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的中国阐释者樊纲(图片来源：中国网）

　　樊纲1953年9月生于北京；祖籍为上海市崇明县。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78年考入河北大学经济系；1982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系主攻西方经济学；1985年至1987年赴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及哈佛大学访问研究；1988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91年、2005年两次获孙冶方经济学优秀论文奖。2004年被法国奥弗涅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兼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教授。主要著作《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主笔)、《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中国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等学术专著和《走进风险的世界》、《发展的道理》等论文集，在《经济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了《灰市场理论》、《论改革过程》、《改革的动态理论》等学术论文近百篇，近年来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暨“过渡经济学”。

　　除受政府委托进行研究并就各种经济政策问题向政府各部门、各地方政府提供咨询、建议，并在国内担任多种社会职务外，近年来被世界银行、UNDP，ESCAP，OECD等国际组织聘为经济顾问，应邀到许多国家讲学访问、参加学术会议与合作研究，在国际经济学刊物上发表英文论文多篇。他的有关中国经济问题的论点经常被国内报刊杂志、电视传媒以及CNN，New York Time，Financial Times，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te，Wall Street Journal，Handelsblatt，Nikkei，BBC等重要国际报刊、电台、电视台所引用。

　　两次获孙冶方经济学优秀论文奖及“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荣誉称号，2005年和2008年两次被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与《观点》杂志评选为“世界最受尊敬的100位公共知识分子”之一。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兼任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等校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暨“过渡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界，有一颗璀璨夺目的明星——他，曾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出色阐释者；他，曾被《世界商业评论》评选为2004“中国最具影响力的10大经济学家”之一；他，曾经年少成名，20世纪90年代初就与魏杰、刘伟和钟朋荣一起被称为“京城四少”；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位心系国家和民族命运，始终用一个经济学家特有的理性，分析中国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现实问题，为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保驾护航的，有着强烈责任心和使命感的学者。他是谁呢！他，就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樊纲。下面，就让我们走近这位经济学家的命运之旅，看一看他光环与荣誉背后的淡泊名利、执著于学术的“普通人生”。

　　质疑声中读书命运流里悟“道”

　　1969年，初中还没有毕业的他便赶上了上山下乡的浪潮。而且这一下就是8年，艰辛的体力劳动和食不果腹的农村生活让这个号称是“在中南海旁边长大的孩子”经受了巨大的生理和心理的双重考验。如果仅凭这一点，樊纲与他的同龄人相比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他之可贵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依然葆有的那种不言放弃的精神。劳动之余，年轻的樊纲总是搜罗文史哲等各种“杂书”来读，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到各种苏联的小说都成为他宝贵的精神食粮。尽管也曾迷茫和彷徨，尽管自己的努力受到过很多人的质疑，但正是这样，让他的读书少了一些功利的色彩，多了一些理性的思考和分析。用樊纲自己的话说就是，“我想揭开中国问题之结，想用自己所学、所悟的一些东西去尝试一番。”同时，早期读马列原著的经历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混乱的经济政策也激发了他对于经济问题的浓厚兴趣。

　　1977年樊纲从村里的广播中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后，他也曾犹豫过：小学的学历能让自己迈进“天之骄子”的行列吗？经过一番思索，樊纲终于说服自己毅然决然地报了名，投入到紧张的复习生活中。同年，樊纲如愿被河北大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专业录取，从此跨进了经济学的大门。在樊纲看来，与他的父辈们相比，他们这一代人是幸运的。尽管插队的经历，让樊纲牺牲了很多读书的时间，但是并没有完全阻断他对当时很多现实问题的思考，再加上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期。而他的父辈们则在经过多年的积累和学习之后，在本该出成果的时期，被迫离开了自己的事业，有的甚至从此荒废一生。所以，在樊纲看来：“个人是渺小的，其命运是由社会的命运来决定的，因此，只有改变社会的命运才能改变个人的命运！”

　　小院里问学国门外求“经”

　　当时的河北大学聚集了一大批国家计委的下放干部，这使得该校经济学师资力量非常雄厚，也使得刚刚进入经济学研究殿堂的樊纲越发对研究经济问题痴迷。因此，本科毕业后，继续读书深造成为樊纲非常明确的目标，而洋溢着浓郁学术研究氛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成为樊纲不二的选择。1982年，经过一番努力，樊纲如愿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系，师从著名经济学家朱绍文先生，主攻西方经济学。这段学习经历对樊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当时研究生院的所有学生学习都非常刻苦，对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倍加珍惜。而那时的中国也处在急剧变迁的时代，国家百废待兴。由于很多学科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研究还很薄弱，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理解也不是很深刻。这深深激励着作为中国一流人文社科人才培养基地的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广大青年学生们。当时，他们都有非常大的抱负，思考的都是国家大事，想的都是如何解决中国的各种现实问题。寝室中、食堂里都成为各种不同学科背景的学生交流的重要平台，这种相互之间的交流也拓展了他们的视野。当时的社科院研究生院聚集了一大批著名的专家学者，这使得研究生院的学生可以始终接触到国内各学科研究的前沿。身处这样的环境中，使得樊纲具备了扎实的理论功底。至今，每当樊纲回想起这些往事的时候仍感到无比的骄傲与自豪。

