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险投资之父成思危。（图片来源：中国网）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

　　1935年6月生，湖南湘乡人，生于北京。软科学专家及化工专家。

　　15岁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前身)。1951年由香港回内地，在广州南方大学学习，后分配到广东省总工会工作。1952年9月入华南工学院学习，1954年转

　　入华东化工学院，1956年毕业。曾任化学工业部沈阳化工研究院技术员，天津化工研究院技术员、室副主任，北京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技术员。1978年任化工部科技局工程师。1981年9月，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管理工程，1984年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MBA)。回国后任化学工业部科技局高级工程师、总工程师。

　　1987年成为全国软科学科技进步奖评审组成员。1988年任化工部科技研究总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1989年任国家软科学工作指导委员会委员。

　　1993年任化学工业部副总工程师。1994年5月至1997年4月任化学工业部副部长，分管科技、发展战略研究、信息、出版等工作，并兼任部经济技术委员会主任。

　　1995年1月加入民建，1995年12月在民建中央第六届四中全会上被增选为民建中央副主席。1996年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管理科学部主任。1996年12月当选为民建六届中央委员会主席。1997年11月当选为民建第七届中央主席。

　　1998年3月任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98年5月当选中国软科学研究会理事长。1998年9月当选为台湾研究会第四届理事会副会长。1999年11月当选为第八届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2002年12月当选为民建第八届中央主席。

　　早年进行过硼资源开发利用的研究，后主持过全国磷资源开发系统研究等科研项目，还指导了汽车用高分子材料的研究。曾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三等奖，化工部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各一项。1998年5月被授予亚洲亚赫玛奖章和荣誉证书。

　　译著有：《硼的硼砂及硼肥制造》、《硼酸盐在水溶液中的合成及其研究》、《无机盐译文集(硼专辑)》等。专著有：《无机盐工业知识》(合著)等。

　　我国风险投资之父成思危经历三转折终成大家

　　今年71岁的成思危仍然每天早晨6点半起床，先打一套太极拳，再学习一个小时的外语。吃完早饭，到大会堂办公室上班。晚上学习到12点。成思危节约时间，看书学习是出了名的。所有的长假对他来说都是写专业论文的时间。他精通7门外语，早年学习化工，后赴美国学习管理学，被誉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

　　成思危的一生有三个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是16岁的时候，他从香港回到内地，开始走上报国之路。第二个转折点是1981年，在化工业已颇有建树的成思危改变专业到美国学习管理学。第三个转折点是1995年，已近60岁的成思危本想退休以后去教书，结果是孙起孟老先生动员他参加民建，从此走上了从政的道路。

　　自强不息报效祖国

　　成思危1935年出生于父亲成舍我是我国现代杰出的报人，一生为创立报业托拉斯而奋斗不息，他创办了《世界日报》、《民生报》、《立报》等多份报纸。当时的中国面临内忧外患，日寇已经占领整个东北，并已显露出其侵占全中国的野心，因此，成舍我给自己的儿子取名“思危”，就是希望他不忘男儿肩负国家安危的责任。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两岁的成思危随全家经天津到上海，最后到达香港。面对破碎的山河，以“天下大任，舍我其谁”自命的成舍我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不忘对幼年的成思危进行言传身教。成舍我常咏读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成思危看着平日表情严肃的父亲一副虔诚的神态，知道这样的事情一定是非常的了不得。

　　如今，成思危在回忆父亲是如何将忧国忧民的情怀深植在他心中时，他说：这种东西就像种子一样种在心灵里了，等你年纪大了，接触的事情多了，这种子就会慢慢地长出来了，你就会觉得原来有这么一种深藏在心里的意识。

　　成思危的父亲曾就读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母亲曾留法学法国文学。在家庭浓厚的文化气氛中，好学聪颖的少年成思危得以饱读诗书。从小就喜爱文学的成思危从4岁开始读唐诗，6岁读《资治通鉴》，鲁迅、巴金、茅盾等著名进步作家的经典著作更是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里觉慧的形象成为少年成思危的榜样和心中的偶像，他曾写下“不羡纨绔逐声色，敢凭愚顽补苍天”的诗句，表达自己的雄心壮志。

　　新中国成立不久，全国掀起了建设祖国的热潮，人们怀着翻身做主人的喜悦，斗志昂扬地投入到这场建设热潮中。这种热潮也传到香港，让追求进步的青年热血沸腾、心潮澎湃。这时，即将中学毕业的成思危已经秘密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广州解放后，由于南下的干部很多不懂广东话，难以开展群众工作，所以组织上就从香港动员一批青年回大陆工作。接到组织上的命令，满怀报国理想的成思危只悄悄地和母亲透露了一点想回内地求学的打算，就毅然决然地抛弃优越的家庭生活，欣然接受了组织的安排。在1951年7月的一天，成思危带着简单的行装，跨过罗湖桥，回到了内地。

