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任孟山

　　 8月18日，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举行电视电话会议，会上发布了《关于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意见》、《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管理办法（暂行）》等文件，标志着我国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工作正式实施。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启动，在政治层面上被认为是医疗改革的重要步骤，在实践层面上被纳入解决“看病贵”的具体措施。从现在来看，政治层面上的意义没有问题，它再一次告诉人们医疗改革的进程在继续推动。但是，在实践层面能否解决“看病贵”，则是一个有待观察的问题，我们可以从已经发布的文件中来加以解读。

　　 这些文件虽然看上去和医改文件一样有些费解，但是基本信息大概包括以下四点：第一，政府举办的医疗机构要逐步配备基本药物，特别是要实现基层医疗卫生全部配备使用基本药物。第二，为了鼓励医疗机构使用基本药物，基本药物全部纳入基本医疗保障药品报销目录，报销比例明显高于非基本药物。第三，为了降低药价，将实行政府统一采购，择优选用生产厂商，减少药物的中间加价环节。第四，为了不让医疗机构加价，规定政府举办的基层医疗机构销售基本药物实行零差率，其他非营利性医疗机构逐步降低现有的加价率水平。

　　 毫无疑问，如果基本药物制度顺利推进，人们的“看病贵”的问题会得到缓解。因为，国家之所以启动基本药物制度，就是通过政府之手确定了一些用量大且价格相对不高的药物，用一些不贵的药来治好大家的病。而且，为了降低药价，对采购与使用环节都做了规定，前者使用公开招标，后者即基层医疗机构不加价，其他医疗机构逐步降低加价率。

　　 但是，这能不能必然保证“看病贵”的问题得到解决呢？如果能，还有以下两点必须做到：

　　 一方面是要彻底改变“以药养医”的医院生存模式。药价高昂，且经过医院之手搞出了不少“天价药费”的案例，其中最大的原动力，就是“以药养医”。道理很简单，医院的财政拨款占比很少，大型公立医院的财政拨款只占其支出的5%~10%左右。既然财政拨款不够，医院要维持运转，保证医疗人员的薪酬和福利，又没有类似“医师服务费”的财源，那么，依赖多开药、开贵药的方式来开拓财源也就不可避免。何况，再加上某些医疗机构根据医生的药费指标核算其奖金，更是让患者的药费水涨船高。

　　 从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初衷来看，就是要改变“以药养医”的医疗机构运转模式。不过，就目前正在进行的改革进程来看，财政支持与基本药物制度的节拍并不是很一致。换句话说，如果财政拨款不够，也就不能消除医疗机构“以药养医”的动力，那也就不能指望医疗机构急剧降低药品高加价率。用最通俗的话来讲，如果不给你发放另一份薪水，就让你放弃现在的薪水，几乎不可能。所以，对于现在的改革，我们也可以称之为“赎买”，即政府通过财政拨款，让医疗机构放弃“以药养医”，从而让老百姓得到实惠。不过，“赎买”的前提是准备好足够的银子。

　　 另一方面是要堵住权力寻租的漏洞。实事求是地讲，中国的很多政策都是好政策，如果能够顺利实施，人民群众定会获益不少，但总是被“念歪了经”。之所以总是“歪”，就是因为权力寻租的地方实在太多，称得上是“雁过拔毛”。而从现在的医疗改革方向以及基本药物制度的规定来看，政府占有主导地位。就这样的方向和规定来说，经历过前些年医改“市场化”的失败教训，如此选择没有什么错误。但问题是，要想“市场化”做不好的事情政府可以做好，就必须对权力有监督，让权力运转流程足够透明。

　　 按照政治学的经典理论来讲，你不能设想政府代表的公权力一定会给公众谋福利，因为它自身也是一个利益集团，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要不然，我们不会看到医疗领域中曾经的药监机构集体溃烂，也不会在住房领域中看到经济适用房的政策走形几乎无以复加。所以，在基本药物制度实施中，目录制定、生产供应、采购配送、合理使用、价格管理、支付报销、质量监管、监测评价等各个环节，让权力之手有所忌惮，才能保证基本药物制度要达到的目标。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李玲教授说，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以国家的信誉为老百姓举荐药物”。其实，远不止此，整个医疗领域的改革进程，作为改革之后的再改革，都是用国家信誉在背书。所以，作为推进医疗改革的重要步骤，谁都期望基本药物制度能够消除“看病贵”的沉疴，因为它们之间存在政策层面的必然联系，但是需要有精致的细节设计，用实践证明给所有人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