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3日，工信部部长李毅中称，中国的钢铁生产能力已经达到6.6亿吨，但实际需求只有4.7亿吨，已出现1.9亿吨的过剩产能。针对此种情况，李毅中提出了两个解决方案：一是坚决淘汰落后生产能力，二是三年之内，不要再新建项目。

　　我们认为，行业政策的出台不仅要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也要考虑政策的成本、收益，并与企业的具体经营环境有一定的连续性和一致性。

　　中国钢铁业的上一轮宏观调控发生于2004年。2003年，中国房地产市场剧烈升温，带动了市场对钢材的需求。2003年4月间，中国建筑用螺纹钢的价格每吨约在2600元，到了2004年2月底突破至4200元，10个月内，每吨螺纹钢涨了1600元。政府意识到房地产和钢材水泥等部分经济领域存在局部过热的可能，并出手进行宏观调控。2003年8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提高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2004年4月27日，国务院通知决定适当提高房地产开发、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行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金比例，房地产开发（不含经济适用房项目）均由20%及以上提高到35%及以上。

　　受这些调控政策因素综合影响，从2004年2月底到5月底的三个月时间内，螺纹钢价格从4300元跌落回每吨2650元。另外，当时成长速度最快的民营钢铁企业江苏铁本集团，也因违规建设钢铁项目和偷税而被查处。

　　从上一轮宏观调控可以看出，中国钢铁业的兴衰与房地产的兴衰和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的升跌有很大关联。今年以来，中国的钢铁业也呈现出这种特征。去年受累于房地产低迷影响的钢铁业，在4万亿投资和天量信贷扩张刺激下，紧跟在房地产行业的4、5月份之后，于今年6月份出现了拐点。这说明，接近30%的投资增速对于钢铁业的恢复贡献巨大。

　　但是，这种由固定资产投资所引发的忽冷忽热局面，并没有得到改观。市场本身可以对企业家错误的投资进行纠正和微观调整，而大范围的刚性政策则没有市场这种随时变化的能力，又加之调控的范围过大、力度过强和波及效应等等，使得市场内原本可以依赖自身进行小范围、低程度、局部性的调整，变成大范围的冷热变化。这实质上是政府管理不能取代市场自身管理经济的原因之一。此次钢铁业的调控，所带来的这种风险成本，应与政策的收益进行比较，从而谨慎做出决策。

　　另外，由于固定生产投资拉动的房地产繁荣所致的建筑钢材暴涨，并造成钢铁企业重复大量生产技术含量低的建筑螺纹钢、而不去注重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和技术附加值的现象。比如，中钢协一份针对会员单位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1000万吨及以上企业粗钢产量比重下降2.4％，增速下降5.1％；而300万至500万吨、300万吨以下企业产量增速分别达到了12.1％、9.4％。

　　今年1-5月，300万吨以下钢铁企业中， 河北省盈利情况最好，盈利增长达8.52％；而盈利状况最差的是辽宁，盈利下降2.26％。河北是全国中小钢厂的集合地，而辽宁的主要钢铁企业是鞍钢和本钢两家大型国企。这一事例或许折射出，中国的中小钢企比大钢企的盈利能力和适应能力更强。而盈利强的主要原因，恰恰在于投资结构对钢材品种消费拉动作用存在的差异。4万亿投资主要惠及的是和基建有关的建筑长材，而中小钢企恰恰是长材的主要生产商。这意味着，政府现在刺激经济的政策还需要和产业调整政策进行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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