　　成思危再次与家人见面已是20年后的1972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他见到了受父亲委托从美国来到大陆寻亲的妹妹成露茜。得知家人移居台湾后，母亲因为思念儿子已抑郁而终，成思危心里感到非常的难受。

　　成思危到广州以后，进了叶剑英当校长的南方大学，学了四个月政治理论，被分配到省总工会。省总工会又派他到民船业工作。在民船业工作的一年中，成思危的身心得到了全方位的洗礼。当时，派去的工作队分成四个分队，成思危担任一个分队的队长。这个分队有20多人，大家各司其职，除了几个负责文字材料的人之外大部分人都随船工作，与船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船民在解放前地位低下，处境悲惨，他们长年累月地生活在水上。船民们生活环境的恶劣深深震撼着成思危年轻的心。成思危也因此深切感到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对于饱受战争创伤的祖国是多么重要。

　　结束在民船业的工作后，成思危被选送到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学习，后又转到华东化工学院学习无机物化工专业，毕业时他获得成绩优秀奖状和奖金，被分配到沈阳化工研究院工作。

　　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后，成思危更加努力地工作。他从事的工作是一个比较新的专业，根据中苏科技合作协定，由苏联专家进行指导。后来苏联专家撤走，就由中国自己培养的科技人员挑大梁。1960年，年仅25岁的成思危就担任了研究室的副主任，主持研究工作。当时，广泛应用于核能、火箭、冶金、农业、医药等领域的化学元素硼和硼化物被西方国家列入对新中国的禁运名单。刚刚进入科技领域的成思危怀着强烈的责任感潜心于对这一新领域的探索之中。他担任过专题组组长等职务，翻译了大量有关资料和论著。到了上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的硼砂产量已达数万吨，不仅可以满足国内生产需要，还可以大量出口。成思危先后进行硼资源开发利用的研究，主持全国磷资源开发系统研究等科研项目，还指导了汽车用高分子材料的研究。他在这些领域的研究成果分别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三等奖，化工部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他翻译和写作了多部相关专著：有译著《硼和硼砂及硼肥制造》、《硼酸盐在水溶液中的合成及其研究》、《无机盐译文集(硼专辑)》等；专著《无机盐工业知识》(合著)等。在二十多年的时间内，成思危成为了我国硼砂工业的科研开拓者和学术带头人，为我国化工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文革”期间，由于有海外关系，成思危被免掉了研究室主任的职务，从事一般科研工作，还当了几个月的锅炉工。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也不愿浪费宝贵的时间。这期间，他继续攻读数学、化学、锅炉学等书籍，自学了法、德、日3门外语，还巩固和温习了英语和俄语。

　　从学习管理学到走上政治舞台

　　1981年，成思危做出了自己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大抉择，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赴美国，到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管理研究院学习管理学。这一年他46岁。一些好朋友曾劝他说，你现在在化工界已经小有名气，再去美国镀个金回来，将来前途无量。你学管理这玩意，资本主义那一套，学回来以后能用吗？但成思危却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中国的科技固然落后，但管理更加落后，没有好的管理，再好的科技人员也发挥不了作用。他认为中国要想富强一定要有好的管理。所以他毅然决然选择了管理学。

　　刚到美国时，连股票都没有见过的他，上美国的资本市场课时，常常听得满头雾水。美国学生用两个小时看完的资料，他得抱着字典花几天功夫。更别提那时根本就没摸过的计算机了，常常因为他编制的程序中一个标点的错误，就得在机房里折腾大半天。虽然困难重重，成思危还是坚持着。留学第一年他就发表了十几篇论文，并赢得美国经济研究及教育基金会奖学金。他用一年三个学季再加上两个假期，念完了六个学季的课。凭着一股韧劲和勇气，成思危两年后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当他把最后一学期的成绩单给他从台湾赶来已八十多岁高龄的老父亲看时，成绩单上是三个A一个A＋。一生都不肯轻易表达情感的老父亲也喜不自禁：没想到你50岁的人了，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

　　小时候父亲亲笔写了“自强不息”4个字送给他做生日礼物。半个世纪过去了，如今父子在这样的情景下相见，所有的默契都在相视一笑中，父子俩都深信“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成思危说，自己之所以能坚持完成学业，是因为自己有着湖南人的驴子脾气，主意一经拿定，九头牛都拉不转。