　　在这期间对于樊纲的个人成长而言最重要的还是争取到了赴美留学访问的机会。1985年，当时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董辅礽力排众议，把一个由福特基金会资助的赴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及哈佛大学访问研究的机会，给了当时还在社科院研究生院攻读博士的樊纲。到了美国后，学术和商业的双重震撼更让年轻的樊纲深感压力巨大。虽然在国内学习时，他便对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烂熟于心，但是到了美国之后才发现“自己的学科是多么的庞杂，自己离学科领域的前沿还是多么的遥远，所需要学的知识还如此之多”。本来作为哈佛的非正式注册学生，樊纲可以不用读太多的原著，不做作业，甚至可以不去听课。但是樊纲对老一辈经济学家给予的这个机会倍加珍惜。从一开始，他就跟着班上的学生一起听课、做作业、参加小组讨论甚至参加考试，硬着头皮把当时国内还不具备条件开的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经济学主干课程啃了下来。商业震撼则在于美国发达的市场经济与中国国内当时的短缺经济形成的强烈而鲜明的对比，这也更激励樊纲学成回国，为国家的经济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不辜负老一辈经济学家的期望。

　　在学术与参政议政间

　　1988年，樊纲博士毕业后进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这时中国迎来了经济发展的第一个春天，各种各样的诱惑也逐渐增多。但是樊纲却选择了躲进书斋继续做自己喜爱的研究事业。他的朋友钟朋荣回忆道：“当时，演讲，在外面兼职几乎成为一种时髦，而樊纲1987年回国后却一直专注于学术研究。”经过10年的积累，此时的樊纲对自己应该做什么研究、能做什么研究、国家需要做什么研究都非常清楚。所以在各种各样的诱惑面前，他始终能够保持一个学者的淡泊与执著。同时，樊纲也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学术高产期，许多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喷涌”而出，1988年发表在《经济研究》上的第一篇文章即《灰市场理论》就获得了中国经济学的最高荣誉——孙冶方奖；1990年出版的《现代经济学三大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被认为是“中国学者第一部对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关系进行系统分析、对历史上的一些争论进行系统清理的专著”。樊纲被誉为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出色的理论阐释者，更是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出色运用者。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改革进入了关键阶段，中国“渐进式改革模式”的种种弊端开始显现，如国有企业改革停滞不前、社会腐败问题滋生。面对这样的困境，樊纲不是一味地讨论“应该如何”，而是对中国的各种现实问题进行理论实证和经验实证的研究，从而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他运用公共选择的理论框架，通过分析在各种经济政治条件下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冲突，来分析和论证转轨过程中的各种现象与体制改革的政策选择，从而为中国的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随着樊纲学术成果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各种荣誉随之而来：1992年，他获得“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1990年和2004年两度获得的“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2004年，他被《世界商业评论》评选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十大经济学家”之一；2005年，《南方人物周刊》将他评选为“中国魅力50人”之一。樊纲自己却表示，经济学家还是要做好自己的学问，而不必关注这种种的头衔和光环。2006年，樊纲被任命为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作为其中唯一的专家型学者樊纲突显其政策影响力，同时这也是对一位有着扎实理论基础、心系国家责任和使命的学者的最高肯定。渣打银行资深经济学家王志浩(Stephen Green)认为：中国经济运行遇到的挑战日益增强，决策层需要樊纲这样的学者给出独立、有见解的建议。

　　纵观樊纲已经走过的50多个春秋，执著与淡泊是他人生的真实写照。樊纲始终有着自己明确的目标，不管路途有多么艰辛，也不管沿途的风景是多么的美妙诱人，他都从来不曾放弃。尽管理论研究占去了樊纲的大部分时间，但他时刻关心青年学生的学习和成长。他对学生的最大期望是：在学校期间要珍惜学习和读书的机会，既要阅读经典名著，与历史伟人进行思想交流，也要站在学科的前沿，牢牢把握学科发展的基本趋势，更要关注国家的命运，为万世开太平！樊纲说：“人生是一个奋斗的历程！”他实践着、快乐着！

　　精彩观点：

　　收入差距拉大这一趋势将会持续很长时间，至少在将来5－10年内不会逆转。现在，一个人绝对收入水平在提高，但是相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和其他人比较起来，他的收入增长没有其他人快，与高收入者的差距在拉大。中国目前有一大部分人属于这种状况，包括农民、许多工人，虽然这么多年来生活水平都在提高，但是因为社会上有别的人收入增长速度更快，也会感到自己相对贫困了。

　　在一定意义上说，收入差距拉大不可避免，这是改革和发展必经的阶段。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要改掉过去的绝对平均主义，其结果必然是收入差距拉大。大多数人对于收入差距拉大之所以反感，是认为贪污腐败是造成收入差距拉大的根源。但是，即使把贪污腐败都消除了，中国的个人收入拉开差距在我们的这个发展与改革阶段也是不可避免的。

　　我国应该对人民币作一定升值，但升值幅度不能太大，如果每年往上调3%、4%，就能够为全球不平衡状况做出巨大贡献。

　　中国收入差距近一步扩大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即制度和体制问题、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和公共政策缺陷的问题。中国目前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期，这个时期必然会出现收入差距的问题。

　　我不太同意所谓“好市场”、“坏市场”的观点。市场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在市场的前提下，一个较好的经济与不好的经济的差别，其实是在于社会是不是在市场之外又建立了一些其他的制度来校正市场的问题。

　　中国要为长期的贸易摩擦做好准备，为国际贸易和货币体系继续存在的强权政治做准备，为对付货币升值的压力做准备。这已经成为中国发展面临的正常国际经济环境，不需要大惊小怪。

    新浪声明：此消息系转载自新浪合作媒体，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