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界的—代宗师刘国光。（图片来源：中国网）

　　1946年毕业于云南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旋即转到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任助教。1948年9月转到南京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

　　1951年被派往苏联莫斯科经济学院国民经济计划教研室当研究生，1955年获副博士学位。

　　回国后，入中国科学院(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历任助理研究员、研究员、所学术秘书、研究室主任、《经济研究》杂志副主编和主编、副所长、所长等职务。

　　1975年-1980年被借调参与中国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工作。

　　1981年1982年期间，兼任中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1982年-1993年11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期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和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1993年11月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

　　期间1993年-1998年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八届常务委员会委员。兼任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东北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大学教授。曾任国家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理事长；中国生态经济学会会长等职。

　　1988年5月27日被波兰科学院院士大会选为该院外国院士。2001年9月20日被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大会选为该院荣誉博士。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

　　著有《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经济改革与经济调整》，主编有《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若干理论问题》、《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等。

　　评 价：

　　刘国光教授是当代中国最著名和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

　　多年来，他潜心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理论研究，成就非凡。特别是1978年以后，在兼收并蓄现代东、西方经济理论科学成果的基础上。

　　他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和宏观经济管理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精辟而深邃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建议。对促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确立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理论作出了巨大贡献。

　　早在1979年，在被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圈定为“标兵文章”并在党内传阅学习，后来发表于《经济研究》的《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一文中，他就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对经济模式进行根本性变革，对旧体制的弊端进行透彻的批判，对斯大林的集权主义经济学进行有效的排除；新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必然走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道路，计划应是指导性计划，主要调节宏观层次，市场主要调节微观层次等；这些观点为后来中国理论界确立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模式作出了前瞻性贡献。

　　1982年9月，在发表于《人民日报》的《坚持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方向》一文中，他率先提出，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买方市场”将逐步形成，价格趋向合理化，要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的观点；这一观点当时曾受到保守观点的批判，但后来改革的实践证明了它的正确性。

　　1984年以后，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了“过热”现象和政策性通货膨胀势头，他和一些经济学家敏锐地洞察到这将妨碍经济建设和改革的健康发展，提出了“为改革创造相对宽松环境”的理论和政策主张。

　　在1987年我国理论界和宏观决策界就1988-1995年中期改革思路的讨论中，针对当时部分同志主张改革和发展都要快速推进、用“适度通货膨胀，支持高经济增长的论点，在他主持和倡导下，以他为主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提出了以整顿经济秩序、治理通货膨胀、有选择地深化改革的著名的“稳中求进”的改革思路：这一思路的正确性已被1988年7—8月的抢购风潮和1988年9月以后实施的“治、整、改策略”从反、正两方面予以证实。

　　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进入新阶段后，针对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吨，他又率先提出，国民经济要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我国经济必须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即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和 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经济体制的选择和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和更新，应成为经济工作始终关注和决策的重要内容”。

　　此外，他在诸如国有企业改革、现代化企业制度建设、国家宏观调控、金融体制改革等几乎每一个改革方面 都有重要的利润建树。由于他的理论正确反映和体现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实际，使之不仅广为经济学界所推崇，而且成为直接影响政府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决策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他本人则成为一名具有超前改革意识的政府高级顾问和经济掌界德高望重的—代宗师。

　　刘国光教授治学严谨求实，他强调，经济学研究应与中国的具体实践、与当代市场经济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他的信念和目标是为富国强民而探索真理、追求真理、坚持真理。虽然他在学术界上已硕果累累，他仍在追求经济科学真谛的道路上孜孜以求、奋进不止，利用繁忙的公务之余、频繁的应邀讲学之隙，研判经济形势、剖析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问题，坚持不懈地为推进我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而无私地奉献其渊博的智慧。

　　授予刘国光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的授奖理由

　　刘国光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的开创性贡献主要集中于社会主义再生产理论、宏观经济管理、中国经济发展、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等方面。

　　一、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早在1979年，刘国光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一文中就深入地论证了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既不互相排斥，也不是由外在的原因所产生的一种形式上的凑合，而是由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所决定的一种内在的有机的结合。

　　为了确保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地区的协调发展，为了维护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和正确处理各方面的物质利益关系，都必须在利用市场机制的同时，加强国家计划的调节。这篇文章的理论观点对厘清当时对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混乱认识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82年在《坚持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方向》一文中，他提出，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买方市场”将逐步形成。价格趋向合理化，要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的观点。他还进一步指出，我们必须着力研究指导性计划的机制问题，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与市场关系中难度最大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坚持改革方向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深刻认识

　　1992年刘国光在十四大前夕《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提出，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一种高度发展了的现象形态，在资源配置的问题上，必须明确用市场配置为主的方式来取代行政计划配置为主的方式，这是我国当时经济改革的实质所在。在配置资源的过程中，凡是市场能解决好的，就让市场去解决，市场管不了，或者管不好的就由政府用政策和计划来管。现代市场经济不仅不排斥政府干预和计划指导，而且必须借助和依靠它们来弥补市场自身的缺陷。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共性主要有价值规律、供求关系、价格信号、竞争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等，其差异主要是由于市场经济不能脱离它存在于其中的社会制度的制约。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从政治制度上说，最重要的是共产党和人民政权的领导。在基本经济制度上，所有制结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包括个体、私营、外资经济在内的不同所有制可用不同形式组合经营，各种经济成分和经营形式的企业都进入市场，平等竞争，共同发展。与所有制结构相适应，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按其他生产要素分配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运用市场机制合理拉开差距，刺激效率，同时运用多种调节手段，缓解分配不公，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些基本特征，不能不通过注入较多的自觉性和公益性，对市场经济的运转产生重要的影响，从而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区别开来，廓清两者的界限。