　　将近三年的美国生活和学习，奠定了成思危未来工作的基础。当时如果他本人愿意，他完全有条件留在大洋彼岸发展。其间，老父亲也希望他能留在美国，再去台湾继承上亿美元的家产。但成思危向父亲表示：改革开放之初，祖国大陆百废待举，更需要懂得西方先进管理科学的建设者。深明大义的老人颔首应允。

　　1984年成思危学成归国后，先后担任化工部科技局总工程师、化工部科学技术研究总院副院长、化工部副总工程师、化工部副部长。其间，他做了大量的关于经济管理方面的学术报告和讲座，向国人推介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和先进的管理理念，以管理科学学者的身份活跃在刚刚起步的中国软科学的研究领域里。

　　1995年1月成思危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1996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两会”上，成思危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1997年，他成为继黄炎培、胡厥文、孙起孟之后的第四任民建中央主席。1998年，在有2944位代表参加的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又以2905票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这个名字从此与中国的政治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采访中记者问成思危副委员长：“您当初选择改行学经济管理的时候，预计到将来一定会用得上吗？”成思危回答说，1979年他曾有机会到美国访问，的确看到了美国的强大和富裕、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可是资本主义制度又的确存在着很多的缺陷。强国富民是每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心愿，所以，他坚信自己的选择是对的。但真正让他豁然开朗的是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构想。邓小平第一次比较全面系统地回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搞”、为什么要搞、怎样搞的问题。邓小平市场经济理论可以说是富民强国、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指路明灯，成思危由衷地赞赏和佩服。可以说是邓小平的市场经济理论和党的改革开放政策让他有了更加广阔的舞台，也谱写了他事业和人生更加壮丽辉煌的篇章。

　　中国风险投资之父

　　1998年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成思危代表民建中央提交了《关于尽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这就是后来被认为引发了一场高科技产业新高潮的一号提案。

　　成思危在美国学习期间就认识到风险投资对高科技产业发展的重要作用。美国的硅谷在今天已经成为高科技的代名词，而硅谷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风险投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因素。风险投资家不仅为高科技企业提供资金，还提供战略和具体运作建议，为企业招募有经验的经理和寻找客户等。

　　如今，民建中央和科技部每年联合举办一次风险投资论坛，还成立了风险投资研究院，办了风险投资杂志，出版风险投资年鉴，出版风险投资实务丛书，建立网站等等。成思危为风险投资在我国的健康发展奔走呼号，尽心竭力。

　　以民建中央的一号提案为契机，我国风险投资很快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北京、上海、深圳三大风险投资“基地”形成三足鼎立之势，目前，中国约有300家风险投资企业，管理着约500亿元资金，投资于2000多个项目，其中八成资金投向高科技企业。

　　正是因为成思危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他本人也因此而被媒体誉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

　　当新经济浪潮汹涌而来之初，成思危以他渊博的学识和战略家的高瞻远瞩及时为国人解疑释惑。2000年，在一次“新经济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报告中，他指出：新经济的概念应当包含知识经济、虚拟经济、网络经济。知识经济是新的社会经济形态，虚拟经济是新的经济活动模式，网络经济是新的经济运行方式。新经济的到来将对我国经济产生七大挑战。这七大挑战包括：我国与发达国家经济差距更难消除；知识在我国经济发展中作用还很弱小；关键技术和基础设施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不平等难以避免，将构成形形色色的非关税壁垒；发达国家的虚拟资本将大量涌入发展中国家攫取高额利润；跨国公司的发展将会导入母国文化，进而影响东道国的政治和经济；社会观念将会发生变化等。

　　面对新经济的挑战，成思危认为可以采取五大对策。这五大对策是：第一要妥善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平衡；第二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且实现劳动力的战略转移，加快城市化的步伐；第三要发展高新技术，依靠风险投资实现产业化；第四要培养创新人才，加强职业培训和继续教育；第五就是创建以爱国、开放、创新为特点的中国先进文化。这些关于新经济的理性思考在今天仍然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

　　成思危这样描述和总结自己：“我首先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第二是一个务实的理想主义者，第三是一个审慎的乐观主义者。所谓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就是相信科学、实事求是；务实的理想主义者，就是人总是要追求一种理想，可以为理想牺牲一些个人的东西，但这不是空想；审慎的乐观主义者，就是说你总是要对生活抱着一种积极的态度，正如有人说的，乐观主义者只闻到玫瑰花的香，悲观主义者只看到玫瑰花的刺，审慎的乐观主义者则既闻到它的香又看到它的刺，追求玫瑰的香又要防止被刺伤，就是说不盲目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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