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广久（图片来源：中国网）

　　“傻子瓜子”的创始人年广久出生于1937年，小时候就失去了父亲，在安徽芜湖一家人靠乞讨、摆小摊糊口，年广久早早地就学会了街头叫卖。

　　新中国成立后，年广久还是在街头摆小摊，政治运动接二连三，1963年年广久因投机倒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出狱后为了维持生活，年广久炒起了瓜子。

　　当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之时，大地回春，年广久的炒瓜子小作坊很快发展到100多人的“大工厂”，红极一时。1983年底，有人把年广久雇工的问题反映到上面，于是，年广久是资本家复辟，是剥削的说法开始传播起来，安徽省委派专人到芜湖调查年广久，并写了一个报告上报中央，惊动了邓小平。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指出：“我的意思是放两年再看，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了吗？”

　　1986年春节前，傻子瓜子公司在全国率先搞起有奖销售，并以一辆上海牌轿车作为头等奖，3个月实现利润100万元，但好景不长，中央下文停止一切有奖销售活动，让年广久的销售计划大乱，公司血本无归。

　　1987年底，芜湖市对年广久经济问题立案侦查，1991年5月，芜湖市中院判决年广久犯有流氓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期3年。令年广久没有想到的是，邓小平又一次保护了他，“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100万元，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邓小平南方讲话又一次提到了“傻子瓜子”，让年广久起死回生。1992年，年广久因经济问题不成立而获释。

　　2000年8月，年广久将“傻子瓜子”的商标等全卖给了长子和次子。据说，如今年广久已68岁，在家调教年仅4岁的儿子。

　　谁也无法替代的个私经济标本人物——傻子年广久

　　傻子瓜子的创始人年广久，坐过三次牢，离过三次婚，他的名言是“离婚不可怕，坐牢不可怕，人最怕的是一生什么事情都干不成。”

　　他张扬的性格，以及在历史转折关头惊人的举动，使他的前半生几乎都处在社会的聚光灯照耀之下，他的名字多次被邓小平提起，并被收入邓小平文选。赞许他也好，非议他也好，在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历史上，他第一商贩的地位无人能够动摇。

　　今年五月，在江西南昌举行的一个全国企业家会议上，年过古稀的年广久接受了记者1个多小时的专访。

　　和不少先富起来的人一样，傻子不识字，恰恰因为没有文化，所以很少有顾忌，靠着敢闯敢干的精神、吃苦耐劳的作风和灵活的生意头脑，他和一批傻子们博取到人生的第一桶金。不过，他这第一桶金来得太丰盛也太沉重。

　　年广久出生在1937年，因淮河水灾，随父亲到芜湖，从小就过着沿街叫卖的日子。1963年，因为贩鱼，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罪名是投机倒把。1966年，文革开始，又因为贩卖板栗等，被关了20多天，这次的罪名是“牛鬼蛇神”。碰上别的人，有过两次牢狱之灾或许会放弃做生意，让自己过过太平日子，然而年广久之所以是年广久，就因为他从来不懂得放弃和改变。从牢门里面走出，他继续他的小贩生活，先是卖水果，最后选准了他终身为之奋斗的事业，炒瓜子。说瓜子是一种事业，或许有人会笑，但年广久看得很认真，他对记者说，你不相信吧，小小的瓜子，在那个年代，可以炒出100万。

　　100万倒底怎么来的，年广久说，一是起早贪黑的干，再就是别人买他一包瓜子，他就抓一把送人，就算人家不要，他也要硬塞到人家兜里，傻子的绰号因此而来。从1966年到1976年，当全国处在轰轰烈烈的文革运动中时，傻子悄无声息得赚下了100万。如果换了别人，可能会藏富，但傻子却偏偏要抖富，他那个时候最大的乐趣是晒钞票。他对记者说，“那时候最大的票子也就是5块，10块，家里的钱用麻袋装，天阴就会发霉，天晴的时候我就搬出来晒在院子里面，几十万就那么晒着。市委的一些人对他说，你胆子不小。我就对他们说，我的钱发霉了，不晒怎么办？”

　　搞个体赚了100万，在当时很多人看来，这钱的味道有点不正。于是报告层层打，最后放到了邓小平的案头。邓小平明确表态，“放一放”“看一看”，六个字，保住了傻子的平安。

　　邓小平的这次表态，时间是在1980年。随后，中国个私经济从夹缝生存的状态下解脱出来，走上发展之路。1982年12月4日，在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权益。”这一天起，个体经济的地位正式得到了认可。看准了社会发展趋势的年广久决定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他开始雇工。雇工在那个年代是极为敏感的事情，按照马克思的观点，雇工超过8人就不能算个体，而是资本家，是剥削工人。年广久的雇工一开始就是10人，最后发展到140多人。工厂的兴旺让年广久这个大胆的傻子都感到害怕。他半靠在椅子上说，那个时候，钱多了也让人怕。

　　害怕了的傻子要为自己找个保护伞。1984年，他主动提出和国有企业联营，为自己带上一顶红帽子。7月1日“芜湖市傻子瓜子公司”正式挂牌，公司由新芜区劳动服务公司和芜湖县清水镇工业公司出资30万，年广久以商标权和技术入股，并担任总经理，向这两家公司交纳18万元的利润之后，其余部分年广久所有。

　　然而，合资开始后，年广久发现，和国有企业的合作困难重重。直到现在，合作时遇到的一幕幕还总在眼前闪现，他坐在茶几的另一头，大声对记者说：“我的规矩严格，不能在公司里面吃早饭，有人就说我剥削工人，资本家，那他们就没有想想，他在这里吃早饭，占用上班的时间，是不是在剥削企业，他就不说他在国营企业的时候只能拿40块钱一个月，在我这里拿500？” 在今天看来，年广久和国有企业的领导及职工的这种争论，最多也就是不同的企业文化之间的冲突，而且从企业经营的角度来看，年广久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但在那个年代，问题要复杂的多，这种矛盾被看成阶级斗争，拿着500块钱一个月工资的工人并不因为自己的收入增长了10倍而感谢年广久，反而人前人后的骂这个“资本家”。于是雇工的问题再次反映到高层，邓小平在中顾委的一次会议上，又一次提到了傻子，他说：“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领导人的直接点名，能量是巨大的，傻子再次度过难关，中国的个私经济的发展也没有因为傻子雇工事件中断。但年广久的生活并没有因此一帆风顺，一个人之所以被一段历史铭记，往往就因为他喜欢站在风口浪尖上展现自己的锋芒。年广久就是这样一个人，要么不做事，要做就做得惊天动地。从雇工事件中解脱出来的他，没过多久就卷入了有奖销售的漩涡之中。

　　年广久回忆说，1986年，销售难成为很多企业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傻子瓜子也遇到了，当时全国有奖销售风行。年广久和几个副手一商量，做起了全国最大的有奖销售，一等奖为上海牌小轿车一辆，要知道那个时候的上海轿车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此举一出，市场疯狂，

　　2月5日推出有奖销售当天，仅芜湖市场的销售量就有6万斤；2月12日一天全国各地共卖出90万斤，创造了瓜子销售以来的最高纪录；到了2月22日，前后17天，一共销售出476万斤，销售额达700余万元。全国各地来电来函来人要货的络绎不绝，年广久当时有5家工厂，每天24小时不停加工，还是供不应求。

　　3月6日，上头就来人，把31号文件放到我面前，正式通知我：“国务院来个文件了，全国有奖销售活动，因有人趁机提价，推销残次商品，欺骗顾客，扰乱市场，因此一律废止。” 一纸通知，让沸腾的市场变成坚冰一块。不出几天全国各地都来退货，瓜子都变质了，资金不能回笼，法律纠纷也来了，最终导致公司亏损63万元。年广久经历了生意场上最大的一次挫折。然而，这只是一个开头，麻烦接踵而来，因为一些财务纠纷，加上年广久张扬的个性得罪了不少人，有人告他贪污。年广久怎么都想不通，企业都是我自己的，我拿自己的钱，还写了条子，也能叫贪污。一怒之下他闹到市委。据说，火头上的他居然扇了当时市委书记一个大耳光。

　　年广久知道自己这次过不了关了，除了贪污罪，他还被告流氓罪。 1987年底，芜湖市对年广久经济问题开始立案侦查。1991年5月，芜湖市中院一审判决年广久犯有流氓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这一次，为年广久带来转机的还是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再次提到了傻子的大名。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回忆说：“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 ‘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 就这么几句简单的话，芜湖市检察院主动撤诉了，1992年3月13日，年广久被无罪释放。

　　回忆一生中三次牢狱之灾，年广久真心的感谢邓小平，他说：“我知道他不是为我一个人说话，他是为很多傻子在说话。我和儿子曾经联名给他老人家寄信感谢，还有几包瓜子表达心意，也不知道他老人家收到没有。”

　　这次出狱的年广久已经是知天命的年纪，人老了，心却依然年轻？年广久多次对记者说，坐牢没什么可怕的，坐牢让我想到了开专卖店。专卖店，这个词可能是老年年广久最大的发现。按照他的说法，专卖店可以省去商家的层层盘剥，直接将产品送到消费者手中。他对目前大型商业企业盘剥供应商的做法极为不满，一边用手比划一边说，：“你不要看超市到处都是别人的，没有我傻子的瓜子，我不愿意进超市。他压你的钱，你看你 去超市拿钱，先到一个什么部，他抽屉一开，你要朝里面丢票子，他告诉你去另一个部。到了下一个部，他再把抽屉拉开，你又朝你面丢票子，这样才能拿到钱。我的这个是事实。我做专卖，现金来回，你拿货就要出钱。卖不掉，我可以给收回来，只要没有过六个月的保质期。”

　　说道这里年广久得意的笑了，那种神情就像提起他当年赚了100万那么开心。问他专卖店赚了多少，他说4个亿。他的目标就是在全国每个城市都开起傻子的专卖店，只要哪个地方没有他的店，他晚上就睡不着觉。结束采访的时候，年广久的第四任妻子给记者换上了一杯新茶。这让记者不由自主的再次想起年广久的反复重复的一句话。坐牢不可怕，离婚不可怕，可怕的是一辈子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因为想做成中国最大的瓜子品牌，性格张扬、敢想敢干的年广久在跌宕起伏中书写着戏剧般的人生，而这出戏的起承转合恰恰暗合了改革开放30年个私经济发展的历程。

　　30年弹指一挥间，问及他现在最大的快乐是什么，老傻子眯缝着眼睛说，自由，赚钱的自由，做事的自由，现在就是赚再多的钱也不会怕的睡着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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