　　三、“双向协同，稳中求进”

　　1984年以后，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了“过热”现象和政策性通货膨胀势头，他和一些经济学家敏锐地洞察到这将妨碍经济建设和改革的健康发展，提出了“为改革创造相对宽松环境”的理论和政策主张，认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需要一个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即总供给略大于总需求的有限的买方市场的条件。与单纯以价格改革为中心或以所有制改革为关键的改革思路不同，他主张按“企业——所有制改革与市场——价格改革”的双向协同配套原则，稳步地、渐进地推进改革。

　　在1987年我国理论界和宏观决策界就1988—1995年中期改革思路的讨论中，针对当时部分同志主张改革和发展都要快速推进、用“适度通货膨胀，支持高经济增长”的论点，在他主持和倡导下，以他为主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提出了以整顿经济秩序、治理通货膨胀、有选择地深化改革的著名“稳中求进”的改革思路。接着在1988年初在十三届二中全会上发言，后来发表《正视通货膨胀问题》一文，强调“稳定物价”的方针的口号不能放弃，分析通胀机理，力陈治理对策，引起广泛反响。他的这一思路和观点的正确性已被1988年后的经济过热和宏观调控成效，从反、正两方面予以证实。

　　四、从“两重模式转换”到“两个根本性转变”

　　在1985年《略论两种模式转换》等文章中，刘国光指出，1978年底以来，我国经济生活的深刻变化概括起来可以归结为两种模式的转换，即发展模式的转换和体制模式的转换。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就是从过去片面追求高速增长为最高目标，外延发展为主要发展方式，不平衡发展为主要发展策略，逐渐转变为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最高目标，以内涵发展为主要发展方式，以相对平衡的发展为主要发展策略。实现发展模式转换的要旨，就是要使速度、比例、效益有一个较优的结合，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高效地增长。

　　经济体制模式的转换，就是从过去过度集中的决策权力结构，直接控制的调节结构，平均主义的利益结构，政企不分的组织结构，逐步改变为以增强企业活力为核心的多层次决策结构，以经济手段间接调控为主的调节体系，把物质利益原则和社会公正原则结合起来的利益结构，以及政企分开的组织结构。实现体制模式转换的要旨，是围绕增强企业的动力与压力。把微观经济搞活，宏观经济控住，充分调动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根治投资饥饿、数量扩张等旧模式的痼疾，为发挥企业活力提供一个良好的宏观环境。

　　他当时就提出，我国经济大变动中同时进行的两种模式转换，必然是密切相关，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不可能指望两种模式转换是短时间里可以很快完成的行动，它们是一个非常曲折复杂的、需要一个历史时期才能完成的过程。传统模式和传统观念的惯性，能上难下的利益刚性，以及转换过程中的预期不确定性，都会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从而影响模式转换的过程。

　　从双重模式转换引申出两个根本性转变的主张。针对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他率先提出，国民经济要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我国经济必须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即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经济体制的选择和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和更新，应成为经济工作始终关注和决策的重要内容”。双重模式转换理论符合当代中国经济演变的实际出发，为两个根本性转变决策，作出了先行的论证。

　　五、论“软着陆”和“治理通货紧缩”

　　1993年下半年—1996年，我国经济运行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在1997年《论“软着陆”》一文中，刘国光深入总结了“软着陆”和治理通货膨胀的成功经验。他认为，在整个体制转轨完成之前，都要坚持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坚持以抑制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与此同时保持经济的适度快速增长：既要坚持“总量平衡、适度从紧、适时微调”的方针，也要抓住稳定、宽松的经济环境，积极推进“两个根本转变”。而抓紧实现“两个根本转变”，是医治我国经济增长大起大落、抑制通货膨胀、搞好总量平衡和结构调整的治本之路。

　　1998年—2002年中国经济出现了通货紧缩。这一期间，刘国光在《略论通货紧缩趋势》等一系列文章中，分析了此轮通货紧缩过程中中国经济运行的机理，阐明：(1)供大于求的矛盾来自初步形成的买方市场，前期过渡投资引发的生产过剩，再加上当期需求不足；(2)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于投资与消费比率失调，收入差距扩大，福利保障教育等预期支出的出现；(3)治理通缩主要依赖扩张性(积极)财政政策，辅以从谨慎从松(稳健)货币政策，不同于治理通货膨胀主要依赖从紧的货币政策，辅以从紧的财政政策；(4)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方针；而积极的财政政策只能是短期的政策；(5)积极财政政策的强化和淡化，主要取决于企业自主发展动力的消长等等论点，这些论点反映了我国此轮通缩经济过程的实际，论证了治理政策的取向。

    新浪声明：此消息系转载自新浪合作媒体，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