寨炫目光环的同时，也让大寨人背负了沉重的思想包袱，这成为大寨走向市场经济最大阻碍之一。

　　为了撰写《口述大寨史——150位大寨人说大寨》，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课题组的董永刚曾经在大寨生活了两个半月。他对我说，在某种程度上，很多大寨人仍然沉浸在当年的荣耀之中，崇尚苦干实干，而缺乏市场经济所需要的灵活性。

　　这可以被看做是中国农民极为淳朴的本质，但也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素质有所差距。上世纪60年代，华西村曾经是“全国学大寨”的一面红旗，而同时，村支书吴仁宝却抽调20个人在村里偷偷办起了小五金厂。如今华西村的年产值远远超过了大寨。

　　我也曾问赵华晓，大寨人是不是有点小富即安？他说其实大寨人的生活一直都是相对比较富裕的，现在大寨所取得的进步与大寨的历史地位并不相称。

　　“如果说现在大寨是前进了三步，但事实上她是可以前进十步的，大寨的发展还是落后于这个时代所提供的机会。”赵华晓说，他希望大寨能够走得更快一点，这是大寨利用历史光环发展自身的最后机会。再过十年，更年轻的一代人将不再知晓大寨留给中国的历史记忆。

　　大寨发展靠什么？董永刚和赵华晓都认为是人才，而这恰恰却是大寨的软肋。

　　这些年大寨考出去的大学生除了当村官的，没有一个回到大寨来。而没有考上学校的年轻人则满足于村里所能提供的工作岗位，没有人愿意出去闯荡，这使得新一代的大寨人视野不够开阔，这也不利于大寨的发展。

　　大寨中策水泥公司总经理刘旭峰已经感觉到人才匮乏给企业带来的制约。水泥厂有170多人却没有一个人能够修理微机，每一次机器出现故障，都必须从县水泥厂请人过来。

　　刘旭峰也曾动过引进大学生的念头，但他明白企业所能提供的工资和软环境无法留住大学生。这也是大寨企业所面临的共同难题。

    新浪声明：此消息系转载自新浪合作媒体